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最大的是集体作弊

　　考试作弊，古已有之。即使在我们认为根本无以作弊的科举考试中，举子们携挟“小抄”的方式花样翻新，令人称奇。如今，在名目繁多的考试如英语四六级考试、资格和职称考试以及各类升学考试中，高科技的作弊手段与高科技的反作弊方式不断PK着，作弊与反作弊的新闻也不时爆出。作弊，似乎既是屡禁不绝的社会公害，也是人们一笑了之的社会常态。

　　但是，我们平常所见所闻的作弊，基本是个人行为，上演的还是猫和老鼠斗智斗勇的游戏，这大约是可以理解的：作弊是人性私利驱使，反作弊是社会公道使然，一正一反，公平乃现。所以说，个体作弊虽有违道德，有损公平，有害社会，却并不足惧。这是因为，作弊者用胆怯和鬼祟的行动至少说明，他们在心底还有基本的是非观：作弊是可耻的，是不可告人的。黑白美丑善恶等泾渭分明的界限，在个体作弊行为中还是隐隐闪现的。

　　而当作弊成为一种集体行为时，其黑其丑其恶就以聚变的方式爆裂开来，将成为一个社会的致命“癌变”。日前，有媒体盛传，北京电大数百学生在该校统一的期末考试中集体作弊，监考者竟然沦为提防巡考者的 “放哨”者，媒体遂冠之以“史上最大”舞弊事件。笔者尽管并不认为该事件为 “史上最大”，媒体此称或有炒作之嫌，但该事件所暴露出的社会心理和体制机制之弊，确实发人深省。

　　集体作弊，是一个集体对考试本身达成的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的要义和逻辑大略是这样的：考试是形式化的，成绩是不重要的，文凭是可以混的，学校招生的进出门槛是很低的。“门槛很低”，意味着学校可以最多数招生，最大化赢利。学校分明以办学资质为招牌，视“国家承认”的学历为儿戏，扮演着“学历化妆师”的角色。而如果我们稍微留心一下周围那些所谓的“易通过”文凭考试的办学机构，就不难发现，实际上这样的“化妆师”不独北京电大一家。

　　放弃职责担当，降低办学条件，无视学历水准的现象，其错恐不单单在学校。许多单位在招人用人时过分强调学历高低，“逼”得学历低者去猎取高学历。而社会大众普遍对此抱有的看法是：学历高低与能力大小并无必然联系，“混”来的文凭只是“通行证”而已。转念一想，单位本身似也无过错：没有文凭学历，何以证明个人能力？归根究底，用人制度的僵硬，竟是制度自身的硬伤；集体作弊，或是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所致。

　　其实，集体作弊的最大恶果在于，行动本身捅破了作弊在个体间的窗户纸，成为一次心照不宣的利益合谋，战战兢兢演变为肆无忌惮，作弊者自身仅存的道德底线在公开的集体行为中丧失殆尽，令美丑、荣辱、是非等起码的判别标准全然消泯。更应警惕的是，集体舞弊并不止于考试这一平常行为，在诸多社会行动中，集体瓜分单位资产、集体受贿等集体违规违纪行为，诸多“腐败窝案”，许多不可言明的“潜规则”，无一不是“集体作弊”流传的变种。

　　为此，我们在对行为和事件本身予以重责的同时，更加注重从机制和制度本身不断改良，才是维系这个社会存在基础的关键所在——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存亡攸关的难题。

　　姜飞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