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众的钱袋何时鼓起来？ 中国居民的钱袋有可能在未来的十年中，变得像日本人那么丰厚，花钱像美国人那么大方吗？中国政府拟实行的一个叫做“收入分配改革”的计划，至少给人们提供了这样的期望。
今年下半年以来，6次易稿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频频被提及，旨在让中国人的钱袋鼓起来的这个计划，被各方认为有望在年内出台。
近几年来，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增长率。然而，居民工资性收入总额占GDP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贫富差距也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连年升高，近乎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的两倍还要多。
很显然，提高居民收入的计划，不应只停留在居民的工资性增长上，还要释放那些因为权利被束缚而没有释放出来的公民财富；与政府职能改革、转变增长方式、释放公民权利在内的方案几乎一样重要的是，只有政府紧缩、企业让利、并腾挪出可贵的财产权利天地，中国居民的钱袋才能真正丰盈起来、厚实起来。
财富分配鸿沟深陷 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至少有城乡、地区、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也跟政府和企业挤占过多资源有关
本刊记者/周政华
大雨倾盆而下。21岁的王永松在取款机里，领到了上个月的工资，1520元。正当他把钱揣进荷包时，一辆宝马车从路边呼啸而过，泥水溅湿了他一身。
冲着远处早已模糊的宝马车骂了一句后，这个瘦削的青年一猫腰，便飞身跑向马路对过的宿舍。雨雾里，一切都迅速地模糊掉。亚热带的广东，所有的事情，都和这天气一样变化无常。
还没进屋，裤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一接通，原来是广州的堂哥打过来的：下个礼拜天堂哥结婚，请他过去喝喜酒。堂哥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年薪几十万，电话里说说笑笑。
对堂哥，王永松只有羡慕。作为广东南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员工，从去年5月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就一去不复返了，“钱挣得太少”成了王永松的一块心病。
起初，他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站在流水线旁辛辛苦苦干活，却总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快。在没有原因的被剥夺感驱使下，这个初出校门的年轻人，参加了一场全国瞩目的要求加薪的停工运动。
不久，王永松在另外一家民营汽车零部件厂找到了一份新差事，工资多了三百块钱。渐渐地，一种对现实的无力感取代了最初的愤怒。现在，王永松没有选择地成为流水线上一颗有血有肉的螺丝钉。王永松并不知道，一个叫做收入分配改革的计划，在2010年将要出台，并旨在促使像他一样的人收入会出现变化。
那些无法跨越的鸿沟 王永松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家在广东湛江郊区，工厂的同事，快餐店里的老板娘，都喊他靓仔。这个18岁的打工仔最讨厌别人喊他农民工。
在王永松的印象里，农民工是个带有污蔑意味的词儿。出生于广东湛江农村的王永松，对于城乡差别的最初感受，源于小时候的一次走亲戚。
1999年，10岁的王永松，第一次被父亲带到广州大伯家走亲戚。在大伯家，王永松第一次看到了以前只在电视里见到的电脑，大他6岁的堂哥帮他申请了有生以来的第一个QQ号。
十年前的一趟广州之行，王永松感受到了当公务员的大伯和在老家种田的父亲之间巨大差别。城乡差别的印象深深地烙在了王永松的心头。
那一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农村居民收入为城镇居民的收入的两倍多。从那时起，王永松开始明白父亲为何从小教育他“好好读书，以后上大学进城坐办公室”。
“这些年家里三个兄弟姐妹读书，都是靠父亲在广州打工养着。”王永松说，家中的几亩水稻只够得上全家一年的口粮，种田早已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
眼下，家里的三个姐姐分别在珠海和中山打工，而50多岁的父亲，仍然在广州一间小餐馆的后厨里掂勺，肩膀上搭着的一方毛巾，终日为汗水所浸湿。
城乡天壤之别，早在王永松父亲那一代人中就已经存在。王的父亲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用奶奶的话说，父亲的那条命是捡来的。父亲读完初中不久就进入大队的生产队，成了一名挣工分的壮劳力。
1949年，当时中国为了发展工业，设立了城乡二元的管理制度，利用工农产品剪刀差，从农村大量获取工业发展所需的廉价原材料。仅1960年到1978年这十九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通过统购统销，农村为城市工业奉献了3400亿元人民币的价差。
而城乡差距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暂的缩小之后，到了王永松这一代，又进一步扩大了。 到了2009年，农民三年的收入才赶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因水稻卖不出好价，家里的水田面积从十多年前的20多亩，到现在只剩下不到5亩，剩下的都撂荒了。在王永松的父亲眼里，过去十几年化肥种子价格都翻了好几番，可是政府的晚稻收购价还不到一块钱。
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中国的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至今仍处于政府严格调控之下。
眼下，王永松一家从土地获得的收益，主要还是依靠种植业。按照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规定，中国农村的绝大部分土地不可作为银行贷款抵押。农村集体土地只有通过国家征收转化为国有土地后，才能上市交易，变为资本。不过，中国人民银行今年7月28日，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指导意见》，尝试通过小范围的试点，推动农地抵押。
对于这一点，王永松一家深有体会。在他的家乡湛江，2009年政府新建东海岛新区占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时，每公顷耕地补偿45万元，相当于45元/平方米，而目前湛江的商品住宅均价早已经突破6000元/平方米。国家税务局统计显示，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总金额达1.5万亿元，如果把这些钱发放到8亿农民手上，每个人可以分得近2000元。
当除种植业以外的土地增值渠道被切断后，打工就成了农民为数不多的谋生出路之一。
2009年，王永松也走上父亲的打工路。由于英语一直跟不上，严重偏科的王永松念完初中后，就上了湛江当地的一所职业学校。17岁那年，进入广东海南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厂，成了流水线上的小工。
在南海工作，收入能够比湛江多出500元。这种地区间的差距，也导致了大批像王永松一样的粤西农民，不自觉地流向了珠三角。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府调整了此前的地区均衡发展思路，转而优先支持东部沿海发展，在“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下，政策、资金、人力等各种资源向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地区倾斜，这些地区依靠加工出口贸易保持了高速增长，并成为中国的财富聚集地。
南海，也搭上了国家政策的末班车。仅南海区狮山镇一地，截至去年末，吸引了两千多家工厂，年产值超过两千亿，相当于中西部数个地级市的经济总量之和。
地区收入差距开始出现。到了2009年，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方面，最高的上海市已经比最低的青海省高出两倍多。
这种地区收入差别，也体现在王永松的家乡湛江和省会广州之间。
尽管广东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但是珠三角与粤西之间仍然存在巨大落差。2009年，湛江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3600元，仅相当广州的60%左右。
城乡和地区差别扩大的同时，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为明显。
2010年，王永松从湛江的一所职高毕业后，和村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成了一名打工仔；而大伯家的堂哥大学毕业后，去了广州一家证券公司上班。
在珠三角，王永松所从事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不超过3万元，而王永松堂哥参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发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王永松的6倍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以不到8%职工的人数，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0倍左右。
消失的基尼系数 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最终带来的是社会严重的贫富不均。
“我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工作才一年多的王永松拍拍口袋说，我一分钱存款也没有。
王永松只是中国众多“无产者”的一分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根据其2004年进行的一项涉及几个省市的银行储蓄存款分布调查数据推算，前20%的储户占有银行存款的86%，而其余80%的储户只占有剩余的14%。
13亿中国人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早在二十年前，与王永松相隔千里、远在北京的李实，也产生过类似的疑问。
1988年春，一直想搞清楚“搞原子弹为什么还不如卖茶叶蛋赚钱”的李实，参加了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立的居民收入分配研究课题组，并开始了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民间收入调查。
这也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的民间调查。经过五年断断续续的调查，1993年，课题组公布了1988年中国农村基尼系数是0.325，城市是0.233。这一数据，远远超乎当时学界和政府的预料。但据李实回忆，当时社会对于收入分配不公的意见并不强烈。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重要分析指标，取值在0与1之间，如果超过0.4，便被视为收入差距过大。国际上一般把0.4设定为收入差距的警戒线，认为如超过这一水平上，极易引发社会动荡。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居民间收入分配的差距一直没有过大。收入分配的急剧恶化，首先来自于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由于中国政府决定对数量庞大、效率低下的国企实施“减员增效”，近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低收入阶层人数突然激增。而在之前的开放中，迅速致富的个体户的出现，以及伴随着国企改革中大批中小国企被出售而涌现出来的收入激增的民营企业家，使得这一贫富对比一时间凸现了出来。
而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在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农民的土地增值收益被城市政府拿走等因素，使得国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到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当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5，接近收入悬殊的水平。
对此，时任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对外表示，我国的基尼系数虽然超过0.45的国际警戒线，并不意味着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因为我国二元城乡体制导致基尼系数偏大。如果单独核算，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都分别低于0.4。
此后，国家统计局再也没有公布过基尼系数，这个用来衡量收入差距的尺子也从各种政府文件中消失。
但学者的研究却从未中断。1988年后的二十多年里，李实一直关注收入分配和贫困研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实估算，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超过0.5。李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收入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中。
谁拿走了大头？ 差距这么大，钱都到哪里去了？
这是王永松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王所在的广东南海区狮山镇境内的2600多家企业，2009年生产了总价超过千亿元的产品，为当地上缴了近30亿元的税收，但是像王永松这样的打工仔，一年的收入通常不到3万元。
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数据表明，从1993年到2007年，中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20%，但同期，资本报酬比重却上升了20%。与资本回报急速上升相比，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持续走高。
杨重光的研究，或许能够解释王永松的疑惑。
“收入分配差距为什么越来越大？看看这三组数据，答案就在里面。”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杨重光指着自己手抄的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大批财富向政府集中是导致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王永松的记忆中，政府收入似乎与自己关系并不大。但现实中，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长杨重光的注意：2010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6%(预计全年将超过8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同比增长10.2%。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研究发现，1951年时，我国民间的消费占当年GDP的68%，政府的消费仅为GDP的16.5%；而到了2007年，民间的消费降到了GDP的37.5%，政府的消费则上升到了GDP的28%。据陈志武的推算，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属于政府。
政府收入膨胀不仅表现为税收和种种预算外收入的激增，更为隐匿的部分还体现在政府官员灰色收入中。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政府官员的灰色收入总额高达5.4万亿元，比2009年中央财政总收入还要多。
王小鲁认为，庞大的灰色收入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
这种权钱结合的情形在房地产领域表现最为突出。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表明，2007年，中国居民户均60%的财产来自房屋。作为中国居民财产的主要构成部分，房地产也成为国内居民投资理财的首选。
2008年位于上海中心区徐家汇名为帝景苑的楼盘售罄数年后，由股东纠纷引发的举报显示，约400户业主中，50余户曾获得一成以上的折扣，其中22名买家折扣高达三至五成。折扣买家多出自房地、规划、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门。
近年来政府查处的官员腐败案显示，涉案官员大都是炒房高手：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案发时，这位“炒房局长”拥有27套住宅，市值超过6000万；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戴国森被“双规”时，办案人员从其家中搜查出十多本房产证。
王小鲁认为，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发趋向于追逐经济利益，导致对社会的侵占和掠夺，并引发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
“房地产是观察中国收入分配一个窗口。”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杨重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位64岁的老人说，收入分配问题，从根本上说乃是一个政治问题。（周政华）
(责任编辑：赵婷)
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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