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风衣的“涨”声
南都周刊记者_周鹏 广东中山报道
7月5日中午，王淑惠（化名）满头大汗走进了一间茶餐厅。一脸忧愁的她还没坐下，就大声地说：“我就是想发发牢骚。”
这个体形略微发胖、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的中年妇女，是广东省中山市民众镇一间港资制衣厂的生产主管，像熟悉自己的孩子一样熟悉工厂里每一道生产环节。任何款式的服装只要看上几眼，几天后她就能做出一模一样的样品来。8年多来，她一直帮香港老板操持着内地工厂，而工人们也习惯性地称呼她为“老板”。
最近她决心要辞职不干了。对这个年纪的女性而言，放弃生产主管的职务和每月5000元以上的薪水并不容易，但王淑惠说，自己别无选择。
3个月前，即使每个月能挣到2700元左右的工资，制衣厂的十几位熟练工人还是集体提出了辞职。王淑惠费尽口舌也未能挽留住他们——这些工人已经在四川老家联系好了工作，收入只比现在少五六百元。
随着沿海的工厂往内地转移（最新的例子是，富士康7月1日宣称其将主要生产线由深圳迁往河北廊坊，预计今年内将完成迁址），以及内地工资的逐年上涨，珠三角长流不息的打工者洪流正在减弱。曾经人满为患的珠三角工业区正变得安静下来。
工人集体辞职一事让脾气越来越糟糕的老板抱怨不已。这家工厂为一个欧洲高档运动服装品牌提供代工，不少生产环节需要熟练工人才能胜任。一下子流失十多位工人，意味着工厂的生产进度马上就会慢下来。
老板从香港打了好几次电话过来责问王淑惠。他怀疑这位老员工是为了收受佣金而私下把工人转给其他工厂。这样的猜忌让自认为爱厂如家的王淑惠几近崩溃。“环境糟糕的时候，连人心都变了。”她唏嘘不已地说。
与去年相比，王淑惠所在的工厂今年接的订单并不少，但她说，“总是在微利和亏损间摇摆”。
这家工厂生产的一款风衣，市场零售价动辄上千元人民币。当这个价钱让那些逛商场的消费者感受到压力时，其实，王淑惠的工厂只能从每件衣服上挣到20元左右的加工费。绝大部分利润都流入了品牌管理者和经销商的腰包。“我们挣钱跟搬运工一样辛苦”，王淑惠这样形容自己的行业。
不断上涨的原材料价格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里，只有3到5个百分点的净利润已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现在，这点利润也正在被不断攀升的原材料成本挤压得所剩无几。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5月份，中国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5.9%，5月份更是同比上涨7.1%。中国棉花价格指数显示，从去年年初至今，国内标准棉价格累计已涨价近60%。而今年以来，纯棉、棉纱、化纤、丝绸等主要的服装原料价格至少平均上涨了20%。
王淑惠所在制衣厂的主要原材料是一种高档防水面料，这种面料从年初到现在的涨幅不下于20%。王淑惠说，有一次她的老板为了压低两毛钱的采购价，在电话里跟供应商“磨了半天”。
国外采购商似乎也不理会珠三角制造业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中小型采购商，非到万不得已，他们不会去承担成本上涨对生意伙伴产生的压力。
在珠三角，那些从事最低端的制造工厂里，悲观的情绪已经弥漫。
只要提到成本上涨，中山市华光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华也有倒不完的苦水。
到他的公司每年需要大量采购磷酸、环氧树脂等化工原材料，去年至今的价格涨幅令他惊讶。周华用一串数字来进行说明：“去年的磷酸售价是3500元一吨，现在是5000多元一吨；环氧树脂去年最高价也没有超过12000元一吨，现在是20200元一吨，不久前甚至高达23000元一吨。”
这位四十岁的中年男人个头不高，一身休闲装打扮，完全看不出多年前曾经在工厂里干过苦力的痕迹。现在，他正与堂哥一起经营有上百位工人的中山市华光化工有限公司，为华帝、万和等众多家电、铝业企业提供金属防锈防护等化工类产品。这家公司去年的营业额超过7000万元。
但成本压力并不能水涨船高地转嫁给下游客户——周华的工厂要主动承担起其中的大部分。他说今年公司产品每吨涨幅只在300元—500元之间。直接的后果是，作为这家公司最主要产品——粉末涂料产品，已经连续三个月每月亏损25万元以上。
“我现在连续亏损三个月了，每个月要亏几十万元”，说这话时，周华端起啤酒杯闭上眼狠狠喝了一口，就像那杯冰凉的啤酒能浇去忧愁似的。
国内一家知名燃气具品牌往年每个月都会向周华采购上百吨涂料，但今年以来的采购量已经锐减了一半以上。“这时候再提涨价要求，客户很容易就流失了。”周华无奈地说。
争夺工人
那天下午，王淑惠冒险把记者带进了自己任职的那家工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工厂的生产车间通常是外人难以窥探的禁地。
不到两个篮球场大的制衣厂，位于一条满是三四层楼房的小巷里。走进堆满服装半成品的闷热厂房里，几十名女工正埋头对着缝纫机忙碌着，墙上的电风扇朝她们不停地摇着头。
“两年前，这里有差不多200名工人，现在只剩下不到80名了。”王淑惠小声说道。隔着两条生产线的地方，一位监工模样的中年男人正面无表情地四处巡视。
现在的年轻打工者大多不愿从事服装、玩具等单调乏味的生产线工作，纺织厂里的工人大多是30来岁的女工。王淑惠说，工厂有一个年轻人每天都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来上班，他说自己要学习电脑，今后好跳槽。
“我都不知道今后谁来接现在这批工人的班。”王淑惠迷惘地说。
剩下的工人也人心涣散。一位看上去不到30岁的女工在剪裁一块布料，下巴上挂着的汗珠摇摇欲坠。“没什么前途，我不会一直呆下去的”，这是她对自己工作的评价。随即，“我也不想干了”这句话就像涟漪一样在周围的工人中响起。
王淑惠赶紧笑着说道：“不管怎么样，领一天工资还是要干好一天的活嘛”。工人们无人回应，一脸尴尬的她只好无奈走开。服装行业长期存在的招工不足现状，使得这位管理者在面对工人时不得不更加大度。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算上加班工资，王淑惠所在的这家工厂工人的月收入已经有2200元左右，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2700元以上。“一百名工人，每个人增加500元，工厂一年的人工开支就会增加60万元。”王淑惠说。在依靠廉价劳动力换取利润的制衣行业，这样的新增开支足以让不少中小型工厂老板陷入白忙活的窘境。
在工厂另一端，隔着老板办公室的玻璃门，能看见电脑桌上摆满了凌乱的文件，几根高尔夫球杆东倒西歪地斜靠着墙脚。蒙着灰尘的茶几上，一套做工精巧的褐色茶具同样蒙着灰尘。近半年来，王淑惠的老板到工厂办公的次数越来越少。
王淑惠往办公室里瞥了一眼，压低声音说，“成本上涨之后，很多老板都风光不在了。”一个直接的体会是，她很久没见到老板打高尔夫球了。
当工厂老板紧皱着眉头时，工人们正在享受着工资上涨后带来的变化。
两个月前，广东省全面提高了企业职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幅平均高达21.1%。从5月份开始，中山市的工人们就欣喜地发现，工资单上的基本工资数额跟以往不一样了——770元/月变成920元/月。
在房租便宜的工业区里，新增的这笔收入足以明显提高居住环境的质量。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里一家外资电子厂的年轻工人陈胜鑫正是这样做的。
他在一间极度狭窄的出租屋里呆了两年后，最近搬进了一套大约30平方米，配有厨房和卫生间的小公寓。这套位于5楼的公寓每月租金是380元，比原先那间贵了近一半。
这名年轻工人在工厂里从事产品组装工作。与去年底相比，他现在的月收入提高了差不多500元，每个月能拿到2000元以上。而且，他相信自己的收入今后还会逐渐提高。“跟上一辈人相比，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他说。
上个月中旬，在工厂林立的中山市东凤镇曾经出现了这样一幕：上百家制衣、家电、电子企业的招聘人员在马路上一字排开，顶风冒雨地招揽着每一个打工者模样的路人。有目击者说，珠三角的老板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卖力地争夺工人，“直到晚上十点钟还在吆喝，简直像抢人一样”。
在工厂大门、出租房外墙、马路边的电线杆上，一张张红底黑字的招聘启事异常醒目，在“待遇优厚，准时发薪”这类承诺后面，往往画着两三个充满渴求意味的大感叹号。但没人敢在招聘启事上写出920元的底薪。
“一千四五百元的月工资，你简直都不好意思跟工人说”，中山市华光化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华，在餐馆里这样向客户形容现在招工的难度。
为了招到足够的工人，这个月初周华已经将招聘底薪提高到了2000元（比去年同期增多了500元以上），而且加班时间另外计酬。
除了涨薪，他还向工人们免费提供带有空调的三人间宿舍。夫妻同在工厂工作的话，甚至能享受到“夫妻宿舍”的待遇。但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周华只招到了4名工人。
劳工短缺带来的议价优势，让一些熟练工人甚至不愿跟工厂签订长期劳动合约。依托老乡、熟人之类的关系，他们组成一个个小团队，通过中介牵线，直接到那些为了赶货而愿意开出高价的工厂里临时做工。他们意识到，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能争取到更多的财富。
最近几个月里出现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工人罢工事件，资方不同程度的妥协已经宣告了“血汗工厂”的时代正在终结。一同终结的，也许还有珠三角制造商低成本的发家致富门槛。
就在上个月，一位朋友找到了王淑惠。这个朋友正打算接下一份加工一万件高档服装的订单。由于生产工艺复杂，需要一批熟练工人才能胜任。朋友希望人脉广泛的王淑惠能帮上忙。
一个礼拜后，王淑惠的答复浇灭了朋友的希望——联合起来的熟练工人开出的条件是：每人每天底薪100元，加班时间另外计酬，工资每天结算一次。“没有还价余地”，王淑惠一脸可惜地说，要是在几年前，这个订单至少能挣到十多万元。
王淑惠的朋友最终放弃了订单，也放弃了借此机会开一间小型制衣厂的梦想。
不断攀升的制造成本和日益摊薄的利润已经摆出一道难题，工厂老板们要费尽心力去寻找平衡点。
人力成本的上涨，在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看来，是高通胀的一个征兆。他说：“对于中国而言，高通胀状态还有一个明显因素，就是中国劳动力收入的提高，最近在深圳富士康和佛山本田配件工厂发生的事件正是标志。过去十年，中国是劳动力过剩时代，劳动力收入总额占整体经济的比例不足40%，而今后将大幅增加，可能达到55％-60%，这意味着工资将比整个经济上涨的还快，以赶上生产力，而当工资涨得比生产力还快的时候，通货膨胀就会发生，按我的估计，劳动力收入提高将带动每年产生5%，甚至更高的通胀率。”
逼出来的应对法则
已经有了因为涨价受到了市场残酷回应的例子——受成本上涨和房地产市场下滑的双重打击，中山的一家木地板工厂为了保证利润，将发给经销商的产品价格上涨了3到4个百分点。经销商倒是没有继续传递涨价压力，但他们会用另外的方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减少促销活动，控制议价幅度。市场的回应很直接——附近工厂的人说，木地板工厂的工人现在每周只上两三天班。
坐在周华对面的客户——中山金属包装行业的一家中型企业的厂长接过了话题。由于钢材价格攀升，他所在的企业去年在原材料采购上比前年多支出了上亿元的成本。但下游客户已经明确告诉他，如果涨价的话，哪怕降低自己的产品质量，他们也会选择另外的廉价供应商。“我们希望在成本压力上与下游各个环节共度时艰，但也只能是尽量沟通。”这位厂长说。
面对生存或消亡的压力，每个走在钢丝绳上的人都在叹息。但市场的变革，似乎也正在逼着珠三角制造商去想出新的应对方式。尽管这殊为不易，甚至充满痛苦。
2008年，周华的一位从事电缆制造的朋友去越南开设了一家工厂。他看到媒体上对越南劳动力成本低廉程度的惊呼之后，打算在那里复制自己曾经以此获得成功的事业。
直到现在，珠三角依然有不少工厂对越南的廉价劳动力充满向往。在中山市中山港第二出口加工区里，近期正传言一家有数百人规模的电子厂在打算迁往越南。
但去年年底时，周华那位在异乡挣扎了近两年的闯荡者失意而归了。除了捉摸不定的政府关系、远不如珠三角的产业配套水平，还有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原因——那里的工人一到下班时间就准时走人，“怎么祈求都没用，别人根本不在乎加班费”。这让习惯了安排工人加班的中国老板始料未及。
朋友的经历让周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小型的工厂如果在国内都活不下去，就更别指望在国外找到生机。
不久前，周华跟堂哥成立一家贸易公司，正打算直接从国外原材料供应商那里采购产品。这将能绕开收取高额费用的其他贸易公司的盘剥。他们还跑去云南参股了一家原材料厂家，以保证工厂所需的某些原材料的供应。
此外，改变生产工艺，提高自动化水平也被看成是未来的方向之一。周华的客户之一——一家曾经有3000名工人的烧烤炉制造厂商，在改进了生产工艺之后，将工人数量降低到了1300人。“你想，这会节省多大的一笔开支啊。”周华两眼放光地说道。
而不久前，他在另一家客户的厂房里看到了六台新安装不久的机械手，客户告诉他，这些机械手可以减少30人的用工量。尽管这些高科技产品动辄数十万一台，但周华依然心动不已。“它们不会提出辞职。”周华说。
像所有珠三角中小型工厂一样，提升产品研发水平同样是华光化工有限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诸如杜邦、爱卡这类跨国化工业巨头的研发实力和定价权让周华羡慕不已。一个例子是，某种每公斤成本最多5毛钱的原材料，他要花费38元去进口。他别无选择。
先进的企业管理模式也正在被一些有眼光的制造商“拿”来应用。那家金属包装企业已在前年年底引进了六西格玛管理模式（这是一种曾经帮过诸如摩托罗拉、通用电气等世界一流企业获得巨大成功的精细化企业管理模式），严格的新模式一度让所有习惯于以往松散管理制度的人痛苦不堪。但现在，新的变化已经出现：新的模式除了每年可创造上千万元效益，产品质量也有了明显改善。另一个变化是，企业的出口市场已突破了传统的东南亚、中东地区，成功打入到了欧美及澳洲等高端市场，海外客户已由2008年底时的23家增长为现在的38家。
饭桌上，有人说这家企业负责海外市场的销售经理去年挣了近40万元。而且看今年的势头，年底时这个数字还能翻上一倍。
这让所有人都受到了感染。不久后，他们的话题转到了正在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上，饭桌上的气氛逐渐变得轻松起来。握手言别的时候，他们彼此拍着对方肩膀，大声地祝愿对方生意兴隆。
此时，陈胜鑫正悠闲地在一家小超市里享受空调送出的凉风，而王淑惠则正在向朋友打听哪里有适合她的职位。“大不了就去当工人好了，省得操那么多心。”她说。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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