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诽谤罪不应成问题官员的“护身符”

　　据媒体的报道：最高检发出通知，今后一段时间内，对于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诽谤案件，受理的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属于公诉情形并有逮捕必要的，在作出批捕决定之前应报上一级院审批。

　　这至少算是一个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诽谤案件，包括最近的仇子明被网络通缉事件，实际上当地公安机关从一开始就未打算报请检察机关，根本就是非法拘捕。在很多地方，随意拘捕已经成为一些官员打击上访者、“诽谤者”的武器。往往被警察抓捕、拘禁的人员，未必涉案，而且出于报复、教训、打击上访人员所需。正是因此，公权力试图逮捕一个人，是有很多理由的，完全有能力规避最高检的要求。

　　事实上，诽谤罪、诬告陷害罪，即使不算是中国的特产，但在其他国家法律中确实很少见到。当然，并不是说诽谤罪在其他国家没有。包括在美国也是有诽谤罪或者诬告陷害罪的，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首先是其日渐没落，其次适用条件非常严格，不涉及刑罚。从这个角度上审视，我们对于官员的诽谤罪，显然是太过于严厉。正是因为严厉，这才成为“保护”腐败官员的利器。公权力部门也就天然希望这项罪名，能够长期存在，在其需要时即可祭出。

　　回溯历史，之所以对官员的诽谤罪在很多国家不像中国这样，是因为其从一开始就臭名昭著。公民对于公权力有天然的监督权，这已成为共识。除非能够证明其实际恶意，任何人不能以此为借口，对公民进行打击报复。实际上，西方国家曾经也出现过为打击政治异议者，而使用诽谤罪的情况。诽谤罪最先就是在16世纪的英国设立的，始作俑者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目的就是要打击政治异议者。但今年1月，英国完全废止了这项罪名，以更好保证公众对权力者的监督。

　　不独英国，美国虽然尚有小部分州保留这一罪名，但也基本不用。因为，使用这一罪名，政治家要面临很多压力和抗议，或将丢掉选票。而反观中国，这一罪名却生命力极其旺盛，每年都有数起案例被媒体关注。这其实也折射出，官民之间的对立和不信任。越是如此，越要回归法治，减少冲突，最高检的严格要求正是这方面的努力。为了减少这种不信任和冲突，需要有更多严格的规定，这样也才能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监督权。

　　对官员诽谤的罪名，在别国没落甚至被废止，对此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高层应该认识到，这一罪名会放纵官员对公众的随意打击，制造更多的对立，更不利于社会稳定。参照他国经验，首先要严格这一罪名的立案门槛，特别是拘捕嫌疑人必须非常谨慎和严格，判决时更要严格遵循实际恶意规则，如不能证明，官员还必须受到惩戒。从更长远看，这一罪名应逐步废止。实际上，公民对官员的举报，是其天然的权利，即便和事实有出入，也不会真地影响到政府的执政基础。相关部门及时辟谣，并对被举报官员进行调查，才是必须，而非第一时间去抓“诽谤者”。(银玉芝)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