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5月28日出版的《环球时报》报道, 27日,有国内媒体将富士康事件称为“世界工厂之痛”,认为围绕自杀事件一个月来剧烈的舆论风暴已经引发了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反思。还有经济学者言辞激烈地表示,富士康跳楼事件是GDP惹的祸。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伟文对《环球时报》说,更多应该从富士康内部找原因,而无关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道路。中国高密度加工企业不止富士康一家,但出事的只有富士康。
有中国媒体援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的话说,富士康员工中80后、90后占到了85%,其半军事化管理不适合这些新一代员工。而中国社会出现的“劝阻声”和“指责声”也几乎同样激烈。理解他们痛苦的人说,他们有着比父辈更多的期待,却遇到毫无改变的现实,最终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彻底迷失。批评者则认为他们对生命和家人不够负责。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说,年轻人在拥有更多梦想的同时也要承担艰辛,应该看到在现代工厂,一滴血都不能流,但期望完全不流汗也是不可能的。如何在中国年轻人正当的福利要求和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之间找到平衡,是中国当前的一个挑战。本报驻加、德、日记者 陶短房 青木 孙秀萍 蒋丰 本报记者 段聪聪 杨一峰 陈一 柳玉鹏(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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