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根据上级的指示，要“解放干部”，让曹禺师“认罪检查”以后，回到“革命群众”当中去。也就是说，他必须写出一个像样的、深刻的、上纲上线的认罪检查，才能获得“解放”。对此，曹禺师被特别批准不参加劳动，埋下头来专门写“认罪检查”报告。万万没有想到，报告竟然被“军宣队”政委一次又一次以“认识不深刻”和“根本没有上纲上线”为理由打了回来，命令重新再写。接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了回来。曹禺师压力很大，苦不堪言，经常坐在小马扎上，一言不发，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似乎是在望着自己波澜起伏的内心。

　　那时，剧院已经全部改为部队编制，我和曹禺师刚好在一个班里，我由于年纪较轻、历史简单当上了班长，所以很快就发现他那忧心如焚的可怜样子。为此，我心里也很不安，可是，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办才好。而且，“军工宣队”还催促得很紧，要求必须尽快交出“认罪检查”报告来。一天中午，曹禺师急得连饭也没有吃，坐在房间里通铺前的小马扎上，再次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白色的墙壁，手里拿着纸和笔，唉声叹气，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我走了过去，没有吭声。他突然忍不住轻声对我说：“我就是孙子！也不是孙子，就是一条虫，随他们怎么碾！”我看着这种情况，拍了拍他的手。不知道为什么，灵机一动，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来，赶忙悄悄对他说：“干脆，我帮助您写吧。”曹禺师大吃一惊，立即向周围看了看，惟恐被什么人听见。我又向他点点头，表示只好如此。曹禺师胆战心惊地问：“这样能行吗？”我说：“先交出报告过了关再说……反正就是咱们两个人知道。”

　　我怎么会有几分把握代写报告呢？因为我已经逐渐揣摩出“军宣队”政委的想法，那就是必须把自己狠狠地臭骂一顿，再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纲”、“线”上得高高的、满满的，那就可以被叫做“认罪检查”很深刻，对无产阶级专政有感情，和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了。否则，你交待和分析得再彻底、再中肯、再有道理也都是无济于事的。

　　对于代写“认罪检查”报告，曹禺师当然求之不得。但是，也生怕暴露出去惹来更大的麻烦。为此，我们讲好一定要严格保守秘密，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等我写好以后，他抄一遍再送上去。接下来，我就偷偷地开始动笔了。在代写的过程中，我发现资料不齐全，很是影响进展。譬如说，“造反派”的人揭发曹禺师过去曾经在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极力要求提高文艺作品的稿酬标准，必须深刻检查，狠挖“三名三高”的反动名利思想。据说，这篇发表的文章在抄家时被拿走了，因此“认罪检查”就没有了充分的依据。我赶紧问曹禺师还能不能找到原文或者底稿，他含含糊糊地说不大好找了，只能作罢。没想到的是，从此以后，曹禺师几乎每次休假从家里回来，都能背诵出文章的一两段。开始，我并没有留意，后来他背诵得太具体了、太顺畅了，几乎一个字都不错，这就让人产生了怀疑。我问：“您是不是在家里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啊？”他突然脸色发白，一下子愣住了，想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喃喃道：“我是还有一份文章的底稿，就藏在方瑞（曹禺师夫人）的小皮箱子里，可真怕他们再来抄家，要是再给抄走了，我写的是什么就真的说不清楚了。死无对证，死无对证啊！……可怕！真是可怕！什么都可怕！”我想，这是曹禺师胆子本来就小，后来又让抄家、批斗给搞怕了。我面对他那痛苦之极的脸，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心里暗暗想着：“一个正直、善良又诚恳、纯真的人，怎么可以硬是把灵魂给扭曲成这么一个样子了呢？”下一次休假从家里回来，曹禺师就把文章的完整底稿悄悄交给了我，还一再嘱咐我务必妥为保存，千万不要丢失。我立即连连点头，完全答应下来。

　　在这段时间里，曹禺师的心情似乎是逐渐有所好转的，因为毕竟是“干部解放”已经有望了。记得，剧院有一位曾经在抗战时期“江安”剧专做过他学生的，并且是很有成就的女演员，当时的处境十分困难——自己不到年龄就被强迫“退休”，丈夫在山西劳动改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身边只有一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位演员对于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准备找个地方一死了之。曹禺师得知这个情况以后，马上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信上说：“雄心不取决于年岁，正如同青春不限于黑夜，也不忍随着白发而消失。”女演员含着眼泪读完这封信，从此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并且，拿起笔来，断断续续写了散文、报道、回忆等等几十篇文章，发表在报刊杂志上。这些就成了她的精神寄托。曹禺师知道这一切以后，随口说出：“我真是很快活啊！”

　　由我代笔的“认罪检查”报告很快就出来了，里面基本上都是采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中的社论语言。曹禺师看了以后，仿佛还有些顾虑，欲言又止。譬如，报告里必须承认自己是“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他总觉得承认了“反革命”三个字，就是承认了自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和国民党特务分子，那可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不这样检查根本就过不了关。通过我的一再解释，他总算是勉强接受了，同意拿回家里重抄一遍。

　　“认罪检查”报告送上去以后，“军宣队”政委表示还可以，没有再打回来。在我们等候上级批复的时候，竟然没有了下文，或许是上边什么人从中作梗又说了坏话，曹禺师的“干部解放”问题，便成了“可以解放但还定不下来”的特殊状态，硬是给拖了下去。

　　这样，曹禺师本来已经好转的心情，又一落千丈，重新恢复到方瑞师母刚刚去世时的情形。那时，他整日里欲哭无泪，仿佛眼泪已经流尽。他怎么也想不到妻子会这样凄凉、悲伤、孤独地死去。他知道，妻子为了自己和孩子受了多少苦难。他知道，方瑞师母把青春、爱情、心血和生命全部献给了自己，如同《北京人》里的愫方——这个善良、正直、生动、可爱，使人难以忘怀的戏剧人物，曹禺师就是以方瑞师母为原型写出来的——那样，“把好的送给别人，把坏的留给自己”。在“文革”中，方瑞师母用衰弱的身体，不声不响地支撑着自己的丈夫，把所有的痛苦都埋在心底，并且鼓励他度过最难熬、最凶险的日子。

　　就在这个时候，“军工宣队”带领我们全体“革命群众”和“牛棚”里的“一小撮”“革命对象”，都下放到南口林场，一边继续搞运动，一边参加劳动。

　　在我们给苹果树“扩坑”的劳动当中，曹禺师笨手笨脚地被一根杉篙碰破了头皮，幸好不太重，只在医务所缝了几针。受伤以后，他躺在宿舍里休息。一天，“军宣队”政委来到班里，我们以为是来表扬一下，起码是来慰问一下，谁想到他竟然当众对曹禺师说道：“曹禺啊，你光碰脑袋外边儿可不行，要狠狠地碰里边儿，那才叫‘灵魂深处闹革命’嘛！”面对着这样一句既不讲理，又不讲情的话，曹禺师虽然表面上笑着，点头称是，实际上却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很快，他又变成一个长时间“面壁”的“无言者”了，似乎是望着自己活生生的痛苦沉思。正如他说的：“天沉着脸，像是又要下雪，其实方才还是亮晶晶的，怎能一转眼就变成一副讨人嫌厌的样子。这个天就像我，一天能几个神气，说明心中有怨气。……我是人，人却不能不有各种变化。譬如我总像在等待什么，其实我什么也不等待。”

　　传达室看门人

　　后来，曹禺师由于受到长期折磨，心力交瘁，难以支撑，不得不住进了协和医院。从医院出来不久，他被送到首都剧场传达室，也就是北京人艺传达室去“看大门”。这是与“关牛棚”不同形式的另一种惩罚。每天管分发报纸、信件，办理来客登记手续，同时，还要负责打扫整个剧院的大院子。后来，由于日本话剧团要来演出，怕被外宾发现给国外阶级敌人提供“反面宣传材料”，才把曹禺师转移到史家胡同56号北京人艺家属宿舍的传达室去“看大门”，除去在剧场的原有工作，还增加了给家属传呼电话和倒垃圾的任务。他头上戴着一顶蓝布旧帽子，脖子上系着一条白毛巾，上身是已经不干净的白背心，下身是一条肥大的短裤，脸上乐呵呵的，干得很投入，很卖力。他整天干这干那，跑前跑后，喊来喊去，累得满头、满身大汗淋淋，说什么也不肯稍微喘上一口气，休息休息。

　　一天，曹禺师在清晨走出家属宿舍大门扫地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东边一条小胡同口上，站着一位老年妇女。起初他什么都没想。第二天他发现那位妇女又来了，还是一动不动站在那里，一直都是面向着自己这边看个不停。第三天、第四天都是如此。到第五天的时候，曹禺师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在出门扫地的时候有意放慢了节奏，注意向着那个妇女的方向看去，发现她还在眼睁睁地注视着自己。可惜，由于天刚蒙蒙亮，路灯已灭，自己又是个大近视眼，根本没看清楚对方的模样。一天清晨，曹禺师边扫地边大胆向那位妇女靠近，越来越近，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是十多年以前由于性格各异、感情不和而离婚的前妻郑秀女士。实在是太意想不到了。

　　曹禺师与郑秀早在1950年就离婚了，“文革”开始以后，郑秀一直通过两个女儿打听他的消息，心想，也许能与他见上一面。郑秀觉得此时此刻完全应该出现在前夫的面前，这样也许会使对方心里多少感到一些安慰和支持。可是，曹禺师心里想的却是，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而拖累他人，也包括郑秀在内。于是，这时一种感激之情、歉疚之情便油然而生。他多么想走上前去说上几句话啊，可是两条腿无论如何也迈不开步，深怕自己给对方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而郑秀何尝不想走上去说几句话、问一声好呢，可她同样没有迈开脚步，深怕自己给对方增加什么“罪状”。他们佯装是面对着陌生人，默默地对视了许久，脸上没有任何特别的表情。然后，曹禺师急匆匆转身扫起地来，很快就走进了家属宿舍大院。郑秀走进东边那条小胡同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从此以后，郑秀再也没有来看过曹禺师。写到这里，我想起万方述说老爸的一段话：“他骨子里实在是一个太真诚的人，心里的快活和悲哀像地下的泉水一样，有一点点压力就止不住一股股地冒出来。想来那没有别的原因，那是一种自然现象。想到他的这份天性，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难过极了。”我完全赞成万方的观察和理解，甚至连她的“难过”我都表示认同。

　　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后来，曹禺师口头上少言寡语，行动上老老实实，可以说更加不敢越雷池一步，为此曾经受到市革委会领导的当众表扬，说“曹禺改造得还不错”。具体理由是——他每天中午在食堂只吃半个窝头和五分钱一碗的熬白菜，装在一个大茶缸子里捣碎，不坐在座位上，而是站在门边很快吃完。同时，他只吸一毛钱一包的劣质烟，一吸就“放炮”，还咳嗽不止。

　　然而，曹禺师灵魂深处厚重的痛苦，是明眼人完全能够看到的。实际上，如他在诗中所说，他的境况是，“孤单，寂寞，跌落在深血弥漫的地狱”。

　　众所周知，曹禺师早在23岁的时候，因写出《雷雨》而一举成名，25岁的时候，又因为写了《日出》，而被赞誉为“摄魂者”。可以说，他是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代宗师。然而，他的卓越成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完全被抹杀了。当时，曹禺师不但逢人——不管老人、中年人还是小孩子——都要深深地弯下腰去，鞠一个90度大躬，再大声说一句“我是反动文人曹禺！”而且，在内心里认为——相当真诚地认为，自己从来就不应该写戏，不应该毒害观众，就连自己走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完全多余的。

　　曹禺师想到——

　　自己一生写过那么多剧本，居然没有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自己写《雷雨》是要干什么？还不是为了宣传反动的、毒害人民的“宿命论”？

　　自己写《日出》为什么不写共产党的诞生？只有共产党的出现才是真正的日出啊；

　　自己写《北京人》其实就是为那些腐朽的、没落的遗老遗少大唱挽歌；

　　自己写《原野》是在写一个年轻农民，一种莫名其妙的、盲目的复仇主义的思想感情。

　　……

　　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曹禺师甚至常常独自一人站在毛主席彩色画像前，无限忏悔地流着眼泪说：“毛主席啊，我的罪孽深重。我要老老实实向您请罪！向人民群众请罪！”甚至跪在地上，请求方瑞说：“你就帮助我死了吧！”

　　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曹禺师在接受记者赵浩生采访时，才把心中的秘密和盘托出。

　　“我的遭遇还算好的。被关了几年，后来又劳动。劳动本来是很好的事，如果把劳动当成惩罚、侮辱，那就不太好了。不只要劳动，而且跟家里隔离，甚至影响到孩子，一直搞得你神志不清，最后甚至会自己也觉得自己不对。因为他们成天逼你念叨着：我是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赵浩生问：“您的最大罪状是什么呢？”

　　“反动呀！反动文人，反动权威，30年代文艺黑线，腐蚀了许多年轻人……真难说，我们写的东西最初出现的时候，还有人说过我们进步。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个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误，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

　　一直到了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才正式发出文件，为曹禺师平反落实政策，恢复了他在北京人艺的院长职务。

　　14年前的冬日，曹禺师辞世了。遗体告别的那一天，最后等待取走骨灰的时候，他的子女们坐在殡仪馆院子里的空地上，望着蓝天白云。日上中天，几只喜鹊叫着飞来飞去，烟囱里飘出淡淡的灰烟，大家不约而同地感觉到，这就是曹禺师的身影。有人说：那灰烟会飘落到地上，等到春天的时候，草长出来，花开了，他也就在那些生命里边了。

(责任编辑：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