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勇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编者按】近期，中国学者频频呼吁政府尽快效仿日本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更透露，中国现在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可年增工资15%。“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引起了持续热议。但也有学者人为，中国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并不成熟，应该缓行。那么，究竟什么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人是如何创造了这个战后发展史上的奇迹呢？
《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萨苏发自东京
如果要问日本人何时有了发达国家的感觉，第一点他们会对你谈东京奥运会，因为这次奥运会以后，日本的公共设施开始不亚于其他发达国家。而第二点，他们通常就会提到池田勇人的工资倍增计划，因为从那以后，日本普通人的收入才逐渐赶上了美国的水准。
社会冲突尖锐背景下出台 所谓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自民党早期政治家池田勇人担任首相后提出的。1960年，池田勇人开始担任日本第58届首相，上任伊始，他就提出了高度经济增长计划和所得倍增政策，显示以一种积极的姿态发展日本经济。
这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雏形，来自于日本政府大藏省官员下村治提出的“所得倍增计划”，内容包括10年内为国民实现收入的倍增，消除农业与非农业产业之间的差别，减少大企业和小企业的差别。
池田勇人果断地采纳了“下村计划”，增加了扩大就业率实现全民无失业、大幅提高国民生活水平的内容，要求国民总产值在10年内达到26兆日元，实现翻番。
和今天日本政治有些共性的是，提出“所得倍增计划”时，池田勇人政府和今天的日本民主党政府一样，是采取了公约的形式向国民承诺的。而且当时的国民同样并不十分信任政府。
实际上，当时的日本社会，充斥着各种矛盾，如同一个大火药桶一样危机四伏。
对外，由于国民对独立自主的要求，日本与美国关系需要调整；对内，由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已经不复存在，日本经济面临危机，而五十年代以来的高速发展，又给日本带来巨大的收入差异，不平等的收入和机会，让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深重，剑拔弩张，激进团体的活动引发民众的阵阵叫好。
“收入倍增计划”就是池田勇人政府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为解决日本的社会冲突和确立未来走向问题制定的基本政策。在决定实施这一计划的时候，池田勇人也提出了“低姿态”、“忍耐与宽容”的执政方针。意在通过经济的发展，弥合社会矛盾，用实际成就和看得见的好处，与激进派进行抗衡。
扩大内需与减少差距并行 为此，日本政府1961年推出了空前规模的预算案，总额达1兆9527亿日元，比上一个年度增长了24.4%。这样的数字在今天看来根本不足为奇，但对战后一直“精打细算”的日本政府来说，堪称革命举动。
如何使宏伟目标不至落空呢？说到底，就是第一扩大和改变需求，也就是把盘子做大，第二是建立福利国家，也就是尽量减少社会不同阶层收入的差别。
所谓扩大和改变需求，是针对此前日本经济体系过度依赖于出口，而且是低档次出口的情况。这种经济结构缺乏竞争力，也不得不面对出口对象经济情况的影响。在池田勇人时代，日本开始通过增加国民收入，促进国内消费，新的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今天的日本，残存着家用电器和家具迅速进行更新换代的传统，淘汰的家具除了极少数进入旧货市场外，均采取抛弃后焚烧销毁的做法。这种做法，与每一个易拉罐都要回收的做法明显大相径庭。这是因为家具不回收才会促进家具的生产和新一轮消费。
同时，池田政府通过推动技术革新，使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从低档走向高档，在出口方面从劳力型转向技术型。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扶正”了日本的经济结构，使其更健康而不易受到外界的冲击。
至于建立福利国家，则是针对社会发展中不同阶层矛盾重重的局面。日本政府通过税收调节，尽量减少企业内部获利者与普通职员的收入差别。同时，以发达国家为基准，积极发展医疗、社会保险等制度。这些制度看起来好像是“花钱的制度”，实际上，它们产生的消费也成为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催化剂。
实现收入倍增只用了七年 这一计划的实现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1961年开始，日本政府实施减税和下调利率的做法，力主贸易自由化，促进对企业的投资，同时，通过在家电产业方面的技术革新，实现对“三种神器”电器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家电新产品的生产促进了国民的新消费需求，而经济急速增长中，农业补贴逐步增加，农村与城市的绝对差别开始缩小。
然而，1964年，东京奥林匹克奥运会后，随着池田勇人的病逝，这一计划受到强烈质疑。这是因为，公害、农村劳力不足等问题纷纷浮出水面，1965年，日本经济发展速度一度下降，即便进一步降低利率也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被认为政府预算过高，力主这一计划的下村治成为众矢之的。
因为这个原因，下村在1965年6月22日的“景气研讨会”上提出了新的方案，通过赤字国债的发行和对家庭贷款的松绑，使日本重归发展路线，从萧条中脱出。此后，该计划的实施才达到预期目标。
应该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一项对日本影响深刻，同时也颇为成功的战略。第一年，日本经济的增长率就达到9%。到1967年，日本提前实现了收入倍增计划，实际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此后，日本人的生活水准开始与发达国家齐平，逐渐走上了稳定富强发展的道路。
从日本民间的调查中我们知道，正是在收入倍增的过程中，日本社会开始流传家用“三种神器”——冰箱、电视、洗衣机走入千家万户，成为必不可少的家庭组成部分。
点评：收入分配首先是权利分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政府应该提升国民获得收入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国民权利的保障 【作者】廖保平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不用说，收入倍增的高调说法自然获得到了网民的欢呼。但“方案”、“计划”这些字眼似乎喻示着国民的收入将通过政府来分配。
这要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起来既无问题，也很顺当，国民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国家或集体统到一口大锅里，政府就像一个分饭的大厨，给每个单位或个体分配收入，管你“初次”还是“再次”分配，国家包办了。但是在市场经济里，说政府是收入分配的主角就值得推敲，因为政府并不创造财富，政府用于分配的资金来自税收。如果我们指望政府成为分配的主角，政府手里得掌握大量的钱，那岂不是先要政府横征暴敛，然后切割蛋糕？更何况这样的政府，你怎么敢说收上去的钱，会再多一点分配到你的手里？
现实是，人的收入主要靠市场交易，而不是靠政府分配。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与反贫困等措施来缩短收入差距，政府主要是扮演维护公平的主角，而非收入分配的主角。比如政府固然可以降低收入者的税收，提高高收入者的税收，来缩小收入差距，但前者是让利于民，是少拿走你手里的那部分钱，而不是分配给你一些；后者直接拿来走你手里的一部分钱，更谈不上分配你收入，而且剥高并不必然地填低。又比如社会保障被视为“再分配”手段，但社会保障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是救济，是兜底，不能承担过多的收入分配功能。
我承认政府在缩短收入差距上有调节作用，但不要寄望于政府充当分配的主角。事实上，家庭收入的主角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是交易而不是行政。更多的时候，是交易权受限（比如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处置权），以及交易不公（比如垄断国企市场垄断），才导致收入偏低。政府要维护市场公平，但不等于大包大揽，否则，政府太全能了，与我们建立一个大社会、小政府背道而驰。假如是这样，那将是用权力而不是用市场来配置资源，也必然是按照权力的多寡来分配收入，如此，交易何存，交易何公？收入何来，收入何公？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政府应该提升国民获得收入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只是知识技术之类，最重要的是国民权利的保障。因为，收入分配首先是权利分配，权利分配的不公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不公，有了权利保障，收入分配自然会相对公平。要想普通国民收入分配相对公平，恰恰是让公权力少插手分配。说到底，不是否定政府在缩小收入差距的努力，而是不期望这成为政府干预市场太多的理由，最终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要点 时间：为期10年（1961年－1970年） 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国民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到1970年度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约1倍。
手段：充实社会资本、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业者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些列措施。
效果：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实际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1.6％和11.5％，国民人均收入年平均实际增长达10.4％。1967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1倍的目标。（平悦/整理）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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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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