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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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中国的产业工人已达3亿。而中国更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随着长期以来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不断修订，中国有关工会的法律完善程度足可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媲美。然而近来一系列停工事件的发生，却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工会组织究竟该如何扮演它的角色，是否在有效履行其职能？
6月4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中，特别重申工会的职能问题。
《紧急通知》要求“做到哪里有职工哪里就有工会组织，哪里有工会组织哪里就有工会作用的发挥”，“保证企业工会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正如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所说，企业和上级的工会组织应摆正位置，代表职工依法维权，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诉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
这将是中国工会组织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也可能是新的机遇。
工会的非常时刻
6月1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召开广东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电视电话会议上，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要加快建立非公企业的矛盾冲突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非公企业的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企业和上级的工会组织应摆正位置，代表职工依法维权，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诉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佛山)
2010年6月1日。高礼紧紧攥着自己打印的《工会法》，站在南海本田的工会办公室里，表情坚毅得像农妇“秋菊”。他难以接受，在这座拥有1800余名工人的日资工厂，工会组织架构图中的7名工会委员，竟然没有一个月薪千元的一线工人。
若是以往看到这张架构图，高礼会不以为意。在这些80、90后工人的脑海里，工会代表的是资方利益，即便工会委员均是公司高管也不奇怪。
但最近所发生的一切，让他们迅速地“被成熟”了。突击补习的法律知识告诉他们，“工会应代表工人利益”。
5月17日，高礼所在的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海本田)因劳资问题发生停工事件。薪酬标准尚在反复谈判中，5月31日却曝出工会殴打工人的事件，让稍有缓和的劳资矛盾骤然紧张。工人们的集体诉求也从单一的提高工资，转向重组工会、重新选举工会干部。
如今，南海本田将工人工资上调35%，劳资双方据此签订了协议，但在工人看来，如果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不及时成立，参与了劳资纠纷的人便有被“清洗”的可能。
前沿团变调
2007年初，19岁的高礼从广西老家来到还未正式投产的南海本田，成为一名操作工。当时厂区四野荒凉，厂内只有400多名接受培训的工人。
随着2007年2月本田第一个变速箱项目正式投产，多家世界五百强企业逐渐聚拢。这个位于佛山南海区狮山镇内的经济开发区亦声名鹊起。最令本地人引以为豪的是，本田、丰田、日产三大日本汽车汽配供应商，以犄角之势齐聚此地。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汽车城。
但看着不断从生产线上开出来的汽车，高礼时常感觉自己也像是站在流水线上的一台会呼吸的机器，毫无技术含量可言。他日复一日的生活是，规模化生产，规范化操作，规律性的生活，每月几百元的工资??半年之后，高礼第一次感觉到工作的枯燥和前途的渺茫。
为了让个体的弱势和一盘散沙的生活找到凝聚力，工人们开始自发地抱团。彼时，组装科制造系系长戴晓文创立了一个名为“前沿团”的组织。该团有统一标识、团歌、团训和理念章程。
这让高礼眼前一亮。
前沿团是一个极为特殊和复杂的组织，只限于组装科。组装科的工人若要加入，必须在入团介绍人带领下，递交《入团申请书》，面试后方可入团。
它像一座金字塔，设置了书记、常委、主委、委员、候补委员、普通团员的等级职位，团内成员每月缴纳5至20元团费不等。戴任书记，常委由各班班长担任。
在本田的职务体系中，公司承认的最低职务为班长，享受公司补贴。随着前沿团的不断壮大，组装科的员工们只有在加入前沿团后，才有可能升迁。
大多数工人抱着“升官”的念头，加入这个组织。尽管这些职务不为本田公司所承认，但一旦加入这个系统，即使一名候补委员也可以批评普通的工人，享受地位的优越感。
前沿团将自身的组织定位为“团指挥枪”，团即前沿团，枪代指生产线。此后3年，高礼从一个普通团员升至委员，谙熟了其中的规矩，“组装科就是前沿团，你可以不入团，但必须接受团的领导。”他说。
起先，前沿团还像保姆一样负责工人和企业间的上传下达。随着前沿团的不断壮大，这个组织开始更多把心思放在了管理工人上。
它实行自己特有的管理规范，几乎所有条款均严于公司的规定。如，公司规定“女员工必须有效地包扎头发”，而团内则不允许女员工留长发；公司不准工人在生产线上进行与工作无关的闲聊，前沿团索性禁止工人说话。
为此，前沿团高层甚至专门买来望远镜观察生产线上员工的一举一动，一经发现，立即要求相关等级的人员上前批评指正。对于犯错者，轻则写检讨、贴公告栏示众，重则调至工作量繁重的岗位。
经过一年的积极努力从团员升至候补委员的小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今，他对前沿团严苛的管理模式越来越怀疑。
此外，前沿团每周定期召开会议，总结一周得失，对下周工作进行安排。一些新员工还要写心得体会。一名团员的总结至今被高礼称为经典：“多为上级着想，多和上级沟通，多给上级点子，少给上级添麻烦。”
前沿团成立初期，每周一是员工活动日。员工可将对公司的不满反映给前沿团领导，最终反映到公司。问题主要集中在工资过低，食堂伙食太差，但团员们发现，尽管每周建议，但结果均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一年后，这个活动就无果而终了。
但前沿团的成员还在不断壮大，从成立初的二三十人到100多人仅有了一年多时间，鼎盛之时前沿团团员占组装科总人数的近40%。戴晓文也由系长升为副科长，这是中国人在南海本田的最高职位。
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白手起家的励志故事不同，这里缺少神话，很少有一个低层员工晋升为副科长的成功榜样。“精神不能当饭吃”，高礼说，这里只有铁打的营盘和流水的兵，仅今年组装科就已有一半员工离职，加之停工事件影响，如今无法正常运转。
高礼最近反思认为，即便组织严密如前沿团者，在劳资纠纷、几十天的停工和谈判面前，一样无能为力。它只是在管理，在等级隔离，在竭尽所能让生产效益最大化。
逼出来的觉悟
2008年，南海本田正式成立工会。此时正是前沿团最为繁荣的时期，此后它成为工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戴晓文成为本田工会的七名委员之一。
在工人们的记忆中，工会曾经进行过一次工会委员的选举，在一张选票中有数位候选人，从中选出七个，而候选者均为厂领导。
当时，于大多工人而言，工会只是一个福利机构，他们并不清楚工会的性质和作用，更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两年之后，他们会喊出 “重组工会”的口号。
有了“工会”，工人们开始有了所谓的福利。
每每新员工进厂，老员工就会善意提醒，加入工会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只需填一张申请表，每月交5元钱，就会换来每年春节、中秋和过生日时的3张购物卡，总价值300元。此外，还包括每年一次的集体旅游。
当时的工人们不知道，工会的这笔福利是有法可依的。按照《工会法》的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缴经费。
所以，几乎大部分员工都主动地加入到工会之中。
而至于工会主席吴佑合，工人们更是了解不多，他们已经不记得这个主席是自己选上去的，还是上级任命的。总之这个主席总是笑呵呵的，平易近人，尽管语言表达能力常被取笑，但从未因此红过脸。元旦晚会上，工人们甚至拉吴上台唱歌。今年春节过后，工会曾组织工人分三批分别到肇庆、清远、长隆旅游。
而事实上，从2003年开始，广东全省的工会就有条不紊地在推行民主选举。是年底，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就曾表示，广东省12万多个基层工会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4万多个基层工会是经过民主直选产生。
而推动其进行民主直选的原因，孔祥鸿说广东市场经济发育较早，所以能够最早实现与国际惯例接轨。
但遗憾的是，佛山的企业却始终没有实现工会的民主直选。在2010年初，佛山市总工会表示将在有条件的企业积极探索开展工会主席直选试点工作。
对于这些新闻，缺乏法律知识的工人们根本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连工会是做什么的都不清楚。直至2010年5月17日以前，高礼与工友们一样，认为工会是公司主管工人“吃喝玩乐”的内部机构。这一天，南海本田工人停工、要求涨工资，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出面劝说工人复工的时候，工人们开始纳闷，平时为人随和的工会主席吴佑合，为什么会“像保镖一样”陪在总经理的身边。
“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工会”，高礼事后回忆。
20日的劳资谈判，公司把收集到的108条意见通过投影仪打在屏幕上，每念完一条意见，一位工会委员就征求工人意见。工人要求将意见打印出来，遭到资方拒绝，高礼遂带人离场。“他们一点诚意都没有，对于工资问题一字不提。”
十几分钟之后，高礼等人被请回会场。108条意见已打印出来，工人代表人手一份。工人代表们提出要调整工资，加强员工培训，山田一穗均一一答复，而坐在旁边的工会主席吴佑合自始至终一言未发。
随后，高礼等工人代表召集工人开会，传达谈判内容。忆起这段经历，高礼认为是成长的代价：“这些工作本来是工会来做的，我们吃亏就吃在不了解工会，不懂法律。”
24日，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而这一次工会主席终于开口了。在会议室，摆放一个八字型桌，资方与工会分坐两旁，而工人代表却坐在了台下。与之前相比，高礼发现，资方的阵容越发强大，南海本田工会律师团律师及狮山镇工会代表均首次出席。
主持会议的吴佑合站在台中间，首先询问工人的意见，随后便问资方的态度。此后，吴佑合多次走到资方桌前，弯腰细听总经理的耳语嘱咐，而手中的麦克风传出的是其连连应允之声。“我们见到他一直点头，从来就没摇过头。”高礼忿忿地说。
此后，律师突然发难，指工人停工是违法行为。一位台下的工人代表壮着胆子反问：我们违反了哪条法律？律师并没有回应。
谈判中，工人提出的工资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资的要求并未被采纳，资方只同意增加55元餐费补助，双方再次不欢而散。
但对于高礼们来说，这次谈判意义非凡，“第一次知道工会是应该为我们说话的”。
之后，工人代表们上网下载了《工会法》，打印出来相互传阅。此时，他们对于吴佑合的不作为极为不满，26日厂区内游行时，工人喊出了“重组工会”的口号。但对于如何重组，工人代表却一脸茫然。
高礼坦言，这种意识都是“被逼着启发来的”。
但如今，无论高礼如何劝说大伙，要有工会意识，要依靠工会，工人已完全不相信“工会”了。
小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工会委员也想为工人争取利益，一直反映工资低，但无能为力，毕竟在公司担任职务，怕公司为难他们。“吴佑合管理科副科长的身份决定了他的这种行为。”一位业内人士说。
当本田工人为工会无力维护工人利益而纠结之时，一些地方已为此开始了有益尝试。江苏南京市总工会在南京区域性、行业性基层工会将试点聘用专职工作人员，“专职化”后的工会主席将不端老板给的“饭碗”，工资和待遇由上级工会解决。与此同时，抚顺市总工会探索向非公企业派驻工会主席，工资待遇由市、县(区)工会承担，“不用看老板脸色，理直气壮替职工说话”。
人大代表斡旋
数天停工，已造成本田在华4家整车工厂停产，日产值损失2亿多元。但损失的势头并未得到遏制。5月31日下午，100多名头戴黄帽、胸挂“狮山工会”工卡的人员统一乘坐大巴进入厂区，遂与停工工人发生肢体冲突，造成三名工人受伤。这让原本工人对于工会的不满情绪升级为愤怒。
成立于2005年的狮山镇总工会，属下街道办事处工委会4个，基层工会组织2302个，工会会员达82305人。而南海本田即是其基层工会组织之一。
狮山镇总工会位于狮山镇建设大厦，工作人员寥寥数名。对于百余名胸挂“狮山工会”工卡的人员的来历，狮山镇总工会主席袁活林拒绝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另据南海本田厂内保洁人员辨认，大多为厂区附近村中的无业青年。
此时，劳资谈判几乎没有可能性，工人的停工态度更为坚决。
6月1日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的出现，成为停工事件的拐点。这天上午，曾庆洪走入厂区内游行的队伍中自我介绍，起初没有人理会。他掏出名片，递给工人，被工人当面扔在地上。随后，几名工人指着曾庆洪骂了半个小时，但曾面无愠色，不温不火。高礼对曾庆洪说，“我们不和你谈，你去找资方谈，资方解决不了，你怎么可能解决？”
工人代表显然低估了曾庆洪的能量。曾的另一重身份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对工人说，他不代表资方，而是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与工人谈话。他的耐心及诚意赢得了工人们的认可。
工人同意复工三天，但有三项要求：工会必须对打人事件予以说明；在已有加薪的基础上，再增加二百至三百元；重整工会，撤销现在的工会，由工人自己选举。
下午两点，曾庆洪挑选16名工人代表进入会议室，南海本田总经理山田一穗就停工事件未及时得到解决向代表道歉；袁活林就工会打人事件口头道歉，曾庆洪要求狮山工会当天下午5点前把道歉信贴至厂区的各个科室。
走出会议室后，曾与工人代表来到食堂，面对三四百名员工，曾表示对于工人的要求将在三天后给答复。高礼发现，此时的曾庆洪满脸是汗。
对于曾庆洪的突然出现，工人们解读为作为利益共同体，唇亡齿寒，本田停工，广汽受到较大影响，一天上亿元的损失是曾庆洪亲自出马的原因。但也有人表示，曾是省政府派来的中间调停者。
当天下午5点，南海区总工会与狮山镇总工会的《致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广大员工的一封公开信》贴进厂区，信中称，由于部分员工不愿意返回工作岗位，工厂的正常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在与40多名员工的对话过程中，大家一度发生了误解及言语上的互相顶撞，个别员工因情绪激动而与工会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上的冲突。并称，工会从5月17日至今十多天以来都在积极参与劳资双方的协调工作，派驻工作组，采取各种形式听取双方意见，并用各种努力为大家争取利益。
但在工人们看来，工会的公开信推卸责任，没有歉意可言。6月3日，工人代表在《本田工人代表致全体工人及社会各界的公开信》中针锋相对地写道，工会理应维护工人集体利益，但是至今仍为工会人员暴力伤害罢工工人的事件寻找借口，对此严厉谴责，并坚持工厂的基层工会必须是由一线工人选举产生。
此封公开信还引用6月2日新华社评论，对资方进行批评。
一位劳资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谓重整工会，是指在现有体制下由工人自己选举工会，这也说明“老板工会”“行政工会”被工人抛弃了。
比起南海本田工人，似乎广州的工人要幸运得多。在南海本田工人被打两天之后，全国首支劳工法律服务队在广州成立。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在成立仪式上说，只有实现工会转型，上级工会才能“站起来”为工人说话，甚至直言：“工会不帮工人说话，要它干吗？”
工会的角色
针对6月4日的谈判，南海本田工会委员会于6月3日晚组织选举30名工人代表。每张选票都有印章，“比以前的任何选举都更为正式”，一位工人代表说。
6月4日15点，劳资双方再次进行谈判。此次谈判曾庆洪作为公证人，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作为工人代表委托的法律顾问一并参加。5个小时的谈判后，劳资双方签订了协议，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告一段落。
4日当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充分发挥企业工会作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工会要全力推动在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等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推动企业工会组建工作深入开展。有分析指出，南海本田等停工事件已表明，非公企业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已迫在眉睫。
工人的集体行动接近尾声，而政府对于劳资纠纷的关注度有增无减。狮山镇镇长王雪在包括南海本田在内的数十家企业参加的劳资纠纷协调会上说，本田事件，给政府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政府应尽量协调搭建一个对话沟通的平台，充当中间人的角色。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要加快建立非公企业的矛盾冲突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非公企业的党团组织和工会组织。企业和上级的工会组织应摆正位置，代表职工依法维权，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诉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
如今，高礼对《工会法》已稔熟于心。尽管对于重整工会目标并不乐观，但他希望这是一个开始。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高礼、小申、王文系化名)
“平棉”不平静
企业更替所有权使传统工会的作用受到挤压，政府成为发挥重要作用的矛盾积极调解者
本刊记者/崔晓火 (发自河南平顶山)
端午前后，初夏的闷热已然笼罩豫中大地。
郑州周边的农田处处回荡着农忙的欢歌。温家宝总理造访田间视察夏收的新闻鼓舞了这里的人们。
然而，距许昌不足百余公里外的平顶山，人们并未在这个季节品尝到收获的甘甜。对比之下，他们吞下的更像是一枚苦果。
平棉纺织集团，一座28年来周而复始、低速运转的工厂在这个初夏经历了一次痛苦的停摆。一向性情温顺的中原人在平静中忽然爆发，在这座山脚下的城市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动荡。
无声的诉求
平棉的停摆发生于5月16日。多年来不满工资待遇的5000多名职工，在这一天放下了工作。
职工们情绪稳定、表情克制。他们试图通过平静的诉说表达自己要求企业提高工资待遇、补偿破产清算的诉求。厂区和附近家属区的墙上、灯杆甚至公共汽车站牌上，都被贴上职工各种字条和横幅。他们希望借助媒体的关注，让自己的遭遇传达到省会郑州甚至北京，并且引起重视。
职工们诉说着平棉纺织集团自1982年成立以来的所有巨变。
如今的平棉集团由2006年破产的天使集团经重新融资后改组而成，集团的前身是平顶山棉纺织厂。2006年，原企业和浙江制衣企业泰坦公司共同参股组建了这家新公司。改制时，公司经评估的总资产为1.95亿元，同时负债3.64亿元。根据平棉集团的公开资料，集团在接收原天使集团职工的同时，还为部分计划辞退的员工准备了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金总计1970万元，平均每位职工4000余元。
职工一直认为企业改制中存在国有资产被侵吞的行为，但集团矢口否认。同时引起争议的还有，原天使集团董事长张先顺不仅没有因为经营不善而被解职，反而顺利坐上了新组建的平棉集团董事长的座椅。平棉集团成立当天，张先顺在揭牌发言中对在座的平顶山市领导表达，将强化管理，走创新型、差异化发展之路，努力把企业做强做大，把平棉打造成中国有影响力的服装面料供应商。
根据平棉集团的公开资料，集团目前的年销售收入超过12.5亿元，年利润6900万元，利税1.44亿元。企业自称已经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重要休闲面料生产基地，“跻身全国纺织企业百强”。
然而，国内纺织行业的整体低迷依然让这家纺织厂的工人切身体会到收入的寒酸。作为低附加值的国有企业，收入问题成为企业的桎梏。平棉近年来也时常是地方领导看望的重点对象。
多年以来，一个普通平棉职工每月的工资为800元，这样的待遇仅比平顶山最低工资标准550元高出少许。在平棉周围的工厂中，职工在同样的劳动强度下，月收入也可以过千元。“平棉的职工的待遇是太差了。”与平棉集团一墙之隔的神马集团制造厂一名职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的一位亲戚就是平棉细纱车间的纺织女工。
去年，平棉集团拟招聘两名会计专业的本科生。为此，集团还破例下发《人才招聘待遇暂行规定》。但即便如此，本科生第一年的工资也仅被定为每月800元，第二年也仅为每月1000元。
平棉职工的不满也由此而生。他们需要看到的不仅是企业的强大，还有家庭生活的改善。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集团、平顶山市和河南省政府表达自己的诉求，但遗憾的是，由于没有一个集中维护全体职工劳动权益的组织的帮助，工人们感觉自己的呼吁多年以来一直被忽略。主动停工成了无奈的选择。
“工会主席去哪了？”
6月1日清晨，朦胧中的职工们被马路上的轰鸣声吵醒。对于这种强行复工方式，职工们在接受采访时均表达了愤懑和无奈。
然而，在厂外局势不断变化的同时，这家国有股份制企业的工会办公室里却只留着一位年轻干事和一位年轻出纳。而依法应参与职工停工问题协商的集团工会主席、纪委书记付国定此时却不知去向。
面对记者，平棉集团和集团工会对事件选择了沉默。
“工会一声不吭，这么长时间不知道他们都去哪了。”45岁的前纺车间退休工人郑保卫向记者表达了他对工会的不解。
对于平棉职工的诉求，53岁的前工会干部张建国表示无奈，但他说，职工的合理诉求应该得以支持。
“工人这几年来的积怨没有沟通渠道环节，这次一起爆发了。这么多年来，很少有人关心过他们的实际问题。”张建国告诉记者。
张建国1986年进入平棉(当时名为平顶山棉纺织厂)的工会任干事。1995年，他成为某纺织车间工会主席并一直工作至2005年内退。他说，作为一个传统国企，平棉工会近年来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现在的工会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虽然也受厂里领导和职工的"夹板气"，但工会干部还能经常走进困难职工的家里，关心他们的生活，然后再走进领导的办公室，帮助职工申请补助。”他告诉记者。
张建国说，慰问员工的事情他都曾经经常去做，这也是往届工会主席鼓励的。在平棉建成以来的28年来，工会经历了三任主席，前两位均为专职主席。
但在企业2006年更替所有权之后，工会主席的角色被认为不再重要，便由现任纪委书记付国定兼任。“工会的专职人员从原来的十个减少到现在的两个。工会的作用完全被行政会议代理了。”
如今，三位主席之间已经失去联系，只有少数平棉的职工仍然能说出前任主席的名字。与此同时，大多数职工对现任工会主席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声讨。
市政府被迫调停
在工会亦停摆的情况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不得不出手解决麻烦。5月16日，联合工作组进驻平棉集团，设置咨询点了解职工上访的原因，决心“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尽快恢复平棉正常生产经营秩序”。
平顶山市委派市长助理于善启负责工作组，联合国资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公安局接受职工的询问。
尽管有政府出面，但长期积累的劳资矛盾的复杂程度超出了调停者的预期。平棉职工一口咬定，政府要保全企业的利益，他们的疑虑并没有因为政府的调停而减少。
为避免劳资双方的争议进一步扩大，市政府终于说服平棉集团为全厂每名职工每月增加220元工资，集团每月将为5000名全体职工多支付100万元的人工费用。
但至于220元的博弈结果如何形成，平顶山市政府及平棉集团均表示，目前不能透露，因为“细节还未确定，还需要进一步落实”。
“也许是政府跟企业说了吧，在5月25日，集团通知涨钱了。”46岁的动力车间维修工陈伟说。
经过一星期多的厂外博弈，停滞的平棉从6月1日起开始复工。
6月3日，平顶山市政府又派副市长黄祥利进入平棉，安抚职工。黄祥利要求企业领导解决职工的合理诉求，“该兑现的尽快兑现，该改善的尽快改善，要让职工看到切实的变化。”
他还提出，企业各级领导要改变作风，实行人性化管理，关心关爱职工，努力改善职工的生产生活条件。对那些存在严重问题的人员，要给予严肃处理。凡是愿意回到企业上班的职工，要欢迎他们回来工作。“大家要爱护企业，共同努力，为企业的顺利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
然而，补偿抹不了工人内心的委屈，事实上，最初带头抗议的是被集团用区区6000元抚恤金买断20年工龄的数百名老职工。自从2006年集团更换所有权起，他们便被要求离厂。心怀不满的职工曾多次派代表赴省城郑州向劳动部门、纪委部门反映他们的苦闷。但由于迟迟得不到回应，领头的部分工人才决定“上街”。
“我没想到，他们还是一点儿人情味也没有。”陈伟说，刚从夜班中缓过神来的他，充血的双眼中还布满了困惑。
维修工陈伟在端午节这天得到了难得的休假。“现在企业不提加班了，可能是怕少给加班费，大家又闹不满。”陈伟在平棉家属区的家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他正为全家准备烙饼和粽子。
6月22日，平棉的工人依然按时倒班、上班，继续着他们周而复始的循环。
“四班三运转”的工作模式没有改变。这种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倒班模式让车间的纺织机从未停歇。
然而，平棉集团与企业职工的博弈尚未结束，尤其是涉及买断工龄的补偿金。被买断的退休工人郑保卫此前只拿到20年共计6000元的补偿金。现在他还在等待集团的进一步补偿。“据说是要再多给五六千元。”
平棉纺织集团和当地有关部门均未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纺织工人均使用化名)
一个维权者的工会情结
一直以来，他致力于这样一个梦想： 让工会真正代表工人们的利益。但在现实中，他遭遇了困境和无奈
本刊记者/刘子倩(发自烟台)
自从看到南海本田工人停工的消息，张军一连几天睡不好觉。作为过来人，张军深知处在各方博弈漩涡中的工人，维权之艰难。
这种担心一直持续着。当千里之外的本田工人提出重组工会的诉求时，他喜忧交加。喜的是，这些刚满20岁的年轻人提出如此诉求，难能可贵；忧的是，他不愿看到这些刚刚成年的孩子最终在与资方的较力中一败涂地。
骑着一辆破旧的二手摩托，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家三口蜗居于44平米的斗室。这就是一个工会维权者的现状。
作为土生土长的烟台人，张军身材中等，皮肤白皙，说话温文尔雅。此前，他过着宽裕的生活，工作有序，收入稳定，在烟台算得上中等水平。但当他与工会维权结合起来后，他的生活便发生了变化，平日谈笑风生的闲聊，变成了维权的争吵，每月固定的收入大部分填进了工会的腰包。
而改变张军的命运的，正是他对于工会的不断梦想。
为妻子“讨说法”
2006年春节前，张军的老婆通过面试成为了澳利威公司的员工。该公司承诺春节后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相对于当地每月53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澳利威每月1200元的收入，对当地人颇具诱惑。
妻子顺利入职澳利威，让张军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但春节后发生的一系列变故让夫妻二人始料不及。澳利威公司不仅没有和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反而两次降低工人的工资。更离谱的是，在“五一”劳动节前夕，公司更是辞退了58名女工，其中包括张军的妻子刘美珍。
张军看不过妻子“受气”。于是，他干脆带着这58名女工集体到福山区劳动局去“讨说法”。
通过与劳动局的多次谈判，张军为女工们要到了300元的补偿金。但刘美珍等7名工人不想要300元补偿，对她们来说，每月千余元的收入和固定缴纳的社保更为重要。
在张军多次交涉下，7名女工一个月后重新回到了澳利威公司。然而，澳利威公司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工人们对资方日益不满，成立工会的呼声高涨。
2006年10月，在工人代表的带领下，工人们试图通过罢工的形式成立工会。为此，张军专门请假过去声援，揭露工厂违法事实，号召工人团结一致。最终，澳利威130多名工人中，有110名在要求成立工会的申请书上签了名。对于这个女工占99%的企业，签名率如此之高实属不易，张军由衷地佩服女工们的勇气，甚至回到家中仍为妻子加油打气。张军突然发觉，在这些女工身上，似乎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有工会情结
张军的人生似乎注定要与工会维权联系在一起。1987年，不满17岁的他进入一家国营企业不久，就成了工会会员。而这家企业的工会对工人的关心也让张军第一次意识到了工会的温暖。之后，他先后在不同的企业工作，但这些企业均未设立工会组织。
直到2001年，张军进入一家拥有工会的中美合资企业，这勾起他对工会的美好回忆，上班第一天他就找到工会主席，申请加入工会。
工会主席以张军处于试用期为由拒绝了他的申请。虽然规定是三个月的试用期，但半年后张军仍未转正，学法律出身的他知道公司违反了《劳动法》，于是寻求工会的援助，并将试用期过长的问题反映给了当地劳动部门。让张军未曾想到的是，两天之后，工会主席通知他，“你被公司辞退了。”
张军不服，把公司告上了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而更让张军吃惊的是，仲裁庭上的公司代表竟然还是这位工会主席。最终，张军输掉了那场官司。
这个经历，让工会在张军心目中的印象发生了180度的转变。时至今日，张军总有一句话挂在嘴边：“我是被工会伤害过的。”
或许出于本能，张军不想让包括妻子在内的女工们再受到企业的伤害，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势在必行。
尽管澳利威公司给工人设置了层层障碍，甚至阻止福山区总工会负责人进入厂区与工人接触，但张军已笃定要联合工人，以最大的勇气争取利益。
随后，他通过电话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取得了联系，并向全总说明了要求成立工会的情况。经过多级工会的努力，2006年10月20日，在烟台市总工会与福山区总工会的主持下，按照法定程序，澳利威的工人直选投票，选举出澳利威工会的工会主席、副主席及工会委员，共5人。她们均为生产线上的普通工人，并全部都参与了罢工。作为工会的幕后推手——张军，则被聘为工会顾问。
成了工会顾问，张军的工会情结再次被激发。不会打字的他为了提高工会人员的法律意识，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手抄出一套劳动法律手册，印发给工人。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宣传工会，张军购置电脑，安装宽带，学习写博客。同时，为了工人维权，他还添置了用于取证的DV、相机、录音笔等数码器材。虽然妻子工作稳定下来，但一心投入工会的张军因经常旷工，收入骤减。
但张军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个工会的意义非同凡响。
梦想何时照进现实
然而，张军并未料到种种困难接踵而至。尽管他们手里拿着上级工会批准成立的文件，但澳利威公司对工会不予认可，并称该工会是通过罢工成立起来的非法工会，限制工会干部办理正常事务，并对支持工人诉讼的工会干部给予旷工处分，扣除工资。
对于类似问题，张军曾多次向上级工会反映，但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在澳利威工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福山区工会的一个领导就善意地提醒张军，不能做与公司对抗的事情，否则公司会采取对工会主席不利的行动。
一年后，澳利威工会另一个副主席于丽艳也被澳利威公司开除。随后，于丽艳向福山区劳动监察大队投诉澳利威公司，并向福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了仲裁，至今也未有结果。
民选的工会主席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却无法令资方满意，当资方拿走工会主席的饭碗时，这个曾令张军们无限自豪的工会立刻脆弱得不堪一击。然而，上级工会又无法提供有力的支持，使这个直选工会处境更为尴尬和艰难。
张军未曾想过，阻力如此之多，来势如此迅猛。然而，回想起工会成立之后所做的一切，张军又随即释然：在澳利威工会的监督和投诉下，澳利威公司逐步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
其中一个特殊的维权案例令张军颇感自豪。澳利威公司一名副总裁因工作问题被辞退，但公司并未按合同给予赔偿。这位副总找到张军，最终通过工会帮其索要到近万元的赔偿。张军说，工人的正当权益受到资方侵害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也是工会精神的体现。
但在资方眼中，张军是工会真正的幕后推手。一位研究工会领域的学者，在对澳利威工会做了系统调研后，将张军称为“澳利威工会维权行动的灵魂”。事实上，自工会成立起，工会的文件起草，方针制定，战略实施均由张军负责。
尽管处处碰壁、备受打击，但是张军并没有放弃努力。2009年9月，张军接受丹麦工人联合会的邀请，赴丹麦介绍烟台澳利威工会经验，并到澳利威集团总部，当面表达对澳利威公司打压中国基层工会的不满。这标志着张军作为一名中国普通工人在欧洲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2009年4月，尽管张军是他所在公司的唯一一名电工班长，但是该公司在张军的劳动合同到期时还是终止了和他的劳动关系。就在此时，烟台澳利威公司因搬迁关门停产，凝聚张军心血的澳利威工会也名存实亡。如今，闲下来的张军仍会定期更新“澳利威工会”的博客，这里是他的舆论阵地。此外，张军还注册了网名为“澳利威热线”的QQ，为工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眼下，张军每天都密切关注南海本田的消息，他发现，本田停工与澳利威罢工都有同样的维权诉求，但前者比后者方式更温和，态度更强硬。但让他忧心忡忡的是，工人重组工会的诉求，只是工会意识的萌芽，并未提出明确的重组方案，“这也超出了他们的经验范围，所以这个阶段他们更需要业内人士的指导。”张军说，只要工人需要，他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工会谋变
中国现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但其角色却在各类劳资关系演变中期待创新与改进
本刊记者/崔晓火
诚然，近年来，中国工会的工作确有可“喜”之处，因为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10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国基层工会组织已累计达到184万5000个；全国工会会员总数达到2亿2600万人，占全中国务工人员总数的71.5%。中华全国总工会毫无争议地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会组织。
不仅如此，工会组织还曾在山西省内取得工会组建率和职工入会率双双“100%”的满分。
除此以外，通过近年来立法方面的突破，我国还建立了一套完备程度可与西方发达国家媲美的劳动保障和工会维护管理的法律章程体系。
“西方国家有的，我国几乎都有了，法律改善的空间已经不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劳工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赵炜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但她同时说明，维护职工权益的“尚方宝剑”，在实际劳资协商和纠纷中被执行的力度却未见相应地增长。
大而全的工会
虽然目前从乡村到城市，直至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广泛存在着依法成立的工会，但由于运行频遭掣肘，中国工人的合法权益屡被挑战。
研究中国劳资关系和工会演化的诸多学者一致认为，中国工会目前突出的问题不是追求“大”与“全”，而是如何强化其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功能。换言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工会回归工人代言人的角色，如何让工人在这一层面上重新信赖工会。
近年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强势资本的主导和管理下，中国的经济关系、劳动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劳资两端各自形成利益，随之而来的冲突时有发生。
学者认为，中国劳资环境的改变，一方面促成“资本霸权”形成，也在另一方面促进了新一代制造业工人社会意识的增强。只不过，目前工会体系下工人的合力难以与资本的势力形成近乎对等的博弈。
当遇到资本和劳动力发生矛盾时，工会的合法性存在连同《工会法》往往会被搁置一旁。
“强势资本和弱势工人之间的差距，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外资被过多偏袒造成的。”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工会学系系副主任刘元文教授表示。刘元文还是《相容与相悖：当代中国的职工民主参与研究》论著的作者。
“目前的工会在当下的劳资环境下，有时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刘元文说。
而在国有企业中的工会，工会边缘化也源于国资“独大”环境下的行政集权。
据刘元文观察，目前国有企业的工会，依附于企业行政权力的程度会更强。由于公有企业的工会主席往往连行政级别都没有，工会主席参加行政会议只能作为列席代表，无法坐实对企业员工权益的维护。
“虽然国有企业工会的组织相对要好一些，但一般来说，效益好的企业，经费充足，工人的收入高，工会的自由度也大一些。而类似纺织企业在内的低利润企业，在经历企业改制之后，如遇上国有财产侵吞、国企工会经费不足的情况，工作基本无法开展，帮扶工作更是无从谈起。”刘元文表示。
受邀请参与南海本田劳资谈判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则认为，目前劳资问题的实质是工人的孤独感。“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没人保护，再加上劳动条件的低下，他们很难接受。”
“法律赋予工会的权利该发挥作用的时候，机会却被浪费了。此前的罢工事件对整个工会系统应该触动很大的，因此职工提出重新树立工会的形象还是合理的要求。”常凯表示。
“推土机式”的跃进
自从1978年10月中国工会九大提出了新时期工会工作的基本方针以来，30多年的体制改革中，从基层工会的组建到工会法律的形成都迈进了快车道。
1978年，全国范围内工会会员人数为5300万人，全国约50%的职工为工会会员。然而根据2008年9月的数字，国内的工会会员已经增加到2.12亿人，比1978年翻了两番，2008年的职工入会率比1981年提高11个百分点，达到73.7%。
目前，中国已有11.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商的投资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建会率达到了73.1%。私营企业的建会有突破，私企工会会员已达5220.8万人。此外，农民工会员达到6197万人，农民工入会率达到了51%。这里面就包括当前大批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工作的“80后”和“90后”农民工。
工会发展迅猛的燎原之势，源于近年来政府主导下工会的快速发展。
1996年进入中国后的几年间，沃尔玛对工会组织的抵触似乎并未引起国人的关注，但从2004年曝光沃尔玛在珠三角供货商存在剥夺劳工权益的问题之日起，中华全国总工会便把工作重点瞄准在未组建工会的成千上万外企、私营企业身上。
2006年7月29日零时40分至清晨，在全总力挺之下，沃尔玛深国投百货有限公司泉州晋江店肉类部职工柯云龙与24名同事冒着被解雇的风险组建了沃尔玛(中国)公司的第一家工会。在柯云龙等人向泉州市总工会提交的联名申请信中提到，在泉州市总工会的帮助下，员工们认识到工会建立的重要性，并要求成立沃尔玛晋江店工会。此后的两个月时间，分布在全国30个城市62家分店里的6000余名沃尔玛职工，自发组织起自己的工会组织。
而近来备受争议的富士康集团，工会于2006年的最后一天成立。与以往外资企业组建工会不同，富士康工会没有走传统的“企业内部成立工会”路线，而选择了由深圳市总工会派出工会组织的形式。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的全称“深圳市总工会富士康科技集团工委会”，作为市总工会的派出工作机构，工委会五名组成人员全部为市总工会的工作人员。从此，龙华的20多万富士康员工就有了自己的工会。
对此，全总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说：“不管是什么资，只要在中国办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包括依照《工会法》规定组建工会，尊重员工的合法权益。”
然而，由于安排入驻私人企业的工会主席往往并非企业主推选或认可，经常会造成企业主替换或炒掉工会主席的情况。富士康的首任工会主席即为深圳市总工会聘请，然而不久之后，工会主席被换成郭台铭的助理。
近年来，工会主席直选和职业化的进程在湖北和江苏的实践，亦被学者认为是“一开始让人兴奋，但不久便发现却有些愚昧”。
在全国首推企业工会主席直选的湖北黄石，很快就出现了企业老板们“收买”工会主席的情况。此前观念领先的蛇口工业区工会主席“委派”模式也面临了工人不信任委派的工会干部，双方互相猜疑的困境。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原副院长冯同庆对工会直选依然乐观，但他认为，之所以目前在政府主导下的工会新模式停滞不前，就是因为现有的体制自由程度不足。
“工会作为社会组织，其自治程度和民间参与程度相当不足，因此容易被边缘化。”冯同庆表示，“工会应该向民间组织学习他们科学的维权方式，接纳更多社会因素，换换原来用惯了的行政手段。”
工会如何演主角
近年来，在对工会角色的保护上，中国的法制推进也可谓迅猛。
1988年10月召开的中国工会十一大，通过了《工会改革的基本设想》，提出了“维护、建设、参与、教育的新时期工会的社会职能”。
曾参与《基本设想》文件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那时起，工会工作的核心内容就被确定为工会向工人负责。“工会应该是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他说。
1992年，中国完成了对《工会法》的修订，突出了工会的维权职能。然而，真正实现对工会权益维护的是2001年10月27日颁布施行的新《工会法》。新的《工会法》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至此，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成为职工的第一需要。
这部有突破意义的法律甚至包含了对打击报复工会工作人员的处理。新的《工会法》第十一条就明确规定，“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恢复原工作；造成损失的，给予赔偿。”
这些规定，对保护工会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供了法律依据。
然而，学者们表示，法律赋予工会什么样的角色，工会如何去代表工人并如何运行显得更为重要。刘元文认为，目前对于工会权益的认识，观念仍然落后。“目前国内的语境中仍将"集体谈判"称为"集体协商"，这说明理念的滞后。”
冯同庆认为，工会目前的转型是如何突出自己的利益代表性。“应该朝着回归工会功能的这个方向转型。”
刘元文表示，“要重塑工会形象，尤其是基层工会主席的形象，就有必要通过明文规章规定下的选举制度，让工会的制度性赢回职工的支持。”
“一个有效的工会，社会、职工会是它的受益者，政府也是其受益者。”刘元文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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