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配角邹兆龙 我要做个好演员

　　本刊记者 易立竞 发自北京

　　邹兆龙这名字在国内并不为人熟知，相对来说大家更熟悉他所扮演的角色——最著名的是《黑客帝国》里先知的保护者。

　　经常有人拿他和甄子丹相比，同为武打演员，都有从香港去美国，从美国回到内地发展的轨迹。不同的是，比他年长4岁、早几年回内地发展的甄子丹现在红了，而邹兆龙还在大配角的位置上游荡。让邹兆龙聊聊甄子丹，他会告诉你他们十几年前在台湾有过合作，“拍完的时候大家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2007年，甄子丹拍《导火线》时邀请他合作，身处美国的他告诉甄子丹，“希望参加这部影片不只是打，因为要找可以打的人在香港有很多，不必这么远让我回去浪费你的钱。”他希望有表演的空间。

　　类似的话，他也对李连杰说过。

　　《霍元甲》是邹兆龙去美国后接拍的第一部国产电影，李连杰希望他在片中扮演霍元甲的发小，但他看中了另一个角色——少年霍元甲的父亲。虽李连杰说父亲的角色已经定了人。邹兆龙以为事情结束了，一个月后，他成了少年霍元甲的“父亲”。

　　“秀才10年苦读也就出来了，武生要超过20年才会被人认可。甄子丹也是这样。”在美国学习的过程，让邹兆龙明白，想要在一个行业做到高处，就要培养自己的不可替代性。

　　在面包房里练双截棍

　　12岁开始混迹于片场，20来年一直在做武打演员，邹兆龙厌倦了这样的重复，“从89年到99年，拍了30几部戏。一直都不满意，接到好的角色也没思考的时间，因为接戏密度太高，没法理解那个角色。”

　　1999年，邹兆龙决定放下香港的一切去美国。“从小就没上过学，我是想给自己一个学习的机会。”

　　我出生在高雄，6岁时，母亲生下第13个孩子，父亲就离开了家。13个孩子，母亲一个人根本养不起，为了让我们上学，就把哥哥们送去了孤儿院。我想留在妈妈身边，又不想给她添累赘，就去做学徒。6岁开始，我在附近的一家雕刻店做学徒。当时只想学到一技之长，长大可以生存。

　　那时候吃不饱，隔壁有个面包店，我跟妈妈说还是去做面包吧，这样能填饱肚子。9岁半的时候，我去了面包店打工。

　　我学武术是因为好奇。当时在雕刻店，隔两条街就有一个国术馆，既教你练功，也治跌打损伤，学功夫是为了以后能帮人接骨、医治。7岁时，有一天摔伤了，就去那儿治，看他们练功特别好奇。一个十几岁的大哥哥看出来了，跟我讲，你过来练吧。又不花钱，休息时反正我也没事干，就跟着练，当玩儿了。再说练会了还可以学接骨，自己受伤也可以接骨，我是这么想的。没想到这些会变成我打底的基本功。

　　12岁时，我到了台北，让哥哥带我去应征附近的面包店。每天收工后，我就会在烤箱旁边练一会儿拳脚，练双截棍。

　　有一天，一个同事和当武师头的朋友聊天，说片场缺个瘦小的人去给女孩子当替身。他知道我会武术后，就问我：“明天有一个工作你想不想试试看？替女孩子被砍一刀，抢背上桌子，再滚下去。”我练功也没有练过滚上桌子。没想到去现场拍摄时，一条就OK了。人家只要求我上桌子滚下去，结果我滚下桌子时，连桌子一起倒下来，那个画面比他们想象的更精彩。导演和武术指导都很高兴，说如果想做以后就多叫武师头来找我。

　　我回去面包店就辞职不干了。

　　武师头告诉我，有一个大厦是武行们专用的地方，他们有个统一的电话，有武师头需要人，就会打电话到大厦。这种工作是不固定的，早上谁最先接到武师头的电话，谁就可以开工，其他人这天可能就没工作了。所以通常早上五六点钟我们就在那儿等着，看有没有人打电话。

　　买个折叠床在片场睡

　　邹兆龙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做替身赚了1200块台币，面包店做一个月才9000块。

　　那时候的武行替身价格是一个班儿12个钟头，小武行900块，大武行1500块。做替身从早到晚一个班儿可以拿到2500块台币，对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钱太好赚了。偶尔也有没工开的时候，比如说受伤了，那就要用存款慢慢养伤。

　　那时的武行没有签合同的说法，因为你又不是演员。到了香港之后，武行已经有合约了，会给你买固定的保险，如果受伤，保险公司支付医药费。每部戏只签几个武行，如果这个场面要三四十个武行的话，会找临时的。但每一部戏都会为临时演员买一个保险，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或者受伤，保险公司会付这笔费用，在美国拍戏也是这样。

　　12岁到18岁，我一直在台湾做临时替身和武行。在我的记忆里面，那段时光是最开心，最美好的。虽然我没有跟别人一样的童年，但是我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人，能学到很多东西，很充实。有时一个片场里面总共有3组戏在拍，3组戏都要我，我就买一个折叠床，在片场服装间睡。我经常片场住半个月，回家住半个月，蛮快乐，因为独立了。

　　我从很小就学会了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后来在工作中都会这样，我做每一件事都会很谨慎，顾虑很多。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我心里一直有种障碍，从小到大都不会主动去要求什么。因为很小就开始工作，在人家的眼里我是个小孩子，不可能主动去找谁，大人叫我们怎么样我们才能怎么样。进了电影圈后尊卑、等级更加明显，比如武术指导和导演，他们没约你，你就不可以主动约人家。

　　18岁那年，一个蛮知名的演员把我推荐给洪金宝的制片人，他要在台湾拍一部关于跆拳道的励志片。洪金宝选中了我做男主角。拍完那部戏，我得去服兵役，去部队之前洪金宝说，“好好当兵，回来我把你带到香港去。”当兵时不可能和外界有太多联络，我就一直很怕他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服兵役结束前一个月，洪金宝身边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筹备我去香港的事。当时在台湾退役，至少要再过3个月才能离开台湾。可他们用应聘的方式，让我退役后不到一个礼拜就到了香港。

　　到了香港，他很幸运地进了洪家班。洪金宝身边都是香港演艺界大腕，邹兆龙更加自觉，即使是师父洪金宝，除了过年、过生日，他也从不主动打电话。

　　电影圈可以讲出名字的人，他会主动打电话的只有一个——袁和平。“跟他在一起，你完全可以放松，一点距离都没有。”小心翼翼地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并非因为自卑。他希望大家在做事时，互相尊敬，工作的时候，拿出态度就好了。

　　只受过两次重伤

　　拍动作片的演员经常说，拍完了你还活着，而且没进医院，就很幸运了。在现场撞伤或扭伤，都不算伤。从做武行到现在拍打戏近30年，我只受过两次大伤。

　　第一次受重伤，是1991年第一次来内地，拍洪金宝导演的一部清装电影，当时我是武术指导。洪金宝提出要求，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效果，我就设计动作，我们套出来的动作蛮刁难的。当时给关之琳找个替身，但技巧队、武术队没人敢做。因为时间和光线的限制，我只能自己上阵。那时候我已经像现在这样又高又壮了，还替关之琳小姐。（笑）第一次很顺利，但是不够好。再拍第二条时，我后背的筋断掉，肌腱、肌肉全部撞坏。在医院躺了3个月，又回去拍戏，又替人家，那个镜头后来剪剪还是用了。

　　第二次大伤是断手。那个动作是在空中做一个悬空的调转头，就是所谓的凌空侧空翻，结果地上太滑，直接摔下去了，我本能地用两只手撑地，就听啪的一声，手断了，于是又养了三四个月。

　　拍戏这么多年只受过两次重伤，很多同行觉得我很幸运。我不冲动，每做一件事都小心翼翼。比较容易受伤的人，一是因为动作不熟，还有可能基本功不太扎实。

　　电影上的那些武打动作是花架子，但要让观众认为那不是花架子，要有好几年的功力。比如说拍咏春拳，为了画面好看，拳脚中还是会加入一些不是咏春的东西，但是不能离太远。

　　只能凭实力证明自己

　　在台湾当武行时，我跟一个吸毒的人睡在一张床上。那时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人是个老前辈，要住在你那边，你当然要让他住。他毒瘾发作的时候我看到过，也害怕，那时才十几岁。不是离开就是晚一点回家，或者在他睡得最熟的时候回家。

　　在这个圈子，什么事情都有。有一部电影宣传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很厉害的人，他不想我抢他的风头，就提前打点好，让主持人尽量不要问我任何问题。这种情况下，我如果去了，可能对我不利。但是老板又想我去宣传，我就跟老板讲，“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我出现也帮助不大，而且这个市场比较多人会认识他，倒不如让他去做吧。到下一站做宣传时我再去。”老板觉得也有道理，就答应了。

　　一个人高高在上时可以用各种卑鄙手段去夺取一些东西，但是跌下来时，你怎么办？即使你能够永远坐在那个位置上，也没必要做这类事情。我看到有人做事不择手段或方法不对时，就告诉自己，也告诉身边的人：盯着我，以后不要这么做事。

　　电影圈是很势利的，你只能凭实力去克服、证明。

　　我在美国就没有看到过喜欢在现场发脾气的导演，大家彼此尊重。国内或东南亚的导演喜欢用言语侮辱你，也可能是激发你。欣慰的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导演用这样的方式激励我。（笑）

　　我出来打拼时，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孩儿。某个时段，洪金宝是我的靠山，我的恩师。他旁边的人跟电影圈的人说，“洪金宝对这个小孩儿非常好。”没有他，我不可能到香港，没有他，我也不可能去美国。香港是我的踏脚石，垫了这块踏脚石，我才能飞到那边。没有这块踏脚石，我就直接掉进大海里面去了。

　　享受工作的过程才能做好、做久

　　到香港后，除了前3部戏是主角外，邹兆龙再没当过主角。在那3部戏里，他演的都是正面角色。第4部戏，他演了一个比较坏的警察，那部戏让人家看到，原来他可以演这样的角色。“你做过主角还能来演反派，制片方当然高兴。”开始有人找到公司，叫他去演反派。有人找，公司就让去演。因为和公司签了合同，他只能服从，不能有任何怨言。

　　1990年代初，邹兆龙20多岁，拍一部反派的戏片酬四五十万港币，一年有3部戏，“那个钱太好赚了，赚得太容易了。”他不再去思考，只管接戏，演戏，数钱。

　　邹兆龙承认自己也有暴发户的阶段， “一年换5部车，衣柜一打开全是名牌，但是一个牌子都不认识。”还好，这一切只持续了3年。

　　在美国这10余年，除了内衣裤以外，他没有买过任何衣服或贵重物品，现在身上穿的都是10年前在香港买的。

　　“像我这样的演员，不是靠脸蛋吸引观众的，我用工作态度来吸引。我不喜欢做纸上明星，这种人在现今社会太多了。当然什么宣传不做也不行，因为你是一个产品，你要适可而止地做，因为你始终是演员。”

　　邹兆龙曾在90年代初与成龙合作过。当时成龙脚受伤了，还需要一两个礼拜才能复原，“我本来要替他做一个回旋踢的动作，正准备拍摄，他突然站起来试了一下踢腿，然后拍拍我说：‘还是我自己做吧，我可以做就自己做，如果可以做都要让人家替，慢慢就会变懒。’我当时听到觉得很震撼，原来成功是这样来的。”

　　邹兆龙不怕吃苦，拍《全城戒备》时，因为饰演一个因生化毒气而变异的人，全身都贴着特效化妆用的材料，每天带妆工作十几个小时。

　　在邹兆龙看来，每一段工作经历都是很好的经验，“今天埋怨这个，明天埋怨那个，日子也得这么过，你如果不享受工作的过程，你就不可能做好、做久。”

　　邹兆龙希望别人认为他是个好演员，“不是明星，这样，我这一辈子对自己就可以有一个交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