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民进城路线图公布 中国最大户籍改革揭幕

　　中国最大规模的户籍制度改革拉开帷幕。

　　7月28日，重庆召开全市户籍改革工作会议，宣布正式启动全市的户籍改革。

　　按照《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今明两年，重庆将有338.8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到2020年，实现累计1000万农民将转户进城，约占现有农村人口的一半。

　　改革相关的3个配套文件也同期颁布，包括《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试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试行）》与《农村居民转户实施办法（试行）》。

　　这项改革是重庆作为统筹城乡综改区的一项重大改革项目。重庆市市长、全市户籍改革领导小组负责人黄奇帆称，现在进行的城市化、工业化，不是城市独善其身的过程，而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而户籍制度作为长期横亘于中国城乡之间的一道壁垒，已到了破除的时候。

　　重庆总人口约3100万人，2009年城市常住人口为重庆总人口的51%，但户籍城市化率仅从1997年的25%增加到了28%。而此次户籍改革完成后，重庆市全市非农户籍人口比重将提升至60%。

　　重庆的试验效果，有待实践的考验，但有望为全国户籍改革探索出一个普适性的路径。

　　土地权益有三年过渡期

　　2010年到2011年是改革的第一阶段。

　　重庆市副市长刘学普介绍，首期转户人口实为338.8万。第一类是有条件的农民工和新生代，约294.1万人，其中包括农村籍的大中专学生和农村退役士兵；第二类是历史遗留问题，有44.7万人。

　　上述转户人口按主城、区县城、小城镇三级城镇体系合理布局。而进入三个城镇体系，分别设置了不同门槛，如进入主城区，必须符合下列任意一个条件——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或购买成套商品住房，投资兴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

　　黄奇帆在会上透露，进行改革之前，重庆市公安局组织了3个工作组，全面调查了重庆市农民工的工作单位、岗位、居所及农村情况，在这些数据资料基础上，确定了首批转户数量。

　　“重庆800万农民工，近400万在沿海，本市有380万。根据调查，这三百多万农民工中，只有几十万人不符合转户条件。”黄奇帆说。

　　由于户籍制度捆绑了各种利益，考虑到保障农民利益和城镇的承受能力，重庆设计了一个过渡体系，概括而言，就是3年过渡、3项保留、5项纳入，

　　3年过渡，是指允许转户的农村居民，在最长3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

　　刘学普称，此举可促进农民转户进城后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避免把转户农民推向无地、无房、无业的“三无”行列。

　　按照改革方案，转户居民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的，将获得3笔补偿资金。包括参照同时期区县（自治县）征地政策对农村住房及其构附着物给予的一次性补偿；参照地票价款政策一次性给予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参照地票价款政策一次性给予购房补助。

　　转户居民退出承包地，可以得到按照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标准所给予的补偿。

　　3项保留，是保留林地使用权，不要求退出；在一定时期内继续执行原户籍地生育政策；在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经营权之前，享受各项补贴。

　　5项纳入，则是指农民转户后，其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均纳入城镇保障体系。在教育方面，转户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按照就近入学原则，改变现在农民工子女只能在指定学校就读的状况。

　　第二期转户改革从2012年到2020年，每年转移80万-90万人，到2020年新增700万人转户人口，使重庆市全市非农户籍人口比重提升至60%。

　　最终，重庆将形成主城区城镇居民1000万人，区县城集聚城镇居民600万人，小城镇居民300万人，城乡居民自由互通、权益公平、城市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用工成本10年将增400亿

　　引人关注的是，重庆的方案，并没提及，如果转户进城的农民工，无法在城市生存，能否再退回农村？而要使这些农民工在城市稳定下来，一个基本条件，是城市能否满足这个群体的就业需求。

　　黄奇帆非常乐观地表示，重庆今年的工业产值将过万亿，未来将以20%-30%的速度增长，到2020年，工业总产值将达到4万亿。” 净增的3万亿元工业销售值至少会增加500万—600万个就业岗位，而有五六百万工业人群就有五六百万服务人群，也就是说重庆今后会增加100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

　　“今后10年每年进城落户的几十万农民工，是有工作干的。”黄奇帆说。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改革的成本。

　　据重庆市政府测算，重庆首批300多万农民工进城，总成本是1200亿。政府如何承担这笔费用？

　　黄奇帆对此表示，首批转户农民以新生代为主，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他们成为城市户籍人口后，政府统筹部分的养老费不是马上发生，医疗也同样如此。

　　在住房方面，重庆建有公租房，也面向农民工，这个成本主要由政府投融资集团完成。“政府的实际花费是100亿。”黄奇帆强调，因此，在整个改革中，“政府是主导，最大的载体是企业”。

　　据测算，农民工转户后，按照城镇职工的社保缴费标准，企业必须相应提高缴费标准，由过去的12%提高到20%。这样1000万农民工，重庆全市企业10年要多支出400亿社保费用，15年则多支出600亿。

　　重庆市政府要求全市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必须要做好这方面的对接。

　　以低劳动力成本著称的重庆，会不会由于户籍改革提高了用工成本，而丧失部分竞争力？黄奇帆称，“全社会都应该意识到，这是应该做的事，它涉及公平和正义，同时，这些农民工创造的财富，要远超过这个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