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61年来首次合祭“太平轮”近千名罹难者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太平轮海祭：拼接两岸记忆

　　1949年前后，包括退守的国民党官兵在内，来自大陆各阶层有近两百万人渡海抵达台湾，他们面对的将是不可预测的未来。太平轮海难，则是这场大迁徙中的悲剧性标志。在战火频仍、生命卑微的历史洪流里，鲜有人留意这一船亡灵，900多人长眠深海。当两岸的罹难者家属终于有机会在失事海域祭奠亲人，辗转合上这页历史的记忆，时光已经悄悄走过了61年

　　本刊记者/杨敏

　　2010年5月25日，舟山市嵊泗县白节山附近，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安静地落在海面上。五级风，温度25摄氏度，这是嵊泗海域这几天以来最好的天气。在距离白节山约一公里处，两艘渔船渐渐地停了下来。其中一艘船上站满了互相搀扶的老人，船头飘着的旗帜写着“太平轮协会赠”的字样。老人们手捧白色菊花，面朝白节山灯塔方向默哀一分钟。之后，老人们轮流走上船头甲板，默念给亲人的祭文。

　　此次海祭的发起人之一、太平轮协会的秘书长，也是《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作者张典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此次活动，是为寻找两岸记忆的拼图。

　　离散的记忆

　　张典婉的母亲司马秀媛，本是就读于上海中西女中的上海小姐。1948年底坐太平轮来台后，将身份证原籍从江苏镇江改为台湾苗栗。此后，一直以客家人自称。1980年代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后，司马秀媛曾拿着发黄的地契让张典婉有空去上海看看。等看到女儿从上海拍回来的中学照片，她失声痛哭。

　　2000年10月，司马秀媛在台湾去世。在一张旧桌子的上了锁的抽屉里，张典婉发现了母亲与父亲在1946年的上海身份证，三根从上海带到台湾的金条，一个记满了上海时光的记事本。张典婉说，“我母亲与外婆都是在1948年底坐太平轮到台湾，生前她有许多关于太平轮的回忆，她一直觉得自己命大。看到她的东西，我大哭。”一直在台湾从事媒体职业的张典婉开始想写一本有关家族史的书，书里有十里洋场的上海，有山岳叠嶂的台湾苗栗，还有一艘从上海开往台湾的太平轮。

　　2004年，张典婉参与录制凤凰卫视《寻找太平轮》的纪录片，她与制片人洪慧真在两岸三地寻访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她说：“自从我开始做这些事情，我生命里的天使一个一个都来了，他们都是我的天使。”六十年来一直隐没在世界各地的太平轮幸存者、遇难家属和目击者陆续出现，让艰难的寻找多了一些温暖和感喟。

　　“在甲板上像蚂蚁一样跑来跑去”

　　“那时候我们家就住在白节山上，我爷爷、父亲、叔叔三个人都在白节山守灯塔，我爷爷是队长。那天晚上正好是我爷爷值班。”在浙江舟山市嵊泗县的一个狭小民居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找到了当年太平轮沉船的目击者，83岁的周文华。1949年1月27日，大约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周文华的爷爷听到海上传来呼救的声音，急忙命令人们去渔民家里找渔船。”最后大家找到了三条渔船，但是他们商量之后，最终决定放弃救人。因为每条船最多只能装十人，除去船上的三个人，每条渔船最多只能装七个人。如果过去救人的话，这三条渔船也会沉。”周文华回忆，“当时白节山的村民都知道了，来灯塔看。我用望远镜能看到好多人在甲板上喊救命、拜菩萨，像蚂蚁一样跑来跑去，不到半小时船就沉了，之后人们都回家了。”第二天天刚亮，周文华爷爷就让渔船出海救人。但是出事的海面已恢复平静，什么也没有。最后渔民们带回来三只樟木箱子，里面有些旧衣服。这是目前为止，太平轮留下的最后遗物。

　　十五岁的王兆阑趴在一块大木板上，也许是漂得太远，没有被渔船发现，而是被一艘路过的澳洲军舰救起。和她一起被救的，还有另外三十五人。“我落水时还牵着我小妹，一下去我小妹就没了。我就抓着一个人的腿，我也不知道是谁，那个人就抖啊抖啊，他一把将我拉到一个木头箱子上坐着。箱子周围人太多，还没过一会儿，那箱子就翻了，我就又沉下去了。一个浪打来，我又抓到一块很大很长的板，上面躺了三个人，我躺在中间，我们三个人没死。海里面的声音没办法形容，两三个小时以后就没有声音了。”

　　和王兆阑一起被救起的，还有28岁的叶伦明。叶伦明常年往返于台湾和上海之间，做羊毛生意。他记得，他落水的时候看见海面上漂着一层毛绒绒的东西——那是自己从上海运往台湾的羊毛。

　　而在龙应台的文章里记录着也还有人在沉船的一刹那，瞥见包在手帕里的黄金从倾斜的甲板悄然滑落。

　　太平轮上不太平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精锐部队几乎被歼灭。解放军在长江北岸集结，剑锋直指南京、上海。从东北、华北、西北等各个战场败退的人潮，蜂拥到上海的港口等待赴台的航船。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除夕的前一夜。这本是个团圆的日子，但对那些离岸登船的人来说，却充满了连年战争的焦虑与去国怀乡的离愁。“两边也不知道打多久，所以父亲之前就先去了台湾，把我家的餐厅也搬到台湾去了。他去台湾前，还将黄金镶在自家的墙上，后来才回上海，又一块一块取出带回台湾。”太平轮幸存者，在台湾做过图书管理员的王兆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后来轮到我母亲离开时，她这也舍不得丢，那也舍不得丢，布也是整匹整匹地带。我们上太平轮的时候口袋还揣着飞机票。就为了保留这些家当，结果都遭遇不幸。”

　　太平轮，本是中联轮船公司下属的一只货轮，因向台湾大规模运送人员、物资的需要，才在1948年11月改装成客轮。3个月间，太平轮一共在上海和基隆之间往返了35趟，搭载了无数人到台湾落地生根。1949年1月27日傍晚时分，太平轮如常驶出了黄浦港，满载着战乱中的人们对于安宁生活的渴望。淞沪警备司令部已经宣布实行宵禁，太平轮于是熄灯夜行。十一点四十五分，太平轮在浙江嵊泗县白节山附近一头撞上满载煤与木材的建元轮，建元轮很快沉没，太平轮在十五分钟后随之沉没。这艘夺命之船当时满载着达官名门，如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夫妇，在海南岛接受日本军投降的琼崖守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王毅，蒋经国密友俞季虞，蒋介石奉化姻亲、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儿子，也有著名音乐家，抗战时期担任国立南京音乐学院院长的吴伯超。据女儿吴漪曼后来回忆，父亲急匆匆去台湾，是为了给音乐学院选个迁台后的理想校址。但吴伯超却永远到不了台湾了。世界著名“神探”李昌钰之父李浩民也在海难中惨遭灭顶。李昌钰时年十一岁，是李家最小的孩子，从此家境每况愈下，李昌钰无力读大学，只好投考不收学杂费且供膳宿的警校，成就了日后的神奇功业。

　　太平轮沉没后的第五天，《大公报》第四版才刊登了太平轮失事的消息以及遇难者姓名。包括乘客及船员在内的932人，以及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300多箱，东南日报社全套印刷设备、纸张及相关资料100多吨，钢材600多吨，全部葬身海底。

　　中联公司大股东蔡天铎之子、台湾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在《我家的泰坦尼克号》一文回忆，当时的报纸里，上海大报《申报》对太平轮的报道也只是一个标题而已。据老人周文华回忆，在他居住在白节山的那一年里，没有人来打捞沉船残骸和死者遗体。

　　仓皇乱世，生命如蝼蚁般渺小，常常被席卷而去而又不知所终。

　　命运的轨迹

　　太平轮失事之后，中联轮船公司遭遇天价索赔，承保的华泰保险公司迅速宣告破产，中联公司只得将两艘轮船作为抵押，赔偿最后也就不了了之。近千人的死难只是为动荡的社会更增添了一些不安而已，并未影响国家和社会行进的轨迹。在此后漫长的两岸关系封冻中，太平轮成为双方共同的禁忌，虽然它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轨迹。

　　母亲遇难那一年，黄似阑才七岁。1947年，母亲为躲避战乱，将黄似阑送到台湾的阿姨家读小学。但1949年的那顿团圆饭，黄似阑还是没能等到母亲。

　　1950年，亲戚们为了争取母亲在上海留下的遗产，将黄似阑从台湾接到广州的外公外婆家。在学校里，因为父亲和哥哥都在台湾的缘故，黄似阑从小就被同学骂为国民党特务。因为家里贫穷，有时会没有鞋穿，竟有老师批评：黄似阑为什么你穿新鞋的时候趾高气昂，没鞋穿的时候会脸红，不好意思，你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怪。

　　护理学校毕业以后，黄似阑被分配到佛山医院工作。选择学医，也与母亲有关。“我常常想死是什么滋味？停止呼吸的刹那，她在想什么？”虽然也会被贴大字报“叛国投敌”，但因为她勤奋、且能吃苦，医院里并没有将她揪出来加以批斗。这让黄似阑心存感念。文革结束后，黄似阑携丈夫离开大陆，定居澳门，现为澳门文化协会会长。2009年，她代表澳门参加了国庆六十周年的花车游行。

　　当黄似阑到了澳门的时候，太平轮事件的幸存者叶伦明只身来到了香港。他当年获救后，无法再回到台湾，从此与妻子失去联络。之后他回到上海鸭绿江路上的老房子，开始经营一些五金生意。1956年公私合营之后，叶伦明的生意不做了。1980年，叶伦明离开大陆到香港生活，中间也回过两次台湾打听妻子的下落，但令他伤心的是，妻子在他失踪后的第二年即改嫁。他从此不再赴台，也不想结婚，一个人住在香港的柴湾的国宅，狭小的空间里，摆着一台缝纫机，他自己缝制枕头、被单或车垫等拿到街上去卖。固执的老人每天早起跑步，是香港最年长的马拉松选手，远征过美国、日本、南非，1993年参加过连续29小时马拉松赛。从1995年开始，耐克公司长期赞助他的球衣球鞋，后又有卡帕公司赞助。记者见到他时，他外面穿着卡帕的运动夹克，里面穿一件明黄色耐克运动衫，上面写着：耐克香港10公里马拉松赛。“长跑，现在已经变成他的精神支柱了。”叶伦明的侄儿叶阁福说。

　　两岸合祭

　　1951年，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所题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树立在基隆港东十六号码头，据说每年都有人前来拜祭。

　　2009年，张典婉的《太平轮一九四九》写作完成。“2010年1月27日，太平轮沉没之日我们成立了太平轮协会。都是由遇难家属和幸存者、以及对这些历史有兴趣的人组成。”之后，太平轮协会决定在2010年为61年前在太平轮事件中的遇难者举行一次 两岸合祭。“海祭是家属们提出的，好几年前就提了，像张昭雄、黄似阑女士都有这样的心愿，但他们年事已高，不可能自己来处理这些事务，我们就来协调。”

　　2010年4月中旬，张典婉从台湾飞到大陆，拜访了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并呈递了海祭的策划书，形式很简单，以音乐、鲜花和默念祭文为主。在承诺不烧纸，不念经的情况下，海祭策划得以顺利通过。之后，张典婉开始在嵊泗操持租渔船、买鲜花、订酒店的事情。“因为不是本地人，对于船行天气及路线都很陌生，也处处是挑战。但看到老人们的期待与激动，觉得天使都来了。也让大家了却一心愿，也像两岸三地大团圆。”合祭过程中，诸如租渔船、订鲜花之类的经费都由张典婉《太平轮一九四九》所得的版税来承担。

　　因为天气原因，原定于5月23日举行的海祭延迟到5月25日清晨举行。船行至离白节山一公里处，老人们互相搀扶着为亲人默哀。随后，每户人家轮流到船头甲板默念祭文。幸存者王兆阑跪在地上，对逝去的母亲和弟妹们诉说多年以来的内心歉疚，老伴在一旁细心搀扶且陪伴；黄似阑特地为海祭提前三个月折了一千只纸鹤给母亲，并带来了母亲最爱吃的花生和巧克力，四页纸的祭文，哭着说完；台湾著名棒球评论家张昭雄将父亲的照片贴在脸上痛哭，并拿来母亲的临走时的照片，让父亲看看母亲的样子，祭文念完后，连花、祭文、照片一起投向大海。六十年积郁的悲伤，终于能痛快地喷涌而出。

　　在《太平轮一九四九》一书的序言中，张典婉写道：对一个书写者而言，受访者的记忆，超越了一切省籍、族群……每个人的生命及家族故事，因着太平轮，见证了历史。

　　(魏然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