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变被动为主动 中美战略博弈“新四点”

　　中美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于5月24至25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沿袭前次的“双轨制”，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并行。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获悉，中美双方在本轮对话中，至少会在10个议题上展开激烈交流，如两国如何重新认识对方、全球或地区性挑战、中国投资环境、双边贸易不平衡，等等。而此次对话可能出现的新现象、新议题、新热点和新挑战，更是令全球瞩目。

　　新议题：如何重新认识对方

　　中美两国在经历2009年“蜜月期”后，2010年初至4月份，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甚至是严重分歧，比如美国对台军售和谷歌事件。

　　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认为，2010年以来的龃龉让双方都重新审视一番各自之前的定位。“如何重新认识对方”这个问题，在前两年的中美对话中并不凸显，如今似乎已成绕不开的议题。

　　“中美关系的灰色地带已经难以维系，年初的博弈已经把双方的矛盾全面暴露，已经到了双方重新审视对方，站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为中美关系定调、定位、定性的时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袁征博士认为，此轮对话恰逢中美关系出现节点的关键时刻，对于中美中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具有定调的意味，会为未来的中美关系研讨一种框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则表示，这次对话首先会梳理年初双边关系出现风波的原因，把中美关系由波折引向正常轨道。这是此次对话的主要内容，也是重要任务。

　　不过，上海太平洋国际战略研究所高级分析员朱晓琳对此另有一番解读：说是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但美国并没有拿出真正的“战略诚意”。因为，美国在传统上一直把“战略”一词用在有盟国关系的国家上，比如美国与日本的国防部长、外交部长之间进行的“2+2”对话，属于真正的战略对话。

　　朱晓琳说，美国并没有对中国真正展开战略对话。此前，中方将外交部与美国国务院之间的对话称为“战略对话”，但美方使用的是“高级对话”，并无“战略”一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双边对话虽有战略意味，但首先，与经济议题混在一起，试图淡化战略价值；其次，使用的仍然是英文“战略”一词的形容词，仅从语意上便知这其中的差异。最后，中美间所谓的战略议题，讨论都还是具体议题，与双边战略框架讨论有本质不同。

　　需要说明的是，“战略议题”一词在英文里往往就意味着军事议题、情报安全议题等。不过，由于中美双方军事互信程度较低，战略议题往往仅涉及全球性或地区性的个案问题。

　　新现象：讨论的全球议题增加

　　中美两国高层都没肯定过“两国集团”(G2)之类的说法，但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全球议题的分量还是会加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访问的中外专家认为，中美需要讨论的全球性议题包括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伊朗核危机、朝鲜核问题与六方会谈、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20国集团”，等等。

　　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5月10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主题演讲时指出，中美关系有一个巨大的变化，即全球议题成为双边关系的中心，通过对全球议题的认识与应对，人们就能理解中美关系处在什么位置，并向何处发展。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两位重量级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和卜睿哲均认为，全球性议题不断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议题，这是中美关系变化的新趋势。这两位专家的一个共识在于，排在前三位的全球议题分别是：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和防核扩散。

　　5月10日，美国顶尖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专门就中美两国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进行一整天讨论，主办方列出六大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其中包括中美是否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全球议题、中美在多大程度上共同寻求在这些问题中的利益、中美如何进行有效的合作等等。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官员、现任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驻中国非正式首席代表韩磊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列出了美国在此次对话中最优先讨论的五大议题，其中有四项是国际议题。这五项分别是伊朗问题、朝鲜问题、气候变化、经济复苏和货币。

　　斯坦伯格甚至用“三个筐”来比喻中美关系中的全球议题。他说，第一个筐装的是安全议题，包括伊朗、朝鲜、双边军事交流等；第二个筐装的是清洁能源与气候变化议题；第三个筐装的是经济危机与全球增长。

　　袁鹏则认为，实际上，美国在对话中更关心在伊核问题上中国是否能跟它步调一致、中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能出多大力、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能走多远、中美如何规避在网络、海洋和太空等美国曾经占据绝对优势领域的竞争、中国在核战略的透明度上有没有什么作为……

　　新热点：从创新政策到欧洲危机

　　在实际对话过程中，经济议题远远多于战略问题。这包括宏观经济与结构性政策、中国自主创新政策、人民币汇率问题、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双边投资条约、高科技出口管制、市场经济地位、贸易不平衡、食品安全、传染性疾病、清洁能源、网络安全，等等。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博士接受采访时说，人民币汇率、贸易保护、金融体制改革是双方讨论的主要经济议题。对话主题是巩固双方的经贸关系，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做出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在关注人民币汇率的同时，似乎更加关注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2009年底中国出台的自主创新政策，引起美方强烈关注。美方担心，中国这一政策会导致“贸易保护”，弱化美国在自主创新方面的巨大优势，进而影响美国在华利益。

　　于是，美方不断通过媒体、智库、游说集团等多种途径，影响中国的决策层。无论是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还是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或是中国美国商会会长，都在最近的发言中对这一政策表示担忧，甚至反对。美国中国商会更是连续采取多种动作，游说中国政府进行政策调整。

　　5月12日, 美国商务部长骆家辉在启程访问中国前表示，美国对中国政府采购政策的担忧将成为对话的主要提议之一，认为中国政府推动自主创新的政策，可能导致外国公司在中国政府采购中处于不利地位。

　　袁鹏分析说：“美国希望中方再次承诺中国市场对美开放，保护美国在华企业。同时，中国企业也面临到美国投资的环境问题。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迫。”金灿荣教授则认为，外国企业超国民待遇的结束是很正常的。中国企业也面临着美国投资市场对中国的封闭，比如，中海油购买尤尼科失败，中远太平洋收购美国长滩港码头被拒绝等。美国提出其要求，同时中国也会要求美国开放投资市场。

　　与此同时，另一个全球性的新热点颇受中美两国注意。欧洲债务危机越演越烈，从希腊发展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斥巨资援助的情况下，欧洲经济问题是否成为此次对话的内容颇受外界关注。对此，韩磊认为，中美对话讨论欧洲问题再正常不过了，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反应。 金灿荣说，“既然我们(通过IMF)出钱，我们有理由来关注这个事情。同时这也关系到两国自身利益。”孙哲博士表示，欧洲债务危机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议题，但是它属于经济发展的困难，双方谈及后危机时代的改革中会涉及欧洲债务问题。

　　袁鹏认为，目前一些欧洲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世界经济第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增加。如果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中国的汇率在这个特殊时期波动，可能会加剧第二轮全球经济危机的风险。这为中国按照自己的节拍处理汇率问题提供了新环境。

　　不过，朱晓琳分析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成为这次对话的主题甚至是分议题，但是，会对与会者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双方会就欧洲问题进行有利于自己一方的解读。

　　新挑战：中国能否变被动为主动

　　“大部分问题在对话之后仍然存在。不过，良好的理解可以把分歧控制起来，把合作扩大。中美关系"态度决定一切"，对话在寻求对方友好态度上起重要作用。”金灿荣说，“从战略意义上看，中美关系在得失上，要算大账而不能纠结小账。”

　　孙哲把对话比作海绵垫，中美关系必然出现摩擦，当我们知道有冲力到来前，垫上海绵垫减缓冲力。

　　袁鹏说：“说不准哪些具体问题能解决，关键是问题解决的程度。”通过对话，有些问题能得到推进，比如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投资环境；有些问题得到控制，比如避免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有些问题得到关注，比如网络安全等新问题。他还表示，中国通过几轮对话保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边际效益。“这次对话的平等性更强，可以预期在中国关切的问题上会有一些突破。”

　　韩磊也认为，很难说每次对话都解决了哪些问题，对话为中美领导人不断地讨论这些重要问题提供了平台。

　　据了解，通过以往的对话，中美双方达成40多项协议，这些协议包括全球经济合作、金融交流、服务业、贸易、能源与环境、食品卫生医疗等各个领域。这些协议有的已经落实，有的正在落实和推进中。这些协议不仅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对稳定中美关系也有重要作用。

　　毋庸讳言，在前几轮中美对话中，美国对议题的设置掌握一定的话语主导权。金灿荣认为，一方面是美国的综合国力强，另一方面美国掌握话语权的能力特别强，这是现实。而随着实力的强大，中国也会学着大声说出自己的要求，未来中美对话在议题设置上将走向平衡。

　　接受访问的数位专家认为，抢占议题设置话语权、加强专业性对话、增强对话技巧可能是中方在今后的对话中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

　　袁鹏认为，首先，中国不仅要学设定议题，也得学会如何提问。以后中方也可以提几个为什么让美方回答；其次，对话要更专业，不能总谈一些大而空的政治性问题，每个问题要有理、有据、有节地说出一些道理出来；再次，对话要讲究策略，要显示灵活，有给有予，对美国要两手对两手，软硬兼施；最后，中国要敢于斗争，要认识到中美关系稳定是为了实现中国国内的发展，只要我们认为有理，同时攸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要据理力争。

　　金灿荣认为，随着中国国力迅速上升，国家利益不断扩展，两国的利益边界处于移动当中，如何协调变动的利益是很难的事情，这就增加了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通过对话，中方可以提高自身把握中美关系的能力，在议题设置上更主动一些。另外，最好能借中美对话机制培养出一套人才队伍，总结对话经验和技巧。

　　袁鹏判断，中美都要调整思路去适应提前到来的“老大和老二的关系”。目前，中美关系已经到了关键点，是时候重新审视双边的战略定位袁鹏说，美国是驾驶员，车上还有其他乘客，但中国已上车。如果中国坐在副驾驶位上，主驾驶累了，副驾驶可顶上。不过，车还是美国的，中国没想抢过来。(记者 袁铁成 马鑫)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