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矿业主“被涉黑”足迹
□ 本报记者 张晓娜 发自贵州天柱
这是一次漫长的庭审，一天、两天、直到第六天。期间，旁听席上的杨继蓉、杨仁兰等被告的家属多次眼含热泪。
现在杨继蓉能回忆起来的仍然是丈夫欧阳云龙在法庭上说的那句话：如果我是黑老大，在我妈生我那天我就是黑社会了，那我应该感谢我妈，因为我妈在生我的时候就给我起名欧老大。
“他排行老大，在家时我都喊他老大，包括父母和村里的长辈也都喊他为老大。”能成为黑社会老大，杨继蓉说，“不知道是他的名字起错了，还是他占的股份太多。”
这是贵州省黔东南州的第一重案，法庭上和欧阳云龙站在一起被指控为黑社会的23名被告人除四人外均为贵州省天柱县诚城矿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城公司）的公司人员。
记者了解到，在诚城公司，欧阳云龙不过是个出纳，尽管他的股份最多，但都隐藏于别人股份之下，按严格意义说，他并不是法定意义上的股东。多名管理人员反映，他不常上公司，法庭上一些指认他的受害人欧阳云龙也多数不认识。更奇怪的是，欧阳云龙在天柱县拥有煤矿、金矿、宾馆等多家企业，其他企业都无事，只有诚城公司出现了黑社会，而诚城公司又是一家合法的矿山企业，证照齐全。
除欧阳云龙外，一起被称为黑老大的还有诚城公司的法人代表杨宗锦，诚城公司的总矿长陈通湘，诚城公司的管理层及公司人员共19名被抓，他们的罪名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一些被抓的人员当时早已不在诚城公司，让杨继蓉和被告者家属感到可笑的是，在起诉书中当地盗矿的打捞人员都堂而皇之地成为本案受害者和被保护对象。
天柱县安监局副局长张绪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欧阳云龙是为天柱县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至于他被控涉黑，他个人认为带有明显的其他色彩。
探访黑老大出生地
2008年11月24日凌晨三四点钟，台江公安局和黔东南州公安局大约有十个人左右敲响了欧阳云龙的家门。他们将睡得迷迷糊糊的欧阳云龙带走，并留下了搜查证。之后，有两个月的时间，杨继蓉到县里和州里去问都不知道丈夫犯了什么罪。
“他这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不管是问附近的老百姓还是去问谁，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法所得。”在杨继蓉眼里，丈夫不喜欢去矿上，几乎一日三餐都在家吃饭，基本上不参加矿上管理，只是负责公司办证和保管黄金及现金。
贵州财经大学毕业的欧阳云龙在他的家乡六合村村民眼中，是个能人。65岁的老村主任罗康瑶和48岁的村民罗安坪都对欧阳云龙的为人和其善举高度评价。据他们反映，为村里修路，为家乡邦洞镇六合小学捐资46000元，抗震救灾等，欧阳云龙都毫不推辞。欧阳云龙还设立“云龙奖学金”项目资助贫困高中毕业生共计86300元，此举得到了共青团天柱县委的充分肯定。
自从欧阳云龙出事后，有一名他资助的大学生已经辍学了。“他这样做人，还把他关起来，这已经是个奇迹了。”欧阳云龙妻子杨继蓉现在都不知道该怎样为丈夫辩解。
“我听到这个消息也是非常惊讶的。”村民罗安坪说。
“金矿绝对是是非之地。”打捞的事罗安坪早就听说过，他并不愿意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他认为欧阳云龙可能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得罪了什么人，“说到底还是利益驱使。”
当初诚城公司因为经营困难，才邀请欧阳云龙入股。之后欧阳云龙才认识了该案同被定为黑老大的杨宗锦。
杨宗锦的家位于天柱县城一座有四十年房龄的老房屋里。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瘫痪在床，手一抬一落地不住呻吟。据了解，杨宗锦是下岗职工，房子是属于单位的，每年他家还要交一定的租金，由于年久失修，每有下雨，厨房里漏得就像筛子，杨宗锦的岳母头上要戴毛巾才能把一顿饭做完。“他捐助的钱可以在天柱盖起一幢万丈高楼，但他宁愿坐在破旧屋子里。”天柱县诗词学会副会长龙连池在一份证明资料中如此写道。“有这样的黑老大吗？还让自己的母亲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杨宗锦的妻子杨仁兰质疑。
杨宗锦是不是黑社会，他身边的人应该最清楚。一直在诚程公司帮忙的何元钦告诉记者，他本人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和杨宗锦在一起，基本上不离左右，但警方从没有找他调查过。
在杨宗锦家里，一本《三星岩文化苑规划方案》还静静地躺在那里，其家人告诉记者：杨宗锦信佛，他乐善好施，打算为天柱县建一个景点，已投入70多万元，因杨宗锦突然入狱这一计划目前已被搁浅。
制止打捞过激被控涉黑
天柱县是贵州省著名的高原黄金城、重晶石之乡，黄金分布广泛，诚城公司所在的壕乡矿山位于天柱县社学、坌处、高酿三个乡交界处，人迹罕至。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因为发现金矿，一些合法企业逐渐进入矿山，而为了利益所趋，一些打捞人员也从四方聚集，成为当地矿山企业最大的安全隐患。
这些打捞人员均没有经过上岗培训，也没有任何资质，且随身携带钢钎、锤子、编织袋等作案工具，一旦进入矿洞，甚至会破坏掉矿洞内的生命支柱安全矿柱，造成矿井坍塌，破坏性极大。
当地矿山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有的打捞人员非常专业，有时甚至会携带液化气瓶，对发现有金矿矿石的岩石先是用火烤，然后再泼凉水，矿石高温遇冷水后就炸开了。”
尽管每个矿山都有安全员和值班人员，但遇到打捞人员时，常常因为盗矿人员众多而无计可施，且这些打捞人员屡不改悔。值班人员一旦抓住打捞人员多会有一些过激行为，诸如打骂、罚跪等等，一些值班人员甚至背着公司私吞罚款。
而打捞人员被发现后，也多要求私了，放下矿石，交钱了事。
这几乎已经成为当地矿山通用的规则，鉴于打捞人员的危害，当地主管部门已经多次下文。2005年10月24日，壕乡黄金管理站向天柱县黄金局递交《关于要求督促做好闭坑工作暨制止打捞行为的请示》；2008年9月10日，天柱县经贸局黄金生产管理站在《非法盗采黄金矿石“游击队”给黄金矿山企业带来的安全隐患》的报告中，指出“打捞猛于虎”的严峻形势，要求各矿区加强管理，防止“打捞”，否则对公司除依法暂停相关证照，停业整顿外，还要追究公司责任人的法律责任。此外，亦有多个主管部门下文、发通知。
按照相关部门的精神，诚城公司也加强了管理。由于除欧阳云龙大学毕业外，其他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公司人员就从其他公司誊写了一份《值班人员守则与制度》贴在诚城公司墙上。这份制度的第九条规定：“勇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发现有侵害公司利益行为的，要立即制止、打击，决不退让，并交总部处理，所得罚款的50%作为奖励值班人员，50%缴公司作为处理和解决费用年终奖，按平时上班天数和表现奖励。”这一规定完全是企业管理的规定，但在之后被说成是黑社会组织的纲领性文件。
如今这一制度在诚城公司的办公室中已经找不到，“一共二十几份管理制度都被公安机关收走了。”几个在场的工作人员也证实这一制度本非诚城公司最先制定，而是从别的公司抄来的。“我们公司出事了，那个公司的制度还在墙上贴着就没有事。”
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即使是公司金矿被他人越界开采，诚城公司也只能以妥协的方式协商向越界开采者提取15%到20%的受益，“如果是黑社会，还会让他们赚大头吗？”
显然，诚城公司的维权行为招来了打捞人员的怨恨，包括法人代表杨宗锦、总矿长陈通湘、出纳欧阳云龙及公司共20多名管理人员均被打捞人员指为涉黑，而该案中全部受害人均为有违法行为的打捞人员。一些值班人员因事发时早已不在诚城公司却仍然被抓，“明显是在凑人数。”
让人尤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该案中黑社会的组织结构也恰恰就是诚城公司的组织结构，一位贵州籍的辩护律师告诉记者：如果按这样来说，律师事务所等很多企业也具有这样的组织结构，完全符合黑社会的特征，这岂不是太可笑和可怕了吗？
权力与利益的博弈
表面看起来平静的壕乡黄金矿区实则暗潮涌动。
多家矿山企业反映当地主管部门动辄关、停、罚，诚城公司营业三年只生产了五个月，坑头金矿营业五年只生产了六个月，其余时间都是被关闭，停业整顿期。“出现问题整顿我们不怕，但相关部门应该给一个时间表，不能这样无限期地停下去。”一矿山老板说。
事实上，记者了解到的情况是，金矿开采由于投资巨大，股东有的多达上千人，很多人是拿了房产作抵押，停产一天，损失无法统计。而停业期间，打捞人员在矿山出事，仍然要矿山负责。
负责管理矿区的七家主管部门各有分工，一旦出现问题则需要这些部门相互协调，但部门多，沟通协调并不是很顺畅。天柱县国土局执法大队副队长王德友还坦承，这些主管部门都要下去检查工作，又不同时去，这么多人金矿老板也应付不来。
2010年7月5日这天，金矿老板们又接到了主管部门要求各矿安全员和工人去培训的通知，坑头矿区的副矿长杨长斌告诉记者，即使是停工停产阶段，这些培训也照旧进行，并要缴纳一定的培训费。“我们不敢不参加培训，如果我们不参加，有关部门就会让我们的各种证照作废，没有办法。”
记者在几个部门采访，对于矿区打捞人员猖獗的现状，主管部门都比较了解，但又无可奈何。
县安监局的副局长张绪鑫认为，打捞人员存在由来已久，但一直很难管理，天柱县矿山企业与政府成立的矿山指挥部针对盗抢矿者都有采用捆绑、拷打、拘禁的情况发生，“我也打过，因我们是执法人员做这些就没问题了，那些安全员和值班人员可能也是仿效我们，但他们没有执法资格。”
张绪鑫也一肚子苦水，他说，安监局的工作看起来光鲜，但风险也大，一旦出事就有可能下课。安监局的局长就是因为受贿而入狱的。说到此，他感慨道：“那些老板也是，用你的时候怎么都行，一旦你什么事没办好，就是另外一副面孔了。”
张绪鑫所说的局长即是杨本林。
记者了解到，2008年6月28日，欧阳云龙、陈通湘等人实名举报原天柱柱县安监局局长杨本林索贿，同年7月4日杨本林被榕江县人民检察院批捕。最后法院认定杨本林受贿18.5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一金矿老板告诉记者，“杨本林很有背景，他的亲属即为浙江省纪委的某个高官，杨本林本人很贪，钱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他要的是20%的干股。”坊间也有人因此猜测欧阳云龙等人可能是因举报之事得罪了杨本林的利益集团，而被框成了黑社会。
在有关部门和矿山管理者看来，目前情况下，似乎对打捞人员除了打骂之外就没有更为奏效的办法。采访期间，也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由政府部门和公安部门配合强拆打捞人员居住的简易木板棚，对此，张绪鑫说，这事应该去找国土资源局，安监局只负责对合法企业的管理。
但国土局执法大队副队长王德友则以打捞人员的房屋只是临时搭建为由，不在国土局的管辖范围内，又把皮球踢走了。
县经贸局驻壕乡黄金管理站的地位则更加尴尬，“我们说了不算，安监局说停就停，即使我们不同意也照样会停业。”
如此一来，打捞人员的管理成了一个真空区，无人能有效管理，而自从诚城公司的几名股东出事后，打捞人员更加猖獗，“看你们还敢管我们吗？再管就告你们是黑社会。”
壕乡矿区顽疾难治
“政府部门都管不了，我们来管，还说我们是黑社会，现在谁敢管啊，只能是好言相劝，对这些打捞人员是再没有办法了。”诚城公司的管理人员如今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杨宗锦妻子杨仁兰告诉记者几个主管部门都曾下文要求坚决打击打捞人员，但这些文件拿到法庭上作为证据都没有被采纳。
7月3日，在天柱县记者见到了因高血压严重而刚刚保外就医的诚城公司2号井的矿长杨贤炎（绰号毛桃），杨贤炎承认在抓到打捞人员时自己打过他们也骂过他们，但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我承认打他们我没有权利，但该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怎么能说我是黑社会呢？”
记者了解到，诚城公司一些值班人员除对打捞人员打骂外，也对其罚款，起诉书中称金矿值班人员实施全部犯罪所得总额为126300元，这126300元被公诉机关认定为是“以黑养黑”。
诚城公司管理人员表示公司一分钱也没有得到，都是值班人员的个人所为，更何况这126300元，平摊到人头上平均每人每天只有几块钱，“这么少的钱怎么以黑养黑？”
该案中三个黑老大之一的陈通湘已经因胃癌晚期去世，而他在死前的最大愿望即是能看到自己清白的一天，但他还是没有等到。
“打捞人员猛于虎”的现象如今在天柱县的各个矿山中已经成了难治的顽疾，就矿区打捞人员泛滥的现状，矿区管理人员多次向政府部门反映，但时至今日也无回音。
在天柱县安监局，副局长张绪鑫向记者表示，政府打算采取一些措施治理打捞人员，其中包括，整合后只允许在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禁止越界行为的发生，以避免井下相通；加强安全员和值班人员的配备，加大对打捞人员的惩罚力度。
但措施如何出台，张绪鑫说现在政府部门正在研究，尚没有明确的时间表，而措施出台后能否奏效至今还是个未知数。
诚城公司人员反映，金矿开工时，因公司的严格管理，并没有打捞人员事故的发生，但公司在停业整合期间，已经有五起打捞人员引发的事故发生。
正当记者要结束在天柱县采访的时候偶然获悉，几天前，坑头金矿差点出了事，其老板正为打捞人员的事焦头烂额。
记者随即赶到坑头金矿，在现场看到了多个横幅和牌匾，上面都写道：坑头矿区硐内危险，严禁“打捞”，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在向坑头矿区副矿长杨长斌了解后得知，6月15日，他得知几名打捞人员正在坑头打捞，向当地派出所报警后无果，自己即带多名管理人员去现场将几名打捞人员抓个正着，因发生争吵，其中一名管理人员出于气愤用木棍打伤了一名打捞人员，第二天矿上来了四皮卡车的打捞人员前来寻衅滋事。
邦洞镇政府和主管部门前来沟通协调后，见对方人多势众就撤退了。无奈矿上赔了打捞人员包括医疗费和营养费在内共计3000元，而当地派出所竟如此询问被打伤人员：“你还有什么要求提出来，矿山老板都在这。”
“很窝囊，到我们这偷矿，还要我们赔钱，这些打捞人员太猖狂了。”杨长斌不解。
同样不解的还有涉黑者家属，他们坚信自己的亲人并不是黑社会，而是被人为地框成了黑社会。
7月2日，《中国财富》杂志在一篇名为《贵州“打黑”的白与灰》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贵州省前不久还出台一份《2010年度打黑除恶工作责任书》，其中明确规定，每个市（州、地）年内要打掉两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平均每个县（市、区）年内要打掉两个恶势力团伙。”
文中甚至引用一知情人士的话：“生产一个没有的产品可以下指标，打黑怎么能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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