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国家信用评级问世 评级机构称非自娱自乐

　　中国对评级巨头说“不”

　　“美国被降级了”；“美国永远不会失去顶级信用级别的神话破灭了”；“中国的信用等级首次高于美国”；“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首次向全球发布的国家信用风评级机构险信息” ……

　　2010年7月11日，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全球50个典型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被重新改写；而改写者不是一向独霸国际信用评级市场的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而是来自中国的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民营企业——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下称“大公国际”）。

　　这一天，大公国际在北京高调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这份象征着向三大国际巨头“挑战”的报告一经亮相，便引发了国际信用评级界的关注和热议。它的出现，对国际信用评级界而言无异于一场地震。

　　“外界的各种反应，我们早有预料；我们也知道这个报告一旦公布就一定会引发国际性争论，但我们别无选择。”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对外界的反应冷静淡定，他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言：“谁会想到一个中国的评级机构能够发布全球的国家信用风险信息？！但我们不怕质疑，至于西方发达国家认不认可，我们不管，但这个事总得有人来做。”

　　“中国版”国家信用评级问世

　　大公国际和关建中的这次“出手”，其速度之快和发力之猛，着实令一些国家和机构措手不及，而且也超出了记者的意料。因为就在6月27日，即大公国际的信用等级报告发布前十多天，在信用评级业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关建中曾告诉记者“大公国际将在近期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而对于记者“会给美国评什么级别”的好奇提问，关建中当时神秘回答“现在还不能说，到时候你看吧，可以预料将会引起很大的反响。”

　　中国信用评级首次高于美国

　　2010年7月11日，注定会成为国际信用评级业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而同时被载入国际信用评级业史册的，还有这家中国民营企业——大公国际。因为在此之前，国家主权信用的评级权一直被西方机构、特别是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所垄断，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的评级机构或公司一直未能介入，而中国等国家也只能被动接受由西方评级巨头给出的信用等级。

　　中国独立评级机构大公国际的一份报告将这一历史改写甚至颠覆。

　　7月11日，大公国际在北京高调发布了《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首批50个典型国家的信用等级。也许对于外行人而言，这一评级结果的简单化、通俗化的解读就是“中国主权国家信用等级首次高于美国”；但对于业内人士来说，这一报告的内容显然要复杂得多，其标志意义更是历史性的。

　　大公国际国家风险部总经理林文杰对报告介绍说，这50个国家分布于全球各洲：欧洲20国、亚洲17国、北美2国、南美6国、非洲3国和大洋洲2国；这50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90%。

　　他认为，从整体信用水平看，本币投资级以上级别（BBB-及以上）的国家占72%，投机级（BB+及以下）国家占28%；外币投资级以上级别国家占74%，投机级占26%。从本外币级别一致性看，本外币信用级别相同的国家有38个；本币级别低于外币级别的国家有3个；本币级别高于外币级别的国家有9个，基本反映了世界主要区域信用风险的典型特征，以及国家信用风险在世界范围的布局及变化情况。

　　透过报告中的这些枯燥又专业的术语和数字，业内人士发现了大公国际报告中的本质性亮点——大公国际给予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明显高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的评级结果，但对欧美18个国家的评级则一致低于后三者。50个国家中存在明显级别差异的国家占到了总数的54%。（详见附表1）

　　另外，大公国际的这份报告中，对美国、英国、法国、西班牙、希腊、冰岛等18个国家的评级，均低于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信用等级。因为 “这些国家的财政风险已经成为该国国内最大的系统性风险来源，也是世界范围内有可能引起经济二次探底的主要风险源。”报告解释说。

　　与此相反，对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等9个国家的信用评级，大公国际给予了高于三大国际评级巨头所给出的评级。理由是“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潜力长期稳定，财政稳健性、抗击外部冲击的能力也日益增强。”

　　大公国际的评级结果为何与三大巨头有如此大差异？

　　“产生上述差别的具体原因在评级理念和方法上，根本原因则在于它反映了大公国际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平等维护国家信用关系各方利益的根本立场。”大公国际董事长关建中回应说。

　　他认为，在信用全球化背景下，现行国际评级体系已难以承担起向世界提供债务国信用风险信息的公共责任。而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和希腊危机的本质原因，就是现行国际评级体系不能正确揭示债务国的偿还能力，向世界提供了错误的信用评级信息。

　　“大公这次依据自己创建的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发布50个国家信用等级，这标志着一支新兴评级力量开始登上国际信用评级舞台，为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评级体系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那么，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评级标准是什么？关建中说，这个标准的核心要素是“国家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

　　而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的标准则是政治、经济、财政、货币政策及外汇资产。对于国际评级机构将“政治”因素放在首位的作法，关建中未予置评。

　　关建中强调，大公国家信用评级标准体现的核心思想是：支撑国家举债能力和偿还债务来源的根本是该国的财富创造能力。大公依据债权债务关系形成的一般原理，考察相关要素的内在联系，结合各国具体情况，经过复杂的分析过程，最终评估出每个国家的信用等级。

　　至于此次降低美国信用评级，关建中说是因为美国从账面看已资不抵债，处在破产状态，只能靠美元贬值，对外输出美元债务生存，“这是对全世界债权人的侵略”。

　　国家外管局原副局长魏本华表示：“从大公国际的国家信用级别与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的比较分析来看，明显地反映出在不同评级理念指导下对具体国家偿债能力在判断上的差异。”

　　关建中回应：这不是自娱自乐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不久前的多伦多第四次G20峰会上特别强调：“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

　　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大公国际按照自己独创的、不同于现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标准而发布的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50国信用等级，预示着中国为参与制定国际评级新规则而迈出的关键一步，是中国争夺国际评级话语权的重要信号。

　　外媒更是第一时间对大公国际的此举给予了关注和报道，除了意料中的一些质疑外，大多外媒还是对此“叫好”。

　　例如，美国广播公司的文章分析说：中国这一评级报告发出正是西方信用评级机构饱受非议之时，中国这一信用评级报告的发表是向西方信用评级机构的一个挑战，也是中国增加其在全球市场上影响力的表现。

　　法国“财经”网认为，主权债务信用评级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穆迪、惠誉、标准普尔，这些基本上就是耳熟能详名字的全部，一个中国信用评级的出台，更多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即这个封闭世界需要一种不同的声音。

　　澳大利亚新闻网站“商业观察家”指出，大公国际进军主权信用评级，不仅折射出中国对西方评级机构的不满，而且反映了中国致力于培养独立判断主权债务质量的能力。

　　美联社的报道称，有专业人士提醒说，尽管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亚洲巨头经济增长强劲，但西方评级公司给他们的评级却低于债务问题缠身的西班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往往得不到充分的肯定，评级基本上是落后的。文章认为，大公国际对新兴经济体的评级更高，符合市场对中国、印度等国家的情绪。

　　相比于国际媒体的热议，国内的反应却稍嫌冷淡。国内媒体报道只是对报告内容进行了简单公布，只有少数学者和专家给予了关注和分析，甚至还有知名学者泼冷水，“大公国际的举动没有太大的意义，有些自娱自乐的成分。”

　　“自娱自乐？这种看法可笑、无知。”关建中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回应说，有这种想法的人一定是对评级行业一无所知的人，一定是对本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不了解的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大公国际报告发布后，三大国际评级巨头会有何反应，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或听到他们的任何表示，也许他们是无言以对。”7月15日，关建中对记者介绍说。

　　控制与封杀：

　　美国对中国评级机构的“两手”

　　一夜间，大公国际成了西方巨头独霸的国际信用评级市场的“入侵者”，成为人人皆知的“挑战者”。但在国内，即使是与信用评级业有密切合作的投行界，大公国际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究其原因，还是国际巨头对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

　　“美国正在大规模收购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目前已经控制了中国信用评级市场2/3的份额，严重威胁我国的金融安全。” 6月27日，即在大公国际发布报告的十几天前，在由新华社等机构主办的“中国信用评级高峰论坛”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警告说，目前中国亟待建立独立自主的信用评级体系，掌握资本市场的话语权。

　　论坛上发布的《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报告显示，中国国内共有5家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分别为中诚信国际、联合资信、大公国际、上海远东资信、上海新世纪评级。其中，穆迪于2006年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并约定7年之后持股51%；同年，美国控制的香港新华财经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权；2007年，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目前，美国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已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正在洽谈收购事宜。

　　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唯一独立的权威评级机构就剩大公国际了。据说美国穆迪曾出高价购买大公国际控股权，遭到拒绝。

　　“我对这个事情很忧虑。”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在论坛上公开表示。

　　“国际评级机构在中国境内的所作所为已经直接涉及到我们国家的利益、甚至威胁到国家的经济安全。”《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副组长江涌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但在国际巨头不断入侵、垄断和控制中国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的同时，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进入美国市场的希望却几乎为零。例如，今年4月4日，大公国际历时近2年的赴美申请，就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下称“SEC”）以“无厘头”的方式予以回绝。

　　关建中介绍说，2008年7月，大公国际启动了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申办工作。据了解，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获得美国“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资质即被公认为国际性的评级机构。截至目前，全球近200家评级机构中只有10家在美获得资质，其中7家美国本土公司、2家日本公司、1家加拿大公司；但后3家外国机构进入美国后从未开展业务。

　　据了解，大公国际用了1年零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从公司管理体制、制度体系、技术体系等各方面适合不同监管制度的国际化改造，形成了包含由一个正本和13个附件组成的申报报告(英文版)，并于2009年12月正式提交美国证交会。

　　“当时正值美国对金融危机中严重失职的证交会和评级机构改革之际，大公国际的申请工作经历了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改革法案》修改过程中极为严苛的审查。”关建中说，“但大公国际完整、严谨的评级技术，运营和风险控制的体系，始终让审查无懈可击。”

　　但最终结果却是，SEC在先后两次“延期批准”之后，于今年4月14日做出决定，将大公国际的申请列入拒绝程序。

　　美国拒绝大公国际的理由有两点：一是“大公总部设在中国北京，在美国未设有任何机构，未对任何美国公司进行评级，也未有任何美国公民订阅其评级”。二是“(美)证交会至今仍无法确定在当地适用于大公的法律框架内，大公是否能遵守交易法”。

　　“大公国际的申请文件是完全依照美国法律完成的，美拒绝大公国际的理由荒唐无理。”关建中表示，“你不批准大公国际进入美国，大公国际怎么能在美国设机构和开展业务？没有业务，你又怎么能判断大公国际是否能遵守你的交易规章？”

　　2010年2月，SEC曾致函中国证监会，提出对大公国际进行“跨境监管”的要求，也就是说SEC要求依据美国的法律对中国境内的机构进行现场执法检查；并表示如不允许，将会推迟甚至中断对大公国际申请的审批。

　　跨境监管涉及国家的监管主权，中国证监会拒绝了美国的无理要求，同时表达了两点声明：一是支持大公国际申请美国信用评级资质，监管问题不应该是大公国际申请的阻碍；二是采用监管互助形式完全能够解决美国提出的监管问题，包括允许经中国监管机构同意的评级材料亦可报备SEC。

　　“美国应该很清楚评级话语权对于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性，知道中国不会在监管主权上做出让步，才以此为由拒绝大公国际的合法申请。这是在法律条文之外的无理要求。”江涌分析说，“美国这么做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的评级机构跻身国际评级市场。”

　　更令关建中郁闷的是，大公国际被美国拒绝后，国内监管部门竟然没有任何表示和行动，“到现在为止，有关监管部门都没有任何表态，我们作为企业也没有任何办法。”至于为何没有表态，关建中说他也百思不得其解。

　　美国一方面大规模收购中国本土的评级机构和大举进军中国国内信用评级市场，另一方面却将中国的评级机构拒之门外，“就是想遏制中国获取国际资本市场话语权。”江涌对《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中国的企业近年来纷纷到海外融资，但往往被国际评级机构严重低估而增加了融资成本，有些企业还因此受到重创。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果中国的评级机构能在海外给本国的企业进行公正的评级，就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关建环节。”关建中解释说。

　　对于大公国际赴美遭拒，有业内人士“支招”说，中国正好可借此契机抑制国际评级巨头在中国过度扩张。“既然美国不让中国的评级机构进入，我们为什么不对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业务进行限制？”此人士称，要知道，美国三大评级巨头在中国的评级业务对象包括了中国的能源、通讯、甚至军工等敏感行业在内的各主要行业及主要骨干企业；在金融债券市场，三大巨头的评级对象囊括了包括四大国有银行、众多股份制银行在内的主要金融机构。

　　该人士认为：“通过对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外资可以全面掌握我国金融系统的运行数据和发展趋势。他们甚至还可通过公开发布信息干扰政府的宏观调控，危害金融系统的稳定运行。”

　　在外界看来，大公国际是现在唯一一个在和外资评级机构对抗的评级机构，“说不上对抗，我们只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关建中说，同时他也承认“我很郁闷。”

　　“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外资机构想花高价参股大公国际，但我们不愿意。” 无奈中，关建中依然心怀希望，“故事远没有结束，我们会继续走下去。”

　　“邪恶”的国际评级机构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刘永刚 北京报道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曾说，“我们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一个是美国，一个是穆迪。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债券降级毁灭一个国家；有时候，两者的力量说不上谁更大”。

　　弗里德曼甚至说，在上世纪90年代，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访客也许不是其他国家的首脑，而是来自穆迪的职员。

　　穆迪是谁？

　　他是和标准普尔、惠誉国际一同被称为国际三大的评级机构。他们的评级可以掌控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生死。但是在最近，由于他们犯下的种种“罪行”，人们开始发现，这些所谓的国际“三大”其实并不可靠。

　　“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故事先从一段遭遇开始。

　　2003年，德国一家叫汉诺威的再保险公司本来不是穆迪的客户。有一天，这家公司收到了穆迪寄来的商业信函，信中说，穆迪愿意为该公司提供免费的评级服务，并希望未来能为其提供收费服务。因为当时汉诺威已经是其他两家评级公司的客户，便拒绝了穆迪。但穆迪还是开始为汉诺威评级，并连续两年给出了很低的级别并予以公布。汉诺威仍坚持不予付费。

　　同年，在其他评级公司都认为其财务状况良好的情况下，穆迪突然把汉诺威的债券级别降至“垃圾级”（在评级行业，在C级及以下的评级对象，通常被称为垃圾级），结果引起抛售潮，几小时内就损失了近两亿美元。最终，汉诺威不得不向穆迪投降。

　　“这只是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操纵评级的一个缩影。”有评论人士认为。

　　事实上，早在2002年至2007年间，三大评级机构就已将美国华尔街制造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AAA”级，而在这其中不乏“有毒”债券，直到2008年5月份，他们看到了国际市场出现危险的苗头后才开始降低了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但仅过了2个月，三大评级机构又大范围调低全部次级债的评级。

　　美联社在当时评论道，“降低评级直接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抛售，从而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而三大评级公司却早已赚取了大量利润。”

　　三大评级机构的这种行为终于惹怒了美国国会。2008年10月22日，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承认他们长期在犯“道德错误”，并承认向市场提供了虚假的评级信息。

　　穆迪一位经理级别的人士甚至承认，“我们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来换取金钱。”

　　对此，美国众议院政府改革与监督委员会主席亨利·瓦克斯曼在听证会后表示，“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依据评级机构的评估作出判断，可他们却辜负了投资者的信任，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忽视了监管，结果就是令我们整个金融体系陷入危机”。

　　在听证会现场，美国国会议员们纷纷指责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这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是盲目跟随华尔街“发狂的暴徒”，并毫不客气的指责：“三大评级机构就是制造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

　　“在当时，三大评级机构在金融危机的表现已经让很多投资者寒心之极。”业内人士称，但问题是，他们虽然口头上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但实际操作上并未改弦更张。

　　2009年12月，三大评级机构集体向希腊“发难”。首先是标准普尔将希腊信用展望级别降至负面。随后，惠誉国际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BBB＋”。14天后，穆迪将希腊短期主权信用级别由A-1下调至A-2级。至此，希腊债务危机终被引爆。

　　紧接着，其他欧洲国家也迅速成为三大巨头下调评级的目标。今年4月底，标准普尔将葡萄牙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降至A－。5月初，穆迪将葡萄牙Aa2级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并提出有可能下调两档的警告。5月底，惠誉宣布将西班牙的主权评级从AAA级下调至AA+级，这一系列举措终将欧元在6月初被打到4年来的最低深渊。

　　由此，希腊债务危机开始向欧洲债务危机发展并引发全球市场恐慌，美国和全球股市疯狂暴跌。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三大评级机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美国的金融资本能够在欧元危机中抄底，第一时间进行海外扩张。”

　　不仅丑闻频出，三大评级机构的“预警”功能也屡遭质疑。1992年，标准普尔及穆迪给予后来倒闭的一家保险公司过高评级，令投资人损失惨重；1996年，美国加州橘郡指控标准普尔未能对该郡投资的基金风险进行恰当评估，导致该郡扩大举债终至破产；2001年，美国安然等大公司出现财务欺诈丑闻，评级机构也均未做出预警。

　　法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让·阿尔蒂说：“2004年以来，我们就知道希腊政府在弄虚作假。如果信用评级机构能早些做出反应的话，希腊政府也许能够行动得更早一些。”对于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也被指未及时进行预警。

　　“因人而异”的双重评级标准

　　在外界看来，美国三大评级机构已经彻底失败，但由于受到某种“信任”的光顾，三大评级机构仍然仰仗着一种天赋的垄断权对全球上至主权国家下至上市公司“评头论足”。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感触最为深切，“中国主权外债评级与经济现实严重不符。”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组长吴红介绍说，长期以来，美国评级机构有意压低中国的信用评级，增加中国的海外融资成本。

　　据其介绍，2003年底，中国银行业正在谋求海外上市，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

　　要知道，判断一个国家主权外债的信用级别的唯一标准是该国是否具有按期偿还外债本息的能力。“但无论是总债务余额、财政赤字，还是外汇储备占GDP比例，中国政府的偿付能力都要优于美国。很显然，国际评级机构的标准是因人而异的双重标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经界人士称，其实，在美国蓄意压低中国主权外债评级的背后，还掩藏了另一个目的：为国际垄断资本低价攫取中国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

　　同样在2003年，他们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评为“垃圾等级”，同时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业，为国际垄断资本抢占中国国有资本造势。

　　更有甚者，三大评级机构有时还会配合美国政府，对他国政策横加干涉。2004年，当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选举中表示要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汇率升值时，穆迪立即跟风，表示将会降低中国主权债券的评级。

　　“幸运的是，人们已经从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开始认识到美国垄断的评级体系在其"道德风险"和"评级标准"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制定更为严厉的评级监管法规。”吴红表示。

　　据介绍，俄罗斯总理普京已宣布建立本土评级机构；韩国加强双评级管理，规定发债主体必须选择韩国的国家信息和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作为双评级机构之一；日本政府出资支持其控制的亚洲评级协会扩大日本评级机构在亚洲的影响。

　　“这些情况都表明，现在正是将信用评级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的时刻，这为中国参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评级规则的制定，争取国际话语权，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吴红称。

　　《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报告建议：外资机构可以参与不涉及国际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业务，但绝不能允许其主导中国评级市场。对此，要明确限制外资评级机构不得涉及的领域；中国评级市场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对等原则；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银行的相关规定，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对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应采用“双评级”。也就是说，外资评级机构参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必须有本国的评级机构同时出具评级报告，以保障中国骨干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公正待遇。

　　“三大巨头”的游戏规则

　　三大国际评级机构都是“百年老店”，其中标准普尔的历史最为悠久，创立于1860年。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建立了“全国公认统计评级组织”，并制定了相关加盟标准。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三家评级机构获得认可，成为该组织首批会员，并因此逐渐成为国际上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信用评级机构。

　　本刊记者从三大评级机构的网站中了解到，他们的评级标准和业务模式“大同小异”。以标准普尔为例，其长期债券信用共设10个等级（见附表2）；其短期债券信用共设6个等级，分别为A-1、A-2、A-3、B、C和D。

　　今年4月，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和短期主权信用级别分别降为BB＋和B。这两个级别都可大致解释为，希腊的债务偿还能力比较脆弱，“持续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可能会令发债人没有足够能力偿还债务”。希腊的债务危机由此爆发。

　　那么具体的评级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制定呢？业内人士称，表面上看，三大评级机构通常依赖于公司的信用评级模型来评估风险。除了按照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趋势、政治因素、对外贸易、国际收支情况、外汇储备、外债总量及结构、财政收支等影响国家偿还能力的因素进行分析外，还要考虑到金融体制改革等所造成的财政负担。

　　“但在具体的过程中，三大评级机构都极具操作空间。”业内人士称。

　　以穆迪为例，根据穆迪披露的公开信息，一个企业债券的评级过程通常会包括以下的程序：

　　首次评级的会议通常是在穆迪公司的总部举行，时间从半天到一天不等，穆迪可能还会作实地访问。讨论的议题包括公司的债务结构、财务状况及流动资金来源等。会议后，穆迪分析师会继续进行分析，通常还会与发行人进一步讨论，以获得及证实跟进资料。

　　结束分析后，分析师会向评级委员会作评级建议。穆迪评级委员会相当于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在首次为某机构评级时，主管分析师会在完成所有分析后召开一次评级委员会会议，会议上讨论的因素包括债务发行的规模、信用的复杂性及新工具的引进。

　　穆迪的评级过程从初步讨论到公布评级，大约需要60到90天。

　　然而，这其中也有例外，他们可以根据发行人的需要及时间安排，尽可能“灵活地”进行相应调整，以“配合”更紧凑的融资时间表及其他要求。这意味着，发行人可以在其想要的时间内得到想要的评级，从而更好地融资。而事实上，融资完成之后，由于评级机构并未揭示其真正的风险，往往最终的受害者就是投资者。 （刘永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