让“农二代”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图)

在台州市永安农民工子弟学校里，几名外地在台州务工人员的子女在玩耍。
本报记者 田国垒摄
　　“如果不改变社会结构，仅仅依靠心理辅导很难改变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消极心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认为，“90后”农民工的自杀现象不仅仅是个人的心理问题。

　　5月18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发出了联名信，呼吁各方携手，尽快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9位学者在联名信中写道，希望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社区公民。

　　“过去30年，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9位学者在倡议书中提到：“我们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很多人来说，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他们是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

　　“有些人将这些青年人的自杀行为归结到他们的年轻和吃不了苦，我非常不同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对目前流行的这种观点提出异议。郭于华认为，导致进城务工的“农二代”走上轻生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

　　“他们是无根的一代”，郭于华这样形容新生代农民工。相比第一代农民工的故土难离，她认为第二代农民工更加渴望城市生活。“他们渴望摘掉"农民工"的帽子，在城市中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尊严。”卢晖临认为。

　　“当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打工的意义轰然坍塌，前进之路已经堵死，后退之路早已关闭，身陷这种处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这是倡议书中对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剖析。

　　在倡议书中，学者将目前中国企业的发展模式称作“低人权优势”维持的发展。

　　他们提到，应该立即停止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呼吁企业在提高农民工待遇和权利方面做出切实努力，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

　　“现在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就是很多工厂的最高工资，一个月1000多元怎么够生存？”谈到如何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卢晖临认为一定要给予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家的物质保障和希望，给他们尊严。

　　“应该让这些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社会的帮助”。郭于华认为，外出打工的“农二代”被分割成了个体，社会感的缺失会让他们感到孤独、变得脆弱，无形中增加了自杀事件发生的几率。“工会和社会团体应积极地帮助他们，让新生代农民工感受到社会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