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深圳，一座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
爱她，是因为这座城市充满机会和诱惑，有各种可能性；恨她，是因为这座城市让你不容易找到真正的归属感。在为她作出贡献的1400万纳税人中，只有1/7是得到官方承认的有户籍的“深圳人”，在她19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近4/5的地区长期“低人一等”。
7月1日，争论多年的大深圳一体化进程，终于随着那道90公里长的铁丝网的拆除而起步。有形的藩篱不难拆除，无形的障碍要消散，却恐非一日之功。
让我们继续期待。
一线调查
深圳：加工企业歧徘徊
吴忠良是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关外）一家皮具厂的老板，最近他厂里接到的订单很多，根本忙不过来，但除了打算7暂暑假时找几个毕业生当储备干部外，他没有像往年旺季一样，赶紧多招工人。
吴忠良不想扩大生产的原因之一，是现在工人基本工资都涨了，人民币又不断升值，就算水电费和厂房租金不变，做同样数额的订单，实际利润至少比往年少了三成。
更重要的是，深圳特区7月1日起实现关内关外一体化，这件深圳人盼了好多年的喜事，却让吴忠良发愁，他不知道“特区扩容”对自己这样的小厂老板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乡镇政府“变脸”
从最初来到沙井镇的皮具厂打工，到后来自己当起了老板，吴忠良已经在深圳关外的这个小镇待了将近20年。他说，跟早些年相比，现在镇政府官员对他们这类加工企业的态度有180度的大转弯。
“以前他们非常热情，经常鼓励我们扩大生产，最近这两年不闻不问，给人感觉就是让你自生自灭。”吴忠良说。
比如以往如果皮具厂里水电设施坏了，管理处马上会派人来修理好，根本不需要他多操心，如今反映上去好几天，也没人搭理。
“顶多再有两三年，这里肯定要重新规划产业布局，我们这样的皮具厂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能不能继续留下来，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吴忠良多少有些无奈地说。他唯一稍感欣慰的是，自己在沙井镇买下的房子特区扩容后可能会升值。
金荣官现在深圳市区经营一家玩具贸易公司，2006年他把自己位于宝安的玩具厂搬到了安徽，因为他娶了一位上海籍的姑娘，安徽离上海近一些，而且当时珠三角很多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也在恶化。
当时他一口气把深圳工厂的设备都卖掉，拿了那笔钱到安徽重新进新设备建厂，还花掉了过去三年辛辛苦苦挣的利润。安徽工人工资的确比较低，但麻烦的是培训起来很费劲，而且工人们大部分离家乡很近，经常要请假回家，不准假还不行，人家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
苦苦支撑两年后，金荣官不得不关掉安徽的工厂，重回深圳改做玩具贸易，他觉得深圳在税收、人力、环境、配套等许多方面都比内地省份要好。
“像富士康这样各地都设厂、财力雄厚的大型加工企业或许可以逐渐搬迁，我们这类中小型加工企业，迁厂谈何容易？”金荣官说，“结局恐怕只有一个，就是关门改行。”
最后一波外迁潮酝酿
过去20多年来，深圳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过，仔细梳理深圳“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的发展脉络，可以很清晰看出三次大调整的历史轨迹。
第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深圳承接了许多港资“三来一补”企业，成为此类企业的聚集地。第二次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深圳市政府谋求产业转型，力图发展大型企业和高科技项目，不少中小规模的“三来一补”企业不得不外迁到深圳周边地区，这也成就了东莞“世界工厂”的地位。
最近一次是2006年前后，长三角和珠三角产业竞争加剧，深圳也认为自身发展出现了“四个难以为继”（一是土地、空间难以为继；二是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三是实现万亿GDP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而城市已经不堪人口重负，难以为继；四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必须谋求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重新布局，这又加速了“三来一补”企业的外迁或者关闭。
金荣官的玩具厂就是在那一波外迁潮中“出走”安徽，但最终又铩羽而归的。
到目前为止，在深圳特区关外的宝安、龙华两区，既有华为、比亚迪这样拥有自主技术的知名科技企业，也有像富士康龙华工厂这样以代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形成了深圳高低端产业错杂共生的奇特格局。
深圳特区扩容后，如果市政府真的下决心推进关内关外一体化，那大到公共基建配套，小到物业租金和人力成本，原来存在的巨大差距都会逐渐缩短，到时关外那些极为依赖廉租厂房和廉价劳动力的加工企业，早晚会迎来又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外迁潮。
内外交困 走投无？
6月6日，在即将纳入大特区的宝安区龙华镇，一场工人集体停工要求增加工资的事件又发生了。
当天上午，龙华镇美律电子公司上千名员工以拒绝不合理的排班为由，聚集在厂区大门口，导致工厂内约一成生产线停工。
实际上，美律千名员工集会的真正原因，是抗议厂方之前答应的加薪至1030元的承诺，迟迟未有兑现，而且周日加班只算调班，不付加班工资。美律电子是全球最大的手机免持听筒制造商，主要客户包括诺基亚等国际知名手机品牌公司。
此次集体停工两天后，深圳市政府出台最低工资标准，自7月1日前，特区内外一律每月1100元。
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称，受富士康连续为工人加薪66%影响，深圳不少加工企业都面临工人要求涨工资的压力，美律事件不过是其中一例。而美律电子财务副总裁曾锦堂表示，他们不能紧跟富士康的做法，美律在龙华镇算是龙头企业，一旦加薪，会招来其他很多企业主的抱怨。
据悉，美律管理层向员工承诺，如果美律能接到苹果公司Iphone这样的大订单之后，会给员工加薪至与富士康同一水平。
黄明智说，“目前如果实行新的最低工资标准，即每月1100元，企业一般还能勉强接受，但实际上现在大部分企业接到的订单，都几乎没有利润，他们的压力也非常大。”
宝安区黄田工业区的香港雅图电业有限公司厂区经理熊晓东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今年春节过后他们已经给工人调过一次薪了，7暂还会按照深圳市的新规定再次提高工人工资。该公司1992年就在宝安投资，是专门生产为汽车、飞机、游艇等配套的智能充电器的厂商。
“我们是介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之间的小公司，员工不到200人，但10%以上的都是技术人员，”熊晓东说，“我们会尽量将增加的人工成本在产品上消化。”
但黄明智直言，绝大多数中小型代工企业可取代性强，市场竞争激烈，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加之全球经济不景气，要想将生产成本转稼到客户身上并非易事。
“如果深圳容不下他们，让他们搬迁，能搬到哪里去呢？现在哪里的生产成本不高呢？”黄明智反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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