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 我们已被逼到无聊的极点

　　蔡康永 我们已被逼到无聊的极点

　　“等到我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还给自己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

　　本刊记者 张欢 万静波 发自台北 实习记者 刘晓旋

　　这不是一次容易的采访。

　　蔡康永气定神闲坐了下来，要了一杯白水，很认真端详着我们的名片，送上招牌式的笑容：“我们开始吧。”

　　从他的脸上，你能读出温和、优雅，还有一丝优越感，简直能瞬间扑灭对他发问的热情。

　　他是华人世界里最能做访问的主持人，“总统”、知名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演艺红星——说白了吧，有什么风雨不是蔡康永坦然经历过的？

　　他太会接受访问了，他是这行的翘楚，一句话就轻易打发掉有关个人的问题。身为“金钟奖”（中国台湾地区传媒年度奖项）获得者，蔡康永的观点始终是：想从电视里学东西?拜托，赶紧关掉电视。

　　也许是反电视态度、特别的学历和出身、畅销书作家身份、出道时做读书节目的经历，他被视为 “文化人”，搭档小S就经常说他是“读书人”。

　　这种标签一直让蔡康永感觉奇怪，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只不过是在活色生香的娱乐界里愿意做一点引荐的工作。每次看到龙应台、林怀民，他都觉得这些人是在用整个人生的力气做文化，而他自己不过是把他们引荐给不愿意理他们、只愿意看电视的人们。

　　“我只是一个‘媒人’，从来都不是‘新郎’或者‘新娘’。”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义。

　　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他和周边的世界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祖父经营上海自来水公司，父亲蔡天铎是台湾著名的律师，1949年前曾是中国最大轮船公司——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的老板（为蒋介石提供专轮）。父亲将近60岁才有了他，在他的眼中，父母简直把他当成宠物一样疼爱。

　　这是一个上海味道极为浓重的家庭，以至于蔡康永多年后在电影《推手》中听到高金素梅咬牙切齿讲上海话时，感觉毛骨悚然。

　　理解了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流社会，就更能理解他的家庭。蔡康永回忆自己的母亲：“我妈每天睡到中午12点，穿着毛毛边的亮片高跟拖鞋、好莱坞电影里女明星穿的丝质晨袍，在家里晃一下。起床后就出门弄头发，弄到两三点回家，等朋友打麻将。打麻将是生活中必要的应酬。”

　　蔡康永一路读的都是贵族小学、中学，完全被上流社会的浮华所包裹，习惯了家不但是家，还是应酬的重要场所。《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王惕吾和余纪中是父亲的麻将搭子，蔡家儿子9岁上台唱《四郎探母》，两大报都会给大篇幅报道。

　　读大学时，见到台湾本省同学打麻将，居然拿钞票直接给来给去，洗好牌之后就开始打了。在蔡康永眼中，这简直是魔鬼一样可怕的事情：在他老上海上流社会气氛浓重的家里，洗好牌之后一定要用牌尺摆直，用的都是筹码。

　　点滴细节让蔡康永始终和他出生的土地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从美国回来后他觉得又有了新的感悟，他觉得这太有趣了。对周围的疏离感让他有了更另类的视角去做节目。

　　在他成名节目《两代电力公司》里，他愿意找一群十四五岁的“死小孩”去和父母进行观点PK。他也会故意找10个很胖的姑娘，而他们的男朋友又非常帅而且感情很好。他想说的是：凭什么只有条顺盘靓胸大的女生才能找到好男友？

　　在他的世界观里，堂堂正正做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人生为什么不能有多一种选择？比如男生为什么不能“娘”？

　　在淡然的外表下，蔡康永隐瞒了一颗叛逆的心。

　　读高中时，身为校报主编的他，刊登了有关“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文章，还有《共产党宣言》，要不是父亲，他早就被开除几百回了。

　　当然，你知道的，他是同性恋，一个在当今社会注定叛逆的身份。

　　飘然而过的旁观者

　　蔡康永起初是一个电影编剧，《功夫皇帝方世玉》就是他的作品之一（嗯，你还记得那句“以德服人”吧）。

　　本科毕业后，必须再出国读一个好大学。为什么？世家子弟的小孩子怎么能没有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学历呢？

　　胡金铨（也是父亲的好友）专门给他写了介绍信，他就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去念电影硕士了。

　　念UCLA让老爸觉得很爽，但又没法和人说宝贝儿子念的是很不正经的“电影”。蔡康永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会坚持自己的叛逆，但也会给人留下面子。

　　读电影硕士这段时间，蔡康永受到的震撼教育是：所有老师都是得过奥斯卡或者艾美奖的，所有课程灌输的理念是“娱乐就是要卖钱”。

　　第一堂课，教授让大家交故事大纲，所有的同学交的都是谋杀、罪犯、吸毒，教授一边翻阅一边称赞：“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一定会卖座的。”蔡同学傻眼了，他试图在电影里呈现文化冲突、社会反思等等宏大选题。

　　交课程作业时，蔡同学拍了一个杯子的镜头，用光柔美地打在杯子上，因为这个杯子是故事里女主角送的分手纪念物，很唯美很艺术。

　　教授喊他过来，直截了当地说：“重拍！杯子关观众什么事？除非杯子里有毒药，观众会在乎男主角会不会喝这杯酒。观众花钱看电影不是要来看什么爱情纪念物，他们是来享受90分钟的一个好故事。”

　　这种杯子变杯具的经历，让蔡康永明白一个道理：娱乐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

　　回到台湾做娱乐，对那些不是认真看待娱乐的人，蔡康永都没有什么合作兴趣，人生态度可以很娱乐，但做娱乐就必须认真。

　　让我们翻阅下回台后的蔡康永履历吧：

　　他当过大学老师，台湾世新大学电影语言、风格评论讲师和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

　　他是专栏作家，主攻电影评论，《联合报》上有他的专栏；

　　他是电影编剧，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编剧是白先勇和蔡康永。他还是许鞍华《客途秋恨》的策划和制片经理，并代表许出席当年的戛纳影展；

　　他当过台北电影节的评审；

　　他是时尚杂志《GQ》台湾版创刊总编辑，也创造过一个纪录——总编辑上封面；

　　他是电视制作人，当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和电视台顾问；

　　他还是广播人，是台北之音的节目部创意总监；

　　他居然还给电脑游戏写过脚本和对白；

　　最后，他进入了电视主持界，因为《康熙来了》被千千万万华人所熟知。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是被他的经历决定的，那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今天的淡定不是从天而降的。他的平静是娱乐圈一个飘然而过的观察者才会有的，不会因为其中的沸腾而欢呼或沮丧。

　　电视业的一切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追寻人生的真义，可以靠阅读，而绝不能靠电视。他说：“放弃阅读，就等于自愿走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既错过无数的风景，也错过了无数可以转弯的地方。”

　　2006年，李安凭《断背山》拿到奥斯卡导演奖。有那么一秒钟，蔡康永对自己说：“你这个懒鬼，为什么没有去坚持。”不过是一秒钟。

　　像李安那样等6年，蔡康永做不到；像侯孝贤那样拍一年电影而一周就下线的事情，蔡康永也很难接受。

　　为什么蔡康永没有成为李安？他说了一个故事：“如果有小鸟在森林里面唱了一段生命里面最好听的歌，可是当时没有半个人听见，然后这只小鸟死掉了，那它到底有没有唱过这段歌？这是哲学上的一个问题：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这个问题在娱乐圈是很好解决的。他说：“教授肯定跟你讲，拍了没人看，那等于没拍，你不但没拍，还浪费别人的钱。在哲学里面就很难讲，唱过，就是存在的，只是没人听见而已。”

　　于是，他找到了平衡人生的办法：“这个时代，小鸟的歌声更不容易被听见，因为森林里大象拉一坨屎，犀牛也拉一坨屎，屎味满天，没有人管小鸟在唱什么歌。我不认为费里尼、黑泽明在电影圈还能像当年一样被珍惜。我跟自己说，需要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前面东西，我在这个年纪把它玩掉。等到我已经厌倦出现在众人面前，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还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可以玩——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力量。”

　　什么时候蔡康永会撤退？

　　他端起杯子，很认真喝了口水，想都没想说：“我希望靠小S把这件事情给结束掉。如果她一年半两年生小孩，这件事就结束了。很幸运地，我可以把责任栽赃在她头上了。”

　　不要用宋朝的礼节来要求小S

　　——对话蔡康永

　　人物周刊：你成年之后，对这辈子要做什么有没有动摇过？

　　蔡康永：一直在动摇，我不相信存在不动摇的人，那样的人脑子有问题。《教父》的导演科波拉说，如果他可以把灵魂卖给魔鬼，他要换整个宇宙的知识。我也想要整个宇宙的知识，可是我一定享受不了，我不相信有人吃得消。

　　我一直认为，得不到整个宇宙的知识，会让我们有兴趣知道更多东西。我在博客上写，我阅读不是很有水准，只是因为我不甘心。我老想多知道一点。每多知道一点就会赞叹，那个人过得比我有意思多了，比如研究黑猩猩的人类学家，或者发现物理学定律的物理学家。

　　比方说，有一个数学家得了全世界最大的数学天才奖，我要采访这个人。我很想看这个数学家是怎么一个人，他怎么活得下去，他做什么事情别人都不懂。我很想在我的人生中花两个钟头跟这样的人相处，然后看看我错过了什么，我一直相信我错过一大堆东西。

　　人物周刊：你觉得得到了什么，又错过了什么？

　　蔡康永：我就想占工作的便宜，跟这个人相处两个钟头。上次博客上放了一张和林志玲亲嘴的照片，我就想看有多少张和林志玲亲嘴的照片，一翻照片簿，大概有10次。我就想，真是浪费别人的配额。“隔壁的草坪比较绿吧”，你永远都觉得错过了什么，会觉得一定有更精彩的人生，这才是活下去的乐趣。

　　人物周刊：面对团体指责，你怎么办？很多时候你的节目都是有争议性的。

　　蔡康永：有两件跟《康熙》有关的事把我惹到，我想讲话。像王刚说《康熙》是低俗，这在我看来是无聊的，无聊到懒得讲话

　　一件是小S常常调戏男明星，这件事小S没有要求我发话，她想讲话她自己会讲。我是很想说，1万个女明星当中，有一个比较自由勇敢地表达对男生的好色，只不过是她觉得这个人长得比较好看，这个男的走过去，她若可以吹口哨，就吹一声口哨。这在我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1万个女明星当中如果有5000个这样的话，比例就差不多。现在只有小S做这个事情，其他9999个还要讲这不行，这就惹到我了。

　　你说内地管制多严，女明星还不是穿得极尽性感？在台面上做这个事，因为你知道这样可以获得版面，大导演会多看你一眼。用这个策略，然后装得三贞九烈，没关系，最多大家都不要讲就算了，可是不要倒打那个敢表达的人一耙。

　　我很佩服李银河、韩寒和龙应台，他们3个人愿意长时间地跟别人讲道理，我就没有这个耐心。他们在中国社会很重要。我偶尔发作一次，真的没兴趣浪费时间在这些人身上。小S这件事情我火大，不珍惜这么一个勇敢、毫不做作地表达自己感觉的女生，还要用宋朝的礼节来要求她。

　　第二件惹到我的是娘娘腔。男生被说娘娘腔和被说同性恋，在我看来都不是骂人。男生当然可以娘娘腔，不准说是异性恋搞出来的鬼。我倒不是在火一般的观众，是在火“同志”观众。《康熙来了》一碰到同性恋话题，一定会有一群自认为社会主流的人士来说不接受，那些人直接否定同性恋的存在，但是“同志”没有反击，只是说不可以讲男生“娘”。

　　如果说讲“娘”就是在嘲笑，那你的脑子就是被异性恋给烧坏了。我火大的是那群“同志”脑子被烧坏了这种地步。

　　我得让人家知道，《康熙来了》里的事情都是有道理的，我们一直都是个性强烈的人，我们信仰某些事，才会这样做。

　　人物周刊：在你多大之后就再也没有想过自杀这件事情？

　　蔡康永：一直都在想这件事，这是我最大的乐趣，一想到可以自杀，就好放松。中国人讲大不了一死，大家以为这是一句很悲壮的话，但在我看来这是一句祝福，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大不了一死。

　　第一次踏入电视圈，是帮一本书跟大家吵架。一个叫鹤见济的日本作家写了《完全自杀手册》，台湾后来就把这本书禁掉了，没有禁掉之前很多学者就出来说要禁。整个台湾找不到一个人愿意出来帮这本书讲话，除了我。

　　我被打动是因为作者说，好的人生包括活着的时候，也包括死亡的那一刻。一个很美好的人生加上一个烂透了的死亡，这不是好人生。死不会很好，可是照你的意思死会比较好。

　　所有攻击我的人都说，如果有人因为这本书而自杀了怎么办？我当时比现在有种，我说那就试试看。

　　我写文章，说有一天这些都是过去的，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这不是开玩笑。现在我还常常在想，我会去哪里自杀。在法国的海里漂浮呢，警察打捞你的时候会很烦，说你一个外国人跑来法国自杀。

　　人物周刊：你是台湾电视文化参与者，你觉得它用了什么机制，在大陆能有这么火爆的传播力？

　　蔡康永：昨天我和朋友在聊，为什么内地有些本来可以慢慢发展的东西会忽然被搞砸，摇滚乐、现代艺术怎么这么容易被搞垮。日本画家画几十年，红了就红了，不红就再画。英国、美国都这样，怎么中国就是3年暴红，3年后垮掉？

　　我有一个臆测之词，不知道正不正确：一个比较平衡的社会，资源虽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可是那个少数人相对不算太少。比方说20%的人掌握资源，管理另外80%的人。

　　内地感觉很像是1%-3%的人掌握资源去管97%的人，为什么人家有20%，而内地只有1%呢？我觉得可能是社会释放权力的通道特别狭窄，所以筹码全部在1%的人口袋里，他要开闸就开闸，要收摊就收摊。

　　针对娱乐输出，上海、北京有很多一步到位的事情，是台北这辈子都追不上的。

　　我参加过很多典礼，李宇春出来的欢呼声盖过了罗大佑。罗大佑李宗盛这些人是流行音乐很明确的坐标，有他们才有下一站。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明星，不是坐标，是天上压下的一座烽火台，最后会变成废墟。

　　选秀是很明显的一步到位，没有不好，可是当它变成霸王的时候，这一块就会出现问题。台湾幸运的就是，选秀明星再怎么红，跟周杰伦都是不一样的。

　　人物周刊：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全世界的华人很多人都喜欢看你的节目，看台湾的综艺节目，是因为华人的基因里就没有幽默的天性吗？

　　蔡康永：资本主义发达到后来，知道钱不是全部的时候，就会逼着自己去找别的乐子。一开始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容易把钱当成全部，因为还没拿到。等有一天拿到了，就知道钱没那么有趣。

　　要先拿到，先吃饱，然后才知道吃饱不好受。他还没吃饱，你不能跟他说吃饱不好受。

　　我很爱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台湾最有钱的女人，她搞了满满一盘子的翡翠玛瑙珍珠钻石，献给她在西藏的上师。那个上师做仪式，顺手把钻石玛瑙撒到水里去，富太太抱着钻石哭都来不及。在那个上师心中，这就是供养天地的东西，就是石头。可富太太是要用它来买平安的，买灵魂救赎的，走到那一步可不可悲？

　　台湾人每天累到回家只有对着电视看综艺笑。我们就是治疗人，提供东西让人睡得着。为什么晚上不看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讲国共战争的史诗片呢？我们已经被逼到无聊的极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