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映员往事

　　放映员往事

　　他们是老电影放映员，对他们的遗忘很多年前就开始了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西安

　　每当丧礼降临村子的时候，总会勾起王炳民对于过去时光的回忆。“我从小生活在这个村子里，父亲也是。记得小时候，村子里谁家有人过世了，父亲总会去帮忙。父亲是农民，没有钱，也没有文化，但他想着给人做点事总是可以的，扫地、摆桌子、打水、做饭……这些事情他都会去做。”

　　等王炳民长到和自己父亲一样年纪的时候，他能够做到更多。他上了学，擅长写文章，练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口才又好。他被请去主持丧礼，写悼词，总结逝者的一生。“我在村子里是德高望重的文化人。”他觉得，去世的父亲也会以他为自豪。

　　王炳民做了几十年的丧礼主持人。现在，丧礼上的一些事情让他很是看不惯。“现在的人不是去帮忙，而是去那里打麻将，要不就是等到吃饭的时间才来。我对村里人说，人过世时是悲伤的事，不要打麻将。他们告诉我，如果不打麻将，谁还会来呢？”

　　麻将如今是村子里重要的事务，村里人干完活，就开始找人凑桌打麻将。每次王炳民说自己不会打麻将的时候，别人就会疑惑地瞅着他，并嘲弄几句。

　　“现在的人跟以前大不一样了。”王炳民叹了口气，“我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

　　6月里的陕西户县五竹乡北索村，白日冗长燥热，苍蝇在绿色的柿子树上嗡嗡响。前些日子，天气预报说会有降雨，但过去好几天了，大地仍然如同一个巨大的烤箱，篱笆旁的月季花仿佛都要冒出烟来。

　　王炳民清晨起来后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吃降压药。长年的高血压导致他半身不遂，走起路来缓慢而蹒跚。铁皮桌子上摆着茶水，杯子茶垢层积，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茶杯旁一台老旧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着秦腔。降压药产生的副作用让他的视力日渐模糊，但对声音的敏感度反倒增强了。

　　每当屋子里的电话响起，他会想，会不会是那个电话？他算了算，到今年8月，就整整两年了，但那个电话还没有打来，多少个清晨和黄昏过去了，他所能做的只是等待。

　　乡村的夜晚是枯燥的，除了麻将，在家里看电视剧是许多人的选择。偶尔，村子里会有人来，用投影仪给村民放电影。

　　“没什么人看，都是些小娃娃，在那里吵吵闹闹。”从幕布前走过的王炳民有着踉跄的自尊，混在几个吵闹的小孩子中看电影简直就是精神上的纡尊降贵。在他看来，电影是一件庄重而严肃的事情，要用专注的心来对待。

　　如同迎接圣物

　　王炳民和他的朋友陈建春坐在堂屋里喝茶，打发这个无所事事的下午。王炳民把一个沾着灰尘的红色小本子递到我的面前，上面印着：陕西省电影放映人员证。陈建春也有这样的本子，上面还印着列宁的一句话：在所有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乃是电影。

　　1966年是王炳民人生的分水岭，他在那年成为了电影放映员，这并非易事。首先得根正苗红，还得多才多艺。“我能写能编能演，才会被公社选上。”从小学二三年级就乐于登台演出的王炳民认为自己能够胜任此项“光荣的工作”。

　　20岁的王炳民开始带着电影放映机和发电机行走在十里八乡。

　　王炳民的妻子王桂芳的家离北索村有十几里地。在嫁给丈夫的前几年，她每天翘首以盼的一件事情是王炳民和他同事的到来。夜色低垂，幕布支起，灯光射出，沉寂乡村里的节日就此开始。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电影是屈指可数的用以打发漫长黑夜的集体娱乐活动。电影放映员受人尊敬，是许多女孩子倾心的对象。

　　有人将王炳民介绍给王桂芳作对象时，她很快就答应了，“想着以后看电影就方便了。”跟王炳民在一起后，害羞的她躲在银幕后，“看到的电影全是反的。”

　　王桂芳在院子里进进出出，照顾着几个孙儿。12岁的外孙任晨在一旁沉默地听着长辈们的讲话，“公社”、“电影放映员”、“根正苗红”这些词汇对他来说太陌生了。

　　电话铃响了，但不是王炳民期待了快两年的那一个。家住40里地以外渭丰乡元西村的老电影放映员薄纪文打来电话，端午节要到了，他请一些老同行聚聚。

　　薄纪文和老伴住在乡下建于1980年的老房子中，30年过去，墙上已经出现了许多裂缝，“成危房了。”他已65岁，仍在劳动。他看上去比王炳民身板要硬朗。晚上回到家，《新闻联播》是一定要看的，“以前我们放的新闻简报跟现在的《新闻联播》差不多。”六七十年代的电影放映员，在放映电影之前，还要播放幻灯片和新闻简报。当时的口号是：“党委有任务，我们有行动；党委有中心，银幕有回声”。

　　在户县大王镇上，59岁的刘公信在给自己的木雕件《钱本草》作最后的加工处理。将这件作品完成后，他想赠送给相关的机构收藏，“告诉现在的人怎么对待金钱。”在他家楼下的屋子里，堆放着许多陈年的电影放映机和拷贝。他打开充满霉味的房子，等了几分钟，然后进去随便拿了一盘拷贝出来。这是一部1966年的新闻简报，叫做《天旱地不旱》。

　　在西安一处老厂房宿舍里，56岁的老电影放映员侯培江吃着西瓜消暑。他和刘公信有着相同的爱好，收集了许多电影放映机和拷贝。前些年在老家，兴致上来的时候，他会将幕布在村子的空旷处支起来，免费给村里人放电影。“村里的小孩子们看着幕布，觉得奇怪，问我，这是干什么的？我说，待会你们就可以从这块布上看到人了。”

　　从1966开始，王炳民白天种地，晚上放电影，属于兼职，这样的状况在1974年发生了改变。这年，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认真做好农村电影队发展工作的通知》，要求人民公社都要组建电影放映队。这些电影放映队被定为文化事业单位性质，人事上属于人民公社，业务上属于上级电影部门。

　　从这一年起，王炳民成为了专职的电影放映员，不必再到地里劳作。“每个月能领到30多块钱的工资，用一些工资去换工分。”电影放映员属于当时的公社“八大员”系列。这“八大员”包括了广播员、农机管理员、畜牧管理员、水利管理员、农技推广员、报刊投递员等等。

　　当时每个村子都放电影，往往是一个村子放完后，另一个村子等候多时的电影放映员赶紧骑着自行车将拷贝运往别处，村民夹道等候，如同迎接圣物。

　　拷贝一个夜晚要在好几个村子里传递，当最后一个村子的人看完最后一盘拷贝时，已经凌晨三四点，天都亮了。

　　王桂芳嫁给王炳民不久，生下了一个女儿。两年之后的1975年，王炳民当上了电影队队长。

　　就在这年，他两岁的女儿突然全身抽搐，口吐白沫。王桂芳提出要带女儿去西安看病，王炳民没有同意，他认为自己刚当上电影队队长，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时间。王桂芳还是执意要带女儿去，夫妻俩争吵了起来。“他认为我是在拖他的后腿，要跟我离婚。”女儿被诊断为癫痫，由于治疗被延误，留下了后遗症。

　　发现老伴流着泪指责自己，王炳民看着前方，没吱声。

　　他那时以为放电影可以是一辈子的事

　　王炳民经常会掐指计算自己和父亲去世时的年龄，“他68岁去世的，我今年64岁了，我也就只有四五年活头了。”父亲在60多岁时患上了脑血栓，和他现在的病差不多，瘫痪不久去世。

　　王炳民父亲去世的时间是1978年，发病前还在劳动挣工分，农民是没有养老金的。

　　几年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成为历史。公社为村民看电影埋单的时代结束。村里人看电影要买票了，票倒不贵，也就一两毛钱。

　　《少林寺》是电影开始售票以后，“票房”最高的电影。放这部电影的时候，许多人跟着放映队一路走，放到哪看到哪。

　　大家开始在电影上看到武打，也开始看到情欲。侯培江记得很清楚，在放日本电影《望乡》时，下面有的人开始起哄：这是什么玩意么？连窑子都出来了？“这些人骂了之后，我到哪里去放，他们还都跟着去看。”

　　这些口味新鲜的片子超出了他们以往的观影经验。经历过“公社”时期的老一辈人总结过六七十年代的观影感受：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电视来了，看电影的人逐年减少。王炳民每放一场，要交给电影公司片租，到了80年代后期，“有时候连片租都收不回来”。

　　乡村电影放映员，半夜两点钟之后睡觉是经常的事，时间长了，对身体不好。到了80年代，王炳民发现自己的血压越来越高，身体已经扛不住了。

　　1986年，同样是户县电影放映员的陈建春觉得电影这条路越走越窄，于是他受聘于一家福利纸制品厂，成为了厂长。他和王炳民是好朋友，1988年，他把王炳民请来当了副厂长，并安排他只在白天工作，算是一种照顾。

　　厂子经营得不错。但世事难料。1989年，陈建春和王炳民被当地政法部门带走，在看守所里羁押了很长时间，最后被释放。陈建春的投机倒把罪不成立，行贿罪被免于起诉。

　　王炳民并没有获罪，但在乡下，只要你进过看守所，就认为你是有罪之人。村里人在路上见到他，躲得远远的。他的一位好朋友跟他说，以后我们就别来往了。

　　这对本来就有高血压的王炳民是个巨大刺激。他去纸制品厂看过，目睹一片狼藉的厂房，当即昏倒在地。回到村子后，无事可做，在朋友的帮忙下，他办了一个工艺品厂，用牛皮纸糊一些娱乐游艺的道具。没做多少年，他的高血压日益加重，直至1997年，严重的病情导致了他的半身不遂。

　　那些年，许多电影放映员已经到了无法支撑生活的地步，纷纷开始自谋生路。

　　侯培江从事过很多职业，烤羊肉串、卖建材、开出租车。开出租车的时候，他偶遇一位当初的放映员坐他的车。多年没见，侯培江问他，要去哪啊？这位老放映员说，去交通局。他接着问，去那里干嘛啊？那位老放映员说，我现在是交通局局长。

　　“这个交通局局长当初是遇到了推荐上大学的机会，他就不放电影，上大学去了。”这样的机会，侯培江也面对过，但他没去。他那时以为放电影可以是一辈子的事。

　　有的人，就真的死了

　　2008年的8月，王炳民沉寂多年的生活被打破。周围几个县的老放映员为自己的养老待遇问题争取权益的事情陆续传到了他这里。这唤起了他为自己讨个说法的意识。

　　此时，他已行动不便。老伴拿着他的那些老证件到乡政府，为的是证明他曾经当过放映员。政府里年轻的工作人员惊讶于还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说现在领导不在，领导回来了，会研究你所说的事情，到时候会给你打电话。

　　老伴带回这个消息后，王炳民就开始等待，等待自己被证明曾经是一个电影放映员的那一天。从2008年8月到现在，两年快过去了，他没有接到乡政府打来的电话。

　　这些老放映员曾到北京广电总局去上访，相关部门告诉他们，以前出台过一些关于解决老放映员待遇的政策。“以前是有过这样的政策，但没有落实。”广电总局认为要解决这些老放映员的问题，要各地政府帮助才行。

　　他们在等待。许多老放映员已经六七十岁了，上访好多年了，再等一下，人都快死了。有的人，就真的死了。“我们户县的一位电影放映员，在跟大家一起乘车去上访之前，上了趟厕所，突发疾病，死在公共厕所里了。”

　　有的地方政府确实出台了一些政策。有的按新农保，有的按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有的则是按破产企业办理。

　　在一份陕西省广电局、人保厅、财政厅下发的文件里，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未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地区，按每人每月55元标准执行。工龄补助标准每满一年每月发给4元。”照这个标准，王炳民从1966年放电影，到1988年结束，一共是22年工龄，每月4元，就是88块，再加上55块，一共是143块。

　　端午节，老放映员聚了聚。

　　在这个聚会上，王炳民和老放映员们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在这群人中，有曾经的伞兵、教师、擅长书画的学生，他们从年轻时开始做这一行，现在有的人成了建筑工、送水工、维修工。

　　他们时常提起的一个词是：老无所依。“以前把我们捧得那么高，后来就不管我们了，我们怎么去跟儿孙讲我们做过的事情？领导人说要让老百姓活得有尊严，我们的尊严在哪里？”

　　在曾经风光无限的公社“八大员”中，他们似乎被世人遗忘得最为彻底。

　　遗忘从很多年前就开始了。上世纪90年代，侯培江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电影放着的时候，慢慢下起雪来，只剩下几个人，这几个人也想走，侯培江说，马上就放完了，再陪陪我们吧。当电影还剩最后几分钟的时候，那几个人没坚持住，都走了。侯培江没有让机器停下来，而是让胶片继续转动，在雪地里捱过了最后几分钟。

　　这个人因为电影死了

　　端午节那天早上，为了参加聚会，王炳民早上6点钟就出发了，老伴王桂芳用人力三轮车拉着他，在烈日下骑了40多里地。

　　王炳民老两口每次出门，都会担心留在家里的12岁外孙任晨。2008年任晨的妈妈，也就是王炳民患有癫痫的大女儿病重，肚子里的积水越来越多，到西安去治病，医院要先收3万块才给入院。穷困的女婿来到岳父岳母家，看到家里的窘境，根本没法凑到钱，回家之后，喝农药自尽。不到一个月后，大女儿也去世了。

　　外孙任晨成了孤儿。有时候晚上睡觉前，他会对外婆说，我想俺妈俺爸了，他们很心疼我的。外婆说，我也很心疼你。任晨说，你的娃太多了，心疼不过来。

　　2009年农历四月，王炳民头一次拒绝去为一位刚去世的姑娘主持丧礼。

　　他们的女儿是在2008年农历四月去世的。那位住在村子西边刚去世的姑娘，和王炳民的女儿同岁，死于肝腹水，去世前肚子胀得大大的。“跟我的女儿太像了。”老两口没办法去参加这样的丧礼。

　　王桂芳时常想起女儿临终前对自己说的话。“她说，妈，我要是死了，你不能哭，你哭的话，我就变成鬼来害你。”她记不得已经流了多少眼泪，快要流泪的时候，她就赶着两只羊到野地里转啊转。转到晚上回来，还是不行，她无数次在梦里见到自己的女儿。“能梦到她还好受些，哪天没梦到难过得很。”

　　在这几十年里，薄纪文经常做3个梦。“前十几年，是梦见毛主席，中间十几年做的梦是考大学，最近十几年是经常梦见放电影。”

　　王炳民没做这样的梦，他现在痛恨电影。他后悔了，后悔自己当初为了放电影，耽误了给女儿治病，“我害了自己的女儿。”

　　他年轻时为放电影所做的事情，儿孙们并不理解。“他们说，你都干了啥名堂嘛，连个民办教师都不如。”在家里，理解他的只有老伴王桂芳一个人。“她安慰我说，你活一天算一天，你就是这个命。”

　　王炳民有点儿认命了。他和老伴现在住的卧室是女儿临终前的住所，上面贴着佛祖的画像和“南无阿弥陀佛”的横幅。“当初贴上这些，是想着能给女儿一些精神上的依靠。”

　　1997年半身不遂后，他开始动手写小说。13年了，这部10万字的小说初稿基本完成，取名《绒仙庄》。“绒仙”是“绒仙花”的意思，在他们家门口，就有一株绒仙花正在艳阳下开放。小说延续着秦腔一样古老的主题，“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村子里的人不在乎这些，在他们眼中，王炳民的笔耕不辍就像是过时的世界观和陈旧的哲学。这个世界变了，“能弄来钱就是本事”。

　　晚餐时，王炳民吃的是稀饭、馍馍、黄花菜。这些都是出自自家。生活中最大的支出是购买降压药。他每天会和老伴到村里的垃圾堆中拾捡一些饮料瓶，换成钱后买药。他开始为饮料瓶犯愁。“以前是两毛钱一个，后来变成一毛钱一个，现在是5分钱一个了。”

　　“电影害了我一生，当初随便做些其他的，都不会是现在的地步。”王炳民有时候会跟别人开一个玩笑，“哪天实在不行了，我就把我的电影放映证复印放大了，挂在胸口，找一个人多的地方，把农药一喝，让别人知道，这个人因为电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