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智囊团里的“三剑客”(图)

　　　　从左至右分别为李稻葵、夏斌、周其仁。

　　

　　“年轻人对于房价上涨的不满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决策者在楼市调控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信号和承诺也从来没有过如此强烈，在12个月到18个月内，中国房地产市场会出现价格调整。”不久前，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办的“破解迷局：聚焦中国宏观政策”论坛上，新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说出这番话时有些激动。

　　两周后，同为央行货币委员会专家委员的夏斌，也在某论坛上表示，房地产调控的效果正在显现，房市调整将持续2到3年。

　　同样，在进入货币政策委员会以后，周其仁连续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关键字皆为“货币”、“汇率”、“央行”这些当下“敏感词”。在近期的汇率与货币系列文章中，他更是抛开吸引眼球的“口水”层面争论，以学者的身份，向公众阐释“真实的央行”。

　　尽管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并非决策机构，只是咨询议事机构，此前每届都有一位外部金融专家委员，但在CPI不断攀升、通胀压力加剧、加息预期日强、欧洲债务危机阴霾不散的微妙时刻，首次扩招三名学者，体现央行希望听取更多来自学界专家意见的同时，也被坊间解读为货币政策实质转向铺路，预示着中国货币政策将由宽松转为适度。

　　前传

　　1986年春天，长期研究社会主义传统体制下经济问题的匈牙利经济学权威科尔奈到哈佛授课。当时，一起选修这门课的有钱颖一、王一江、许成钢、李稻葵等。因为当时在西方，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问题。李稻葵和他的中国同学被这位同时影响东西方学术界的大师深深吸引。

　　李稻葵与他的同学在哈佛苦读博士学位的几年间，身在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夏斌，正忙着撰写一篇关于我国金融市场形成道路的论文。对金融深化步履艰难的不满足感，让他觉得中国需要一个较健全的金融市场。

　　坐了8年的“冷板凳”后，机会终于来了。1993年7月，夏斌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市场传言他带着中央给的几十个亿来救市，一直下跌的股市开始翻红，虽然夏斌对此予以否认，但是在他手里深交所撑起了中国内地股市的半壁江山。

　　3年后，夏斌调回央行，任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几年间，他将负责监管的239家信托公司削减到五六十家，这么大的动作在他的协调下没出大乱子，夏斌也因此被媒体称为“信托老船长”。

　　但把一些银行业务分离出去，必然触及底下分行行长的实权，所以有人给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写信，指责夏斌是“不称职的央行司长”。

　　在经历监管者与官员的身份转换后，2002年，夏斌选择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任所长，专注学术研究。

　　国内金融业界流行一个说法：在学术界、实务界、监管领域能够自由转换身份的，只有“老夏”一人；他是横跨货币、资本两个市场，兼具理论功底与实践的“稀有动物”。

　　对于周其仁来说，1986年亦不寻常。从当时四通公司发展部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他们影印的张五常的两本小书，让周其仁知道了科斯、阿尔钦等现代产权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与基本概念，此后多年，他的研究重心就是公有制产权的改革与变迁。

　　当年，周其仁和戴小京带着浓厚兴趣投入到农村经济的实地调查和研究之中，合作执笔完成了研究报告《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记录了他们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正是这份调查报告为他带来了到社科院和国务院农村发展中心工作的机会。

　　声音

　　2004年1月，清华大学推出“百人计划”，李稻葵受聘为全职教授，任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7月4日，他正式上班，从此成了清华的普通教师。

　　当时，李稻葵回清华任教踌躇满志地想做两件事：让中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现代化；用更加国际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重要的政策和战略问题。

　　作为清华经管学院第一届本科生，李稻葵走出清华经管已近20年。

　　初回清华的日子，李稻葵和学院其他老师一样，早来晚走、沉于教学与科研，中午和同仁们在咖啡厅借午饭时间小聚。而隔着一条马路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里，周其仁正向郎咸平发起一场“对战”。

　　2005年，《南风窗》评选出的“公益人物”榜上，周其仁赫然在上。周其仁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虽然与商界关系密切，经常从企业和企业家的角度来谈论问题，但这种倾向来源他的自觉和学术观念。

　　早年研究企业改制，为了体验商业操作，他曾经担任联办投资部的总经理，真刀真枪地在市场上摸爬滚打过，也曾在一些企业中担任顾问等职。而如何变革滞后的土地制度，为中国农村发展排除障碍，是这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很多公开场合，周其仁回答媒体提问之后，总是不忘补充一句：“我说的请不要报道。”他更愿意自己的想法以公开演讲或发表专栏的形式表现出来。

　　自称政策经济学工作者的夏斌曾经说过：“作为一个成功的政策经济学者，重要的是不仅要有学者的理想主义，还要有一份责任心。”他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用之学，要先天下之忧而忧。

　　这位曾经在央行“削权拆庙”的司长，写出了《中国私募基金报告》，详细披露了中国私募基金的现状，让一直潜伏于地下的私募基金露出了冰山一角。

　　在政府和业界尚未对金融控股公司问题引起充分重视时，2001年他再一次以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研究第一人的角色，出版了《金融控股公司研究》，大声疾呼，银行混业经营要慎行，搞金融控股公司是现实的选择。

　　展望

　　自称家里平均每个房间2.33个人的李稻葵，常开玩笑说自己的住房标准严格处于清华硕士生和本科生之间。家中人头多空间小，办公室就成了他的半个家，困了就睡在长沙发上，办公室里从提神醒脑的茶到休闲放松的音响，一应俱全。

　　今年全国两会上，作为政协委员，李稻葵的提案就是关于房地产，要解决中国高房价的难题，他甚至呼吁必须进行“二次房改”。

　　六岁时，李稻葵就随在外交部工作的父母下放到湖南、江西等地的“五七干校”，少年时期动荡的经历多少带给他内心深处的漂泊感。

　　1999年，李稻葵受聘香港科技大学，在“香港百人十年”系列访谈中接受采访时，题目就是《处处无家处处家》，节目播出时配发了一幅他摊开双手略显有些无奈的照片。他觉得，访谈图文辉映将他自己的前半生表达得颇为贴切。

　　回清华前他一直租房而居，直到2005年，他才在北京置下生平第一套物业。李稻葵自然希望有足够大的房子，可在北京尤其是清华一带想买到合适的房子不是简单的价格问题，课堂上和文章里演绎了无数次的“转型经济中均衡价格的形成机制”这一现实落在自己头上，多少有些无奈。本轮房地产调控中，李稻葵更是姿态鲜明地表示，只有“安居”才能“乐业”。

　　如今，鉴于角色的转换以及目前市场对政策的敏感度，三位委员上任后极少公开评价货币政策。根据“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委员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不得违反规定透露货币政策及有关情况。

　　但是作为央行的智囊团，学者们的观点决定着谏言倾向，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未来决策的导向。货币政策这个宏观经济的“调节器”，一旦发力撬动的将是诸方利益。很多市场人士就将学者委员的公开发言，理解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某种信号。李扬、樊纲等历任委员的言论都曾引发国际市场的大幅波动。

　　三位委员上任后，与之相伴的是连续的房地产调控新政，央行年内第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他们的存在会让央行听到更多的见解，但三人观点的分歧，似乎也难以过高期望他们对决策的影响，鉴于目前央行的独立性，很难说是他们促成了“紧缩”，还是“紧缩”选择了他们。

　　（摘自2010年5月25日《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