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教材争议背后的教育行政化顽疾

　　教材的编写主要是由行政部门说了算，教育行政机构从导向和最终把关的角度进行把控。另外，教材的取舍由少数参与教材编写的专家说了算，这就容易体现某位专家的偏好。这样编写出来的教材是有很多争议的。

　　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的官员不放手，学生的意见、学生家长的意见和教育专家的意见对教材的改进影响作用微乎其微。

　　视点关注

　　本报见习记者 任雪 本报记者 杜晓

　　6月，应该是社会关注教育问题最多的一个月份———高考、中考、毕业离校，任何一个话题都会成为人们的谈资，年年如此。而今年的6月，人们似乎对教育的谈兴更浓———一篇朱自清的《背影》，再次掀起了对语文教材内容取舍的争论。

　　近日，网上曝出，有学生提议，朱自清的《背影》一文应从语文课本中删除，理由是：朱自清的父亲违反交通规则，而且形象不潇洒。这样一个很“雷人”的说法招致了各方的热议，有学者力挺学生的观点，认为朱自清父亲翻越站台的行为已然违法，应当将此篇文章删除。

　　查询过往关于语文教材的争议，不难发现，诸多名家名篇的内容被指与法治精神不符：《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太过暴力、《武松打虎》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西游记》则有虐待动物之嫌……

　　是这些名篇当真与法治时代脱轨，还是读者“无厘头”的杞人忧天？《法制日报》记者采访发现，在教材内容争议的背后，其实更应对教材的编写进行反思。

　　昔日名篇今惹争议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该不该从语文教材中拿掉？》，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侯会的这篇博文，让不少教师、学生不得不对鲁提辖的义举“另眼相看”。

　　侯会在博文中表示，这样一个血淋淋的杀人场面，尽管描写精彩，但是易给青少年带来不良影响，应该拿掉。而在博文后，将近2000条的评论各执一词，有人支持侯会的观点，也有人认为应该注重引导年轻人去正确地对待暴力与血腥，而不是把人们封闭在一个虚假伪善的世界里面。

　　“不应该拿掉，如果照这种说法，那么《水浒传》就应该被列为禁书。”在北京市某中学教语文的李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学生可以从这篇课文中学到刻画人物的笔法，也可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可以启发他们在现代社会中如何看待这件事情，这恰恰是进行启发式教育的好素材。

　　李老师告诉记者，鲁提辖身上的正直、侠义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之一，也是中国文化中刚健勇猛的文化精神的体现，“鲁提辖这个人物的刻画极其生动，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当然在现在法治社会中，这种侠义精神是需要纳入法治轨道，作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重要的是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加以正确的引导”。

　　但也有一些学生家长认为，应该拿掉有暴力情节的课文，“从小耳濡目染，难免会给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社会对于语文教材内容的争议，远不止朱自清父亲违法、鲁提辖暴力这些内容，文学大师鲁迅的文章也曾受过质疑。

　　此前，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纷纷不见，当即引发针锋相对的争论。

　　不少人认为，鲁迅是人民的作家，是人民思想的启蒙者，有网友直言：“鲁迅的文章多年来被奉为经典，这是大家认可的，且不论从语文方面能从鲁迅的文章中学到多少东西，谁敢说中国的文学能够没有鲁迅？”

　　反对方则认为，鲁迅的文章艰涩难懂，且不具有现实意义，“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他的文章已经没有主流意义了。我们现在更需要更多的符合现代科学技术、经济政治之类的。”有网友这样评论说。

　　北京市十二中语文老师石磊并不反对删除鲁迅的一些文章，她说：“对于学生而言，毕竟在中学阶段思想认识还没有达到某种深度，对于鲁迅写的一些文章的社会背景理解不是特别深，所以绝大多数同学，尤其是对文学不太感兴趣的同学，学这些东西的时候比较排斥。把这些文章删掉，并没有太大的影响，而学生接受、了解这段历史，不一定非从某一个文章里去了解。”

　　石磊认为，鲁迅的一些文字确实很难理解，“让学生去接受一些稍微轻松一点的东西，也能换一种方式去学习那段历史。我倒不是很反对把一些文章删掉。课改之后，专家也是想改掉一些应试化的方式，试着让学生发表开放性的看法，课文尽量有一些时代的气息”。

　　全国“新课标”语文教材执行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温儒敏认为，每一套严谨的教材的编写，都是一个系统工程，“指望通过个别改动，就立竿见影地解决一些所谓现实问题，无异于本末倒置。教材怎么编、课文选哪些，是可以探讨的”。

　　教材选文教师难有发言权

　　“我觉得教材文章的选择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学生来说，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程度应该更重要。”石磊说，“编写教材，虽然会征求教师的意见，但离老师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新教材的编写是在教材上加一些新的东西，去掉一些过于陈旧的东西，但是由于征求意见的对象一般级别都比较高，以专家、大学教授、语言学家、出版社等为主，一般的教课教师是不参与的。

　　“教材的编写有一个模式，委托编写或者是申请中标的方式编写，几个专家在一起进行文章的选择编辑，编好之后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审编委员会进行审定，审定通过后就成为教材。”教育问题专家熊丙奇说，这样一个程序本质上是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教材的编写主要是由行政部门说了算，教育行政机构从导向和最终把关的角度进行把控。另外，教材的取舍由少数参与教材编写的专家说了算，这就容易体现某位专家的偏好。这样编写出来的教材是有很多争议的。”

　　对于教材的编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李楯认为，在国家通过立法制定或者认可的课程标准之下，教材应由教师自己编写，政府行政机关不是学校，政府官员不是老师，管得过多了，反而不好。

　　“教育行政管理机关的官员不放手，学生的意见、学生家长的意见和教育专家的意见对教材的改进影响作用微乎其微。”李楯说。

　　教材争议背后的行政化影响

　　对于学生、家长频频“挑刺”教材内容的现象，熊丙奇认为，“问题在于教材的制定不能由某个部门规定只能用某一个教材，教材的选择应当是一个民主决策”。

　　据了解，多年前，我国就提出了“多种教材并存”的政策，但是，熊丙奇对“多种教材并存”并未实施到位的情况直言不讳，“目前我国实行的多套教材编写是有问题的，多套编写跟行政阻力同时存在”。

　　熊丙奇告诉记者，出版或修订一本教材，决定权在于主管部门，其下属的课改办负责制定课程大纲和大致要求，然后公开发标甚至直接指定作者队伍和出版机构，“如果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不认定这个教材，很多学校就不购买”。

　　“教材背后的行政因素不可小视。”熊丙奇说，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教材管理体制问题，第二个是因为教材背后有非常深的利益链条。

　　“治本之策还在于要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利益模式，教材编写应该有多种不同版本，同时应该由学校自主选择。”熊丙奇进一步向记者解释他的观点，合理的教材编写模式应该是有更多的专家参与，多个不同的版本共同申请，由相关部门审核通过符合教育规范的教材，最后由学校的教师委员会共同决定采用哪本教材。

　　“教材的编写要形成一种竞争关系，在选择使用的时候，应当是由学校依据自己的教学理念和实际情况来自主选定教材，而不是由行政部门。”熊丙奇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规定，“建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那么，如何改变当前备受争论的教育管理体制？李楯坦言，精简庞大的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设立国家监学制度，放开办学权、教材选择和编写权，“只有做到教育独立，教师治校，学生自治，教材问题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