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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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就做好”，是富士康的员工常见的口号式宣言。南方日报记者丁玎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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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富士康的工业园内，图书馆、网吧、咖啡厅、游泳池等设施一应俱全。很多员工的评价是“富士康还不错”。南方日报记者丁玎摄 |
为何出现“连环11跳”?自杀能否仅归结为80后90后的脆弱?本报记者试图找到答案
富士康跳不出的“代工”天花板
“宁愿支付加班费，也不能让整条线停下来”，机器一关一开，损耗极大。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间的时间空窗，厂方大多数时候会通过让工人“自愿”加班来填充。
最小的成本必须依赖最严格的设计管理。在富士康，员工和企业都是依赖IE(工业工程管理学)来管理，每一条生产流水线的每一个员工的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被“分解”。
受到拷问的并非只有富士康，而郭台铭的“无法保证”也并非推脱。因为，在现有的“代工模式”下，这样的惨剧仿佛早已成谶。
南方日报记者徐滔谢苗枫实习生王猛深圳报道
就像锈蚀的螺丝钉那样，滑下，从富士康急速流转的生产线上。
2010年5月25日凌晨6时35分许，入职仅42天的19岁员工李海从观澜街道樟坑径富士康华南培训中心C4幢5楼跳下。
他的丧命，再次坠入一个统计数据，将今年深圳富士康坠楼人数推至11人。
不过，工友说他很“幸运”———他的死终于惊动了公司最高层。昨日，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在深圳富士康面对媒体的质问，他再三鞠躬致歉，但也始终无法承诺，“即使将我丢下楼，也无法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
受到拷问的并非只有富士康，而郭台铭的“无法保证”也并非推脱。因为，在现有的“代工模式”下，这样的惨剧仿佛早已成谶。
连环跳背后的冷漠王国
上班眼前是冰冷的机器，下班身旁是熟悉的陌生人。厂房—食堂—宿舍，周而复始，单调乏味的生活，看到的别人就像镜中的自己，疲惫、劳累，满眼的乏味。
历数11跳可以发现，悲剧当事人基本上都是所谓“80后”、“90后”。这一代人，属于新生代农民工。和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身上的标签在公众话语中不断累积:脆弱、浮躁、不能吃苦……
但这似乎并不能成为11跳的注解。
19岁的李达来自河南，进厂半年，“出来打工为了赚钱，不吃苦哪赚得到”，他说，比起父母，他们这一代压力已经小了很多:独生子，家里负担不重，打工的工资甚至都不用寄回家，只需养活自己。
他说，父母也年轻过，也曾出门打过工，在他们20岁的时候，甚至比自己还“不知所措”，“遇到困难时，我们甚至比父辈处理方法更多”。
简单地将自杀原因归因于某一时代的特征，略显简单化甚至情绪化。日前，9名社会学者针对此事发出公开信。
专家称，一个时代一个人群，他们的心理特征背后也是更具结构性和社会性的力量的塑造。他们是一个特定而普遍的群体，通过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去进一步挖掘出背后更加巨大的社会性根源，才是一个负责任的解读。
除了对年轻人心理状态的质疑，富士康“血汗工厂”的批评也不绝于耳。
在昨日的参观中，厂方带领记者走进员工食堂和宿舍。
站在泳池的员工宿舍外，一位台湾记者不断向工作人员询问，“这真的是员工宿舍，不是干部的宿舍吗?”面对镜头，该工作人员毫不含糊，“这是员工享受的福利之一”。这名记者在本子上认真地写上“豪华”二字。
好的条件并非仅限于此。一位员工称，这里条件比学校优越，花销却比学校少。食宿免费，公司为每人提供每天11元的餐费，菜的味道虽然一般，但油水却很重。
要是不想住宿舍，只要入职满3个月，都可以享受每月150元的租房补贴。在这里，甚至不用自己洗衣服，脏衣服只需交给洗衣房即可。
在园区内，图书馆、银行、食堂、网吧、咖啡厅、游泳池等设施一应俱全。很多富士康的员工的评价是“富士康其实很不错”，他们说“在富士康里，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都能让人体会到，虽然工作上有差异，可同仁之间身份却是平等的。”
更为关键的是，富士康的工资水平并不低，算上加班工资，最初级的普工一个月薪水甚至可达2000多元，这是一般制造企业无法达到的“高峰”。
摆在吴云面前的是一条不断转动的传输带———4年来一向如此。他的任务，给一台著名名牌电子产品安装某个小部件，装完后，产品传送到下一环。
整个过程，他不能说话，甚至最好别抬头:一旦手慢，前面工作台上的产品立刻会堆积如山。每两个小时间的间歇，是上厕所时间。
上班眼前是冰冷的机器，下班身旁是熟悉的陌生人。
厂房—食堂—宿舍，周而复始，单调乏味的生活，看到的别人就像镜中的自己，疲惫、劳累，满眼的乏味。
富士康，看起来很美。但揭开美丽的面纱后，冷漠却如影随形。
被机器挟持的“加班帝国”
在这里，流水线生产做到极致，“效率”成为企业的全部。一个个的人，成为企业追逐利润的“智能零件”———服从管理、按劳取酬。
“眼到，手到，心到!我第一次就做好!”类似口号式的宣言，在富士康工厂流水线上随处可见。“第一次就做好”，对于员工而言，意味着他不会受罚，能拿到全额绩效。
对于厂方来说，如果第一次做不好，整条线产品返工，工作效率受损。这绝对是不允许的，入厂8年，已做到组长职位的湖南女孩丁晓芳说，一个人的差错，可能会导致一群人做无用功。
在工厂的严格规定下，工作变成像尺子一样精确。丁晓芳“手下”的一位女工，盯着一块电路板，两个眼珠几乎凑到一起。如果有纰漏，在她这一关必须排除，否则，全线返工的代价可能意味着她的奖金泡汤。
在这里，流水线生产做到极致，“效率”成为企业的全部。一个个的人，成为企业追逐利润的“智能零件”———服从管理、按劳取酬。
“还不如那台机器，它至少还有声音，我连话都不能说。它至少还值钱，我却分文不值”。吴云说，在平时的闲聊中，不只一个人有这种想法。
钱，在看不到前途的生活中，成为唯一慰藉。
富士康的流水线上的普工，月基本工资只有900元(今年5月起调整为1050元，但还没有结发工资)，每加班一个小时大约9元。随着入厂时间的增加，基本工资会往上涨———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短期而言，提高收入的途径只有加班，特别是周六加班。周六的加班工资是正常工作日的1.5倍。
每个月的10号，与其说是发工资的日子，不如说是“比赛”。拿高加班工资的人，很容易将笑意挂在脸上。并不太高的人，私下打听同事的高工资，啧啧呼叹之余，将“目标”再次提高。
吴云说，很多人陷入一种怪圈，即使是累得不能动了，一旦听说加班，仍然两眼冒光。至于原因，他觉得已不是简单地需要钱，而是心理满足大于物质需求。
一名台籍生产主管朱复铨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在这里，工人要加班，想加班，写信给他们请求加班。
而对于厂方而言，员工加班他们求之不得。“宁愿支付加班费，也不能让整条线停下来”，吴云说，机器一关一开，损耗极大。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间时间空窗，厂方大多数时候会通过让工人“自愿”加班来填充。
没人确切知道，员工加工一小时，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利润，但工人们私下猜测，至少是几百倍。
他们干的活只是简单的重复，即使是有技术含量的活，那一点点技术含量也被时间消磨得一干二净。而往往是熟手，他们是工伤事故的主要受害者。“淹死会水的”工友们开玩笑说。
当想尽办法加班，赚取加班费，成为生活最大的动力时，人容易变得焦躁。一旦加班时长不理想，赚钱不如预计，工人们很容易发怒。
工人们能看到工资卡上数字的变化，却永远看不见公司同样面临的无奈。
“最赚钱”的产品，廉价的“中国组装”
苹果4月3日首发iPad以来，销售情况一路走高，随后借势推出WiFi版、3G+WiFi版，最低售价499美元；但调查显示，苹果为“中国组装”所埋单的费用仅为每台11.2美元。
5月10日，发工资的日子。
自动提款机外，往日疲惫乏味的躯体因多了“钱”味而有了生气，甚至觉得连到不远处的手机店，看看新版iPhone，也有了底气。
事实上，支持iPhone每一个“超炫”功能的零部件几乎都来自这些工人之手，只是他们从未试过或想象过掏出比一个月工资还要多的钱，去把最终成品带回家，“炫”给家乡的父母看。
这是富士康最显性的“剪刀差”:生产着世界上“最赚钱”的产品，却拿着“最低工资”。
更讽刺的是，苹果4月3日首发iPad以来，销售情况一路走高，随后借势推出WiFi版、3G+WiFi版，最低售价499美元；但根据美国权威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调查显示，苹果为“中国组装”所埋单的费用仅为每台11.2美元。
iSupply的调查结果还显示，售价499美元的iPad所有零部件的成本仅为219.35美元，不到其零售价格的一半。其中苹果开发的A4处理芯片每个26.8美元，16G的存储芯片为29.5美元，最贵的元件是9.7英寸的触摸显示屏，由韩国LG公司制造。换句话说，“11.2美元的组装费”在总体利润高达50%的盈利链条中，基本上“只是零头”。
然而，为了生存，富士康只能在这样的“零头”中挤取利润。
最小的成本必须依赖最严格的设计管理。
在富士康，员工和企业都是依赖IE(工业工程管理学)来管理，每一条生产流水线的每一个员工的每一个动作细节都被“分解”。“也就是说，在每天重复10小时下，每一个动作的时间成本是可以控制的，继而每一个零部件的完成时间成本是可控的。”曾在深圳富士康担任“线长”的徐晖说，“细分的好处就是保证每条生产线的稳定产能，最终精确计算出客户订单的交货日期。”
细分导致了庞大的架构。据介绍，富士康的管理职务由低至高可简单分为: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而在每一层级的职位中还会再细分，比如经理还会再细分为经理、资深经理；协理则可分为协理、资深协理等。
在这个金字塔式的架构中，最底层的就是普工，占重却超过85%，注定了他们收入基准的可上调空间必须为最小值。提高收入的途径只有加班，“利益驱动是提高效率的法宝。”徐晖说。
于是，在“科学细分”的生产环节和层级薪资设计下，1988年在深圳建厂后的富士康实现了爆发式增长，工厂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深圳地区的员工人数达到42万人，在中国大陆地区的总员工数则已超过80余万。富士康连续7年居大陆出口200强之首，2009年在《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企业500强中居第109位。
据富士康国际(02038.HK)去年的年报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集团共拥有雇员11.8万余人，较2008年同期的10.8万人明显增加；但同时，2009年员工成本总额为4.85亿美元，比2008年的6.72亿美元大减1.87亿美元。“员工人数增加了1/10，而员工成本却减少1/4，可见，员工的工资水平在不断受到挤压。”学者黄桂萍说。
将近30摄氏度高温之下的深圳龙华东环二路富士康科技集团南门:门内，在尽量压低劳动力成本提高产能的“盈利模式”下，工人如机器一般旋转；门外，每天仍然有超过2000人揣着各种各样的梦想在排队求职。
“做工长点没有关系，在农村干事惯了，这里还包吃住。”队伍中，来自江西的17岁小姑娘二英顾不上擦汗就说，“存够钱了，让弟弟妹妹多读点书。”
防止“下一跳”，先跳出代工的“天花板”
和死相比，当然是活着好；但和其他代工企业相比，还是富士康好。
这样的黑色幽默，恰恰告诉我们珠三角“代工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高高的围墙和铁丝网，筑成一个“富士康王国”。如果不是接连发生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外面”的人仍然保留着对它“应有”的解读: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的22%，每年为深圳创造出超过百亿元的税收。
但当无法解释的、甚至连富士康本身也“无计可施”的“11连环跳”摆在公众面前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认为，必须要审视富士康所采用的“代工模式”。
“只要赚到钱，只要赚到利润，就可以尽量地压榨劳动力成本，让工人工资变得很低。同时在这种模式下，劳工被分割、被管理，缺失了社会连带、社会关系，形成了个体的孤独和沉默。”郭于华说，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再加上一眼就可以看到头、重复的、几无升迁进取机会的生活，压力就很容易找到生命最脆弱的一环。
然而，更悲哀的是，富士康仿佛还拥有“相对优势”。
天涯论坛上一位网友的留言:“我不想去富士康，但还能去哪儿?相比之下这已经算很正规的了!”
和死相比，当然是活着好；但和其他代工企业相比，还是富士康好。
这样的黑色幽默，恰恰告诉我们珠三角“代工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在像苹果这样的拥有品牌和技术的巨型公司面前，为争取到大量的订单，即便如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之王”也已经矮了一截。加之行业间惨烈的竞争，代工厂商们很难有能力改变其被压榨的现状，结果只好倒逼员工，把“代工利润”的最后“黑手”伸向了最脆弱的生产一线员工。
“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要品牌没品牌的‘代工模式’必须在珠三角转型。”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一位教授指出，为了降低人力成本确保利润，富士康自进入内地以来就已经是一只追逐廉价劳动力而迁徙的“候鸟”。
从最早进入的以深圳为主基地的珠三角，再到以昆山为核心节点的长三角，接着顺势向北延伸到烟台、秦皇岛等环渤海湾，乃至东北老工业区沈阳等地。近几年又从沿海转向了以武汉、山西、重庆为代表的华中西部地区。“当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以更廉价的劳动力吸引代工工厂时，我们难道要再压低员工们的工资、再延长员工们的工作时间吗?”
“如果说，以廉价劳动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资本匮乏等历史条件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选择的话，走到今天，这种发展战略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博士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9名社会学者在紧急发出的联名信中指出，当我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时，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
联名信作者之一的中山大学社会学学者也表示，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在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富士康发生的悲剧，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发展模式。”
要防止“下一跳”的悲剧，就要先跳出“代工”的“天花板”。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者认为，地方政府的GDP崇拜主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知易行难”等，都使以代工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制造仍然稳稳地停留在“微笑曲线”的底端。
“在人口红利被过度透支利用、依赖低廉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的今天，再不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下一跳’将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断层。”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几位教授不约而同地表示，痛定思痛，富士康的悲剧带来的深层次思考，正是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又一个契机:以人的价值为导向取代短期利益核心导向，打破代工模式，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吴云、徐晖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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