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寓言

　　迷茫的乌珠穆沁

　　帕拉木现在很困惑：政府说养羊使他们的草原退化，所以必须减少牲畜。牧民在为恢复草原付出代价。但是如果乌拉盖河没有水，风也会把草吹干

　　《望东方周刊》记者葛江涛 | 内蒙古锡林浩特报道

　　巴拉山顶，40岁的蒙古汉子布仁巴雅尔双手合十，面对敖包虔诚鞠躬。敖包上的彩带在风中猎猎。

　　天神、祖先，甚至伟大的成吉思汗的灵魂就隐藏在这堆石块之中。布仁巴雅尔，东乌珠穆沁旗巴彦高毕嘎查嘎查长，默默地祈祷：期望他们赐予更多的水，延续草原和牲畜的生命。

　　敖包背后三五米外的悬崖下，原来绿油油的草场已经泛出大片白色碱渍。由于乌拉盖河上游的那个水库，更远处的泡子也已干涸，数万亩湿地沙化荒芜。

　　夕阳西下，金色的太阳躲进天边的云层。布仁巴雅尔望着伊和淖尔干瘪的“遗骸”，脸上的忧伤无法隐藏。

　　自从祖先，传说中的铁木真16世孙陀罗博罗特带领部众从漠北艰难地迁移到这片广袤之地，这个也许是最古老的蒙古部落就开始在乌拉盖河的滋润下繁衍生息。

　　大草原就是他们的全部，这使他们敏感、甚至盲目地与所有想进入草原的人战斗。如果失败，他们宁肯回到戈壁，也不愿意与人共享草原。

　　不过，700多年来所有的风雨也许都比不上最近10年的改变：乌拉盖河没有水了。

　　葡萄山的主人

　　乌珠穆沁草原上的牧民相信，自己身上流淌着成吉思汗的血。

　　口口相传的历史说，他们最早生活在阿尔泰山脉的葡萄山。大约在14世纪，漠北蒙古贵族内战，作为首领的陀罗博罗特带领部众内迁。由于血统，他们到达内蒙古后理所当然成为察哈尔本部的成员---只有黄金家族的后裔才能拥有这个资格。

　　100多年后，一位首领、陀罗博罗特的孙子决定使用乌珠穆沁来命名自己的部落。它在蒙古语中正是“葡萄山的主人”的意思。这片草原也因此被叫做东、西乌珠穆沁。

　　因为祖先，东乌珠穆沁到今天仍然固执地保留着敖包。

　　敖包在蒙古语里是“堆子”的意思。当铁木真与蒙古各部作战时，每征服一个部落就在这片草原最高的地方垒起石堆，插上象征刀剑的树枝，作为征服的标志。“堆子”摆满草原，他也成了成吉思汗。

　　从布仁巴雅尔记事时开始，他们就在巴拉山顶的敖包祈祷。特别是旧历6到8月，牧民们按照顺时针方向绕敖包走三圈，并向敖包上添加石块，同时合十鞠躬祈祷许愿，叫做敖包祭。

　　巴彦高毕嘎查的敖包之所以坐落在这个悬崖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神圣的所在。传说中成吉思汗在这里捕杀黄羊：他带领蒙古勇士们骑着骏马把黄羊赶上悬崖，惊恐的黄羊群一路狂奔，冲到坡顶后收不住脚就会摔下悬崖殒命。

　　这座山因此被叫做巴拉山---蒙古语“悬崖”的意思。

　　布仁巴雅尔从小就听父亲讲在巴拉山围捕黄羊的故事，不过自己从没亲手抓到过黄羊。但住在伊和淖尔南边乃日木德勒嘎查的帕拉木是见过的。“黄羊成群结队。”59岁的帕拉木说上世纪50年代还有很多黄羊在附近生活。最多的一次，有几万只黄羊从泡子岸边往北跑去，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

　　不过随着泡子越来越少，黄羊也消失了。

　　敖包祭这一天，每个牧民都从家里翻出最漂亮的红色、黄色或者深蓝色蒙古袍，腰系红色或绿色的缎带，再配上刀子、火镰、鼻烟盒等饰物，像祖先那样斗志昂扬地摔跤或者赛马。

　　女人们则用红色或蓝色的手帕缠住头发，佩着珠宝或银饰，眼睛紧紧盯着自己喜欢的赛马手或者摔跤手。如果是未婚姑娘，往往可以在这里找到令她暗生情愫的小伙子。

　　但是最近这些年，求水成为巴彦高毕嘎查在敖包祭中的最大愿望。

　　吃老鼠的羊

　　蒙古民族随水草而居，遇到天然水塘就会想办法保持干净：不能在河里洗澡、不能洗衣服，更不能倒垃圾和大小便。

　　老人往往教导孩子：如果在水里洗澡或者往水里扔东西，身上就会长东西。蒙古族牧民也不吃河里和泡子里的鱼。“因为不用船，到泡子对岸要绕出去100多里地。”帕拉木说除鱼类外，鹤、天鹅在泡子边下的蛋也不能捡拾：只有保持所有生命原来的样子，才能有最好的草原。

　　大草原上曾经聚集着诸多湖泊和沼泽：乌拉盖淖尔、伊和淖尔、巴彦淖尔、准夏巴尔、哈夏图淖尔、嘎鲁图淖尔、贺斯格淖尔、舒图淖尔、呼热图淖尔、查干淖尔、额日淖尔⋯⋯

　　虽然有这么多水泡子，但乌珠穆沁祖先的性格还是像火一样。在努尔哈赤时代，他们与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后裔林丹汗作战。因为觉得无法抵抗对方对这片草原的侵蚀，首领带领一些部众外迁到今天蒙古国的克鲁伦河一带驻牧。

　　一直到1945年，统治这里的西乌道尔吉王还曾与乌兰夫的骑兵发生冲突。兵败后，他又带领东乌珠穆沁旗的6个苏木（一种介于县及村之间的行政区划单位）北迁克鲁伦河。很多老年人还记得，他们的兄弟或者姐妹就此一去不返。

　　60年代，与水有关的变化接踵而至。61岁的牧民斯楞完整见证了这个过程。

　　先是在斯楞家上游几十公里的地方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兵团的开垦持续了不到10年，转移到一个政府单位手中：乌拉盖农垦局。1980年，农垦部门在乌拉盖河上截断河水，建起水库。

　　从那时起，一些小泡子开始消失，但并未对下游整体的水草产生太大影响。

　　1998年，乌拉盖水库的大坝被洪水冲决。混合着新鲜泥土的河水冲向下游，将伊和淖尔等泡子结结实实地充满。

　　“那两年水草特别好，牲畜长得就好。”斯楞说，1998年到2000年正好肉类价格上涨，也是这么多年来他们收入最好的时候，一些牧民家还添置了摩托车。

　　2004年，乌拉盖水库建起了更高的大坝。斯楞发现。水库从此不再向下游放水。

　　从此以后每有风刮过，就会以干涸的湖心为中心，向四周吹起漫天尘沙。住在淖尔---水泡子下风口的牧民在湖底干涸后不得已搬走，“半夜里因为漫天沙子看不到路，有些牧民就在屋子和羊圈中间拉上一条绳子。”几名牧民都向本刊记者讲起，泡子干涸后曾有牧民在杀羊时，从羊肚子里扒出老鼠。

　　消失的牧草

　　像所有蒙古族家庭的家长一样，帕拉木是一位庄重的老人。他要带领一家10口人经营这8000亩草场。帕拉木的房子就建在草场里的一个土坡上，周围被铁丝网栅栏围住。草场里稀稀拉拉散落着几十只瘦弱的绵羊。

　　虽然牲畜数量连年减少，但帕拉木说他家的草场早已不够用---草原上的牧草越来越少。他现在不仅要购买大量干草料，还得向嘎查的其他社员租用草场来放牧。

　　接过老伴双手递上来的奶茶，慢慢啜一口，又从窗台上摸起火柴，点燃一根香烟。看着窗外草场地里绵羊们脚下的稀疏黄草，烟雾后面的帕拉木一脸凝重。

　　旧历3月8日刚刚过去。他年轻的时候，牧民会在这一天组织起来，穿上盛装去打狼，“谁最后打死狼，就有权力把狼胆切下来吃掉。”帕拉木说有一次因为泡子里芦苇太高，他骑马经过时还被绊倒。

　　现在，泡子没了，他家往南和往西500米外，地面都裸露着。有的地方已经被沙子覆盖。

　　随着草场产草量的逐渐减少，帕拉木也在调整家里牲畜的数量，“原来2300多只羊，牛、马和骆驼有400多头，到春天接羔时忙得不行。”咂一口烟再吐出来后，他说现在他家只剩下1000只羊，牛、马和骆驼加起来还有140头。

　　帕拉木说，最近的一户邻居在十几里地外的伊和淖尔谷地。当本刊记者找到时，三间砖瓦房已空无一人，附近一排几十米长牲畜圈里堆起十几厘米厚的沙子。

　　“他家早搬走了，别说是人，就是牲畜也没办法在这样的地方生存。”虽然牧民已经搬走，但巴彦乌拉嘎查嘎查长呼日查经常会到这片黄沙里查看房屋的情况。

　　风沙的侵袭和草场的退化不仅仅影响这两家。在拥有120多户社员、61.7万亩草场的巴彦乌拉嘎查，2000年以前有3万多头牲畜，现在不足2万头。

　　“有些贫困户家里已经没有牲畜了。”呼日查说草场的沙化和碱化对他们嘎查的影响特别大，有6万亩草场已经不再产草。

　　帕拉木的期望

　　草原消失太快，这让东乌珠穆沁的牧民们不知所措。伊和淖尔附近的这些纯朴牧民和祖先一样，不愿意说不好的事情。

　　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无法用普通话与外界沟通。

　　一些人最近才知道水库的事情。因为相距最近也有十几里地，每次见到邻居或者陌生人他们都会聊很久，聊所有知道的事情。

　　但是知道水库的存在又能怎么样呢？它有200里地远，骑马也要走几个日夜。乌珠穆沁曾经专门为成吉思汗的近卫军---“怯薛军”生产军马。可即使最好的马匹也跑不过汽车。

　　路上要经过的那些陌生世界，他们只从信号模糊的电视上看到过。出去打工的年轻人回来抱怨说，那里到处都是规矩和束缚。不像在乌珠穆沁，时间都是草原给予的，不需要看着表出去工作。

　　虽然有点恐惧，但帕拉木和他的乡亲们还是很渴望知道外面的消息。他希望，有一天孙子们能到外面去上学，那样他们就可以真正知道草原消失的原因。

　　帕拉木现在很困惑：政府说养羊使他们的草原退化，所以必须减少牲畜。牧民在为恢复草原付出代价。但是如果乌拉盖河没有水，风也会把草吹干。

　　在东乌珠穆沁，1000多头牲畜每年纯收入能有五六万元，但支出却在成倍增长。休牧时期购买牧草已经成为最大的负担，每年都要增加几千元。

　　帕拉木也说不清明天的生活会怎么样。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回来说，他们的生活必须要改变。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住在砖瓦房里，只有吃奶食、说蒙古语以及放牧和祖先是一样的。

　　也许有一天，他们也要像其他草原的牧民那样到外面的世界生活。■

　　鄂尔多斯也差钱

　　“央企把资源挖走后，留下来的是生态破坏严重的沉陷区”

　　《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内蒙古鄂尔多斯报道

　　在目睹了锡林郭勒以及整个内蒙古大草原的衰退现象之后，《望东方周刊》带着好奇来到了鄂尔多斯。这是一个在其他盟市采访中不断被提起的名字：官员们解释说，可以像鄂尔多斯那样通过“先开发—后获利—再修复”的链条来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

　　鄂尔多斯在最近几个月来一直被聚焦：巨大的空城、遍布街道的豪华汽车，当然还有它快速增长的GDP和财政收入。

　　不过，根据本刊记者了解，走强的鄂尔多斯在生态恢复中正面临“缺钱”窘境。

　　力不从心反映了这个传奇城市不为人知的乏力：虽然为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资源和利润正源源不断地输出，地方并没有获得足够的实惠。

　　国家大项目少了

　　“2005年以前，鄂尔多斯的生态修复依托国家重点工程，此后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投入。”鄂尔多斯市林业局副局长贾继良说。

　　和内蒙古大多数地方一样，鄂尔多斯也是先出现河水干涸，然后沙土掩盖了草原。1998年到2000年，连续3年大旱加剧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恶化。

　　2000年，鄂尔多斯在整个自治区率先推行“禁牧、轮牧、休牧”制度。鄂尔多斯市农牧业局副局长白晓明说：“一开始政府不拿钱，让农牧民把羊圈住。老乡都是白天圈起来，晚上放出来。跟打游击战一样，山上插着消息树。禁牧大队一来，树就被放倒，牧民赶紧赶着羊群回家。”这一年，鄂尔多斯的财政收入不到16亿元。

　　胶着对峙的情形，随着2002年后国家一系列重点生态工程项目的实施得以扭转。以退牧还草工程为例，2002年到2008年总投资11.92亿元。其中国家投资5.28亿元，还负担了饲料粮补贴折合现金4.75亿元，地方配套仅1.89亿元。

　　6年中全市三分之一的草场完成退牧还草。在2004年全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现场会上，鄂尔多斯的代表曾感叹：“如此巨大的投资在我市草原生态建设史上前所未有。”

　　2005年前后，鄂尔多斯各旗县发现事情有了变化。“比如在退耕还林项目上，国家新增的造林任务每年都在不断减少。”令杭锦旗林业局局长梁长胜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杭锦旗按照以往标准准备造林10万亩，但当年国家造林任务突减，这10万亩林的补贴没了着落。“农牧民都垫钱造好了，没法交代，旗县压力很大。最后上报国务院，2004年解决1000亩补贴，2005年底国家追加了1.5万亩，2007年就彻底停掉了。”

　　整个鄂尔多斯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惑，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农牧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据2009年的调研报告，一只羊因休牧增加的饲草料成本在60元左右，每户至少有300只羊，成本就要增加1万多元。而2009年鄂尔多斯农牧民的人均纯收入为7800元，户均纯收入也就2万多元。

　　在2005年前后，各级旗县农牧民因为禁休牧后的负担增加问题，曾用多种方式向上级反映意见。

　　掏钱买生态

　　正是从2005到2009年，鄂尔多斯的GDP从550亿元增长到2100亿元；财政收入从93亿元增长到365.8亿元。

　　有效的生态恢复其实是用钱砸出来的。国家投入减少后，有了钱的鄂尔多斯决定自己承担投资。“这不是说拿上一两年的钱，一旦投入就要一直投下去。生态补偿只有财力好了才能做。”白晓明说。

　　首先仍是维持禁休牧。以实施退牧还草工程150万亩的鄂托克旗为例，虽然草原植被已有明显恢复，却远未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一旦解禁，草原肯定会重新退化。

　　骑虎难下的鄂托克旗最终决定维护禁休牧措施：在当年地方财政收入6亿元的情况下，拿出540万，用来填补“大项目”退出后的补贴资金空缺。

　　不过在整个鄂尔多斯，市级财政仍负担了生态修复的主要部分。在财政较弱的杭锦旗等地，市里财政承担90%；即使在财政较好的乌审旗，市财政也承担了70%。

　　如今，无论走在鄂尔多斯市区的街道上，还是在各旗区的高速路上，一眼望去，路两侧都是高高低低的嫩青树苗，虽未形成茂密之势，却也能看出鄂尔多斯“掏钱买生态”的效果。一位前来参观的锡林郭勒盟官员不由感叹：“先开发、后保护这条路还是行得通。”

　　不过，只有鄂尔多斯当地官员明白，生态治理成本正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比如，由于生态损伤严重，现在治理对象都是高大的沙丘。1亩要比小沙丘贵出100元左右。另外由于无法进入，只能用飞机“飞播”。过去一亩地飞播成本56元时，国家投40元，当地负担16元。现在1亩地达到1000元左右，国家还是投40元。

　　不过，这些看起来几乎都是“小钱”。2006年为了彻底实现“自然恢复”，鄂尔多斯决定将占当地国土面积51.1%的禁止开发地区农牧民搬迁出来。

　　这种模式是目前整个内蒙古最为流行的生态恢复办法，并被寄予厚望。

　　生态移民的核心问题是保障制度。鄂尔多斯市农村牧区人口转移办公室主任金琦告诉本刊记者，目前鄂尔多斯的生态移民政策主要有4项：每人每年4000元生活补贴，纳入城市居民养老保险，政府负担初高中生在职业技术学校学习的学费。最有吸引力的是农牧民退出宅基地后，由政府在城镇转入地无偿提供一套70平米的住房。

　　极富含金量的移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牧民的担忧，到2009年搬迁计划已推进了一半左右。但它也使鄂尔多斯感到意料之外的压力：虽然勉强保证了养老保险等投入，但住房建设相对滞后。2007年到2009年转移出来的农牧民安置房缺口接近2万户。

　　2009年，鄂尔多斯市规划了18个“精品移民小区”，总投资超过67亿元。政府通过贷款融资33亿，市县两级财政拿出20亿配套资金。在杭锦旗这样财政收入刚刚突破3亿的地方，市级财政负担90%。

　　然而，就是这10%仍让杭锦旗很有压力。在该旗走访生态移民时，本刊记者发现还没有多少人享受到70平米的安置房。杭锦旗农牧业局副局长杨永茂表示，只有等市里投入的大盘子下来，旗县才敢配套，否则资金缺口太大。

　　18个移民小区只是解决前三年、2万户的安置房。经测算，到2012年鄂尔多斯需转移农牧民42.13万人，总投入接近300亿元。

　　财政收入第一的困惑

　　生态移民的投入在鄂尔多斯市统筹城乡重点建设领域投资概算中，已远超过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等开支。鄂尔多斯市财政局副局长高子奎告诉本刊记者，市旗财政要做的事情很多，很难持续投入那么多钱，就算协调贷款也不容易，“每年还本付息的压力也很大。”

　　“现在我们向自治区要钱也不可能，鄂尔多斯财政收入自治区第一，只能要一些政策。”金琦说。

　　对于内蒙古“财政收入第一”的美誉，当事者有着另一番感受。

　　365.8亿，同比增长38%，这是最近一再被人们提起的2009年鄂尔多斯市财政总收入。但外界很少关注的是，其中上划中央175.4亿元，另有28.3亿元上划自治区。而2009年鄂尔多斯单是社会事业支出就达到了138亿。

　　“尽管财政收入迅猛增长，但是一半都上缴了。”地方财政部门官员说，从2005年开始鄂尔多斯的上划收入就接近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到2008年，这个数字超过一半。

　　“上面的看法是，你GDP增加一点，国家就少一点补贴。比如以前国家还有对农牧民的培训资金，去年开始这个也没了。”自治区发改委的官员说。

　　地方政府也曾希望借助社会资本。鄂尔多斯林业局产业办主任刘彩霞表示，林沙产业在鄂尔多斯发展20多年，但回报率相当低，收支只能基本持平。有些企业像毛乌素沙漠生态发电项目甚至连年亏损。

　　鄂尔多斯的窘迫在于，生态恢复看起来只有硬投入难有硬回报，“比如盖保障性住房。”当地官员说，这种民生问题只能由地方政府负担。

　　不过，每年巨大的、由出卖资源得到的财税收入并非由鄂尔多斯自己“拥有”。

　　比如，煤炭行业税收在鄂尔多斯的财政收入占46%，但这些矿区主要属于神华这样的央企，“它们在北京纳税”。

　　金琦说，这些煤炭企业的税收主要是国税，按增值税算75%给国家拿走，留在地方很少。在煤炭行业外，鄂尔多斯最重要的煤化工等行业的情况也大体相似。

　　在央企煤矿较多的伊金霍洛旗，去年财政收入80亿，地方可用财政只有18亿。另一个是准格尔旗，财政收入过百亿，留下的只有30亿。

　　“央企把资源挖走后，留下来的是生态破坏严重的沉陷区，潜在影响很大。地方政府想解决，财政又拿不出那么多钱。”高子奎说。

　　鄂尔多斯地方旗县与央企的关系非常复杂。过去鄂尔多斯没有资金开发矿产，是央企的到来解决了交通瓶颈等基础问题。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以生态补偿为核心的博弈了。

　　生态补偿金的麻烦

　　例如在年产煤1.2亿吨的伊金霍洛旗，到2005年前后矿区矛盾已经激化。国有煤矿年产量接近8000万吨，虽然对矿区群众有所补偿，但每年金额不定，而且保持在低水平，结果煤矿经常受到附近群众“围攻”，导致临时停产。

　　2006年底，伊金霍洛旗与境内12座国有大中型煤矿协商，希望收取生态补偿资金。

　　“咱们也是逼得没办法，每天都要面对矿区老乡的大量上访。”伊金霍洛旗矿区生态环境恢复补偿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高凌云对本刊记者说，当时伊金霍洛旗提出的数字是对方每产一吨煤炭地方收取1.8元。

　　“企业方面抵触情绪大，直接发问：为啥要收我们钱，中央也没这个政策，不就是个地方规定嘛。”伊金霍洛旗委的一位官员说。

　　谈判是不对等的：伊金霍洛旗的书记和旗长都是处级干部，境内最大的国有煤炭企业神东公司隶属于神华集团，“说了算的都相当于咱们政府里的厅局级，更别说找神华了。”

　　央企的强势在鄂尔多斯展现。“他们看好哪块煤，直接从北京批下来，自治区都管不了。”一位地方官员说，地方政府已经确定发展煤炭附属产业，“避免与央企争资源，争也争不过。”

　　现实之下，政府通过煤炭协会与企业协商。他们最后这样说服企业：“你在这里采煤，政府统一给你解决矿区矛盾。”

　　不过根据2009年底伊金霍洛旗的测算，补偿资金要提高到每吨煤收6.8元。因为后来确定要为生态移民缴纳养老保险：每个移民政府都要出12.15万元。而且安置房的建设成本也由每平方米800元上升到2000元以上。

　　伊金霍洛旗本来希望这个标准从2010年元旦开始执行，据说，到现在还没有谈妥。

　　高凌云说，企业也表示，生态恢复的成本现在确实越来越大，但每吨煤最多只能给3元。

　　不过和鄂尔多斯境内那些连1.8元都没有得到的旗县相比，伊金霍洛旗算是幸运的。“这样操作是有益的，但有的东西不能强行，毕竟企业比较大，不好整。”一位地方官员说，“国家法律里并没有相关的补偿标准。如果有国家生态补偿标准就可以强制执行，最少自治区一级应该出台规范性的文件。”

　　不过，自治区也不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有报道说，内蒙古与神华这样的大型央企在资源税的征收标准等方面都存在分歧。

　　内蒙古方面一度希望，资源税应从价计征，资源行业的大型央企则希望从量计算。二者之间相差上百亿元人民币。

　　在首次成为中国第一大产煤省的2008年，内蒙古获得的煤炭资源税为14.72亿元，在全部1107亿元税收中仅占1.33%。

　　“没钱就没法恢复生态，鄂尔多斯也不例外。”一位地方官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