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青海“受捐”成“教训”

　　莫让青海“受捐”成“教训”

　　近日，国家有关方面要求将玉树地震的善款集中汇缴后给青海省，由青海省统筹安排使用；具体项目的组织落实，亦由青海省统一负责。这种直接“收缴”基金会的善款交由政府直接统筹使用的做法，在公益界内引发的震动并不亚于灾难本身。人们纷纷表达自己的忧虑：这会不会只是一个开始？

　　慈善事业面临的这个难题，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上演过。正因为这是一个千年老问题，所以今天再次出现，让人倍觉沉重。

　　或许人们知道隋唐时期义仓的命运。

　　中国历史上灾害一直比较频繁。对于应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古代并没有今天这样的社会或商业保险，一旦出现灾情，最根本的办法是家庭、邻里和亲友的互相救助，政府也通过减免税费徭役、提供赈灾资金等方法予以救助，但是，来自政府的赈灾救济力度一般比较小。赈灾最根本的是靠民间的慈善的救助，所谓“义谷”、“义赈”等，说的都是民间社会慈善救助的事。

　　到了隋朝，工部尚书长孙平向皇帝建议，要求军民人家根据家庭财力大小，秋天交纳若干粮食，储藏在当地的仓库中，作为救灾储备。这样的仓储，叫做义仓。长孙平的建议得到隋文帝的赞许，于是就在全国实行义仓制度。当时的义仓是半自愿性质，属于“劝课”，不是强制性的；对于人们交纳多少粮食也没有硬性规定，只要求“随其所出”；仓窖也要求建于捐谷者所在的村社，委托当地的社司进行管理；义仓的粮食用于饥荒赈贷。义仓多次为灾民提供赈贷，效果是不错的。

　　但是，义仓建立后，官府就盯上了这些粮食。公元595年官府曾挪用义仓谷供军，596年又改为课税，由半自愿不定量改为定量的赋税，将仓窖的地点由“当社”移到“当县”，使官府染指插手更为方便，也使社司管理监督成为不可能。

　　唐代建立后，也设立义仓。不久，唐朝廷就力图将它纳为正式赋税，既用于赈贷，也充做国用。贞观年间设立义仓的时候，就要求“贮之州县”，亩纳二升，明确为税。“高宗以后稍假义仓以给它用”，到神龙时，“天下义仓费用向尽”。武则天时期，“富人倪氏讼息钱于肃政台，中丞来俊臣受赇，发义仓粟数千斛偿之”，义仓被高官挪做他用。玄宗时期，朝廷将大批义仓粟谷变造为米，运往长安。杨国忠当政，把各地义仓粮谷变卖，买成轻便物品，运送到长安的库房之中。而从此开始，义仓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由民间组织交纳管理的赈灾储备，变成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在唐后期的财政改革中，义仓的名称和功能都消失了，这项收入原本以义仓名义征收的粮食，改名为“地税”，成为专属国家所有的税收，不再用于赈灾。

　　作为防灾救灾储备仓库的义仓性质的蜕变说明，如果政府的权力足够大，不受民间社会的约束，那么，慈善事业一定挡不住政府的手，善款是无法保证用于慈善的。

　　今天，慈善机构遇到的问题，与历史上的义仓问题，非常相似。所不同的是，目前慈善捐助尚未被改变成为一项税收。不过，如果慈善机构将收到的善款全部交给政府，由政府统筹其使用，那么，这些善款，不就变成政府的财政收入了吗？如果成为变相的财政收入，那么，善款的使用就服从于权力意志而不是募捐人的意愿，善款还能善用吗？善款难道不会被统筹到别的地方吗？这正是人们担心的地方。

　　显然，慈善机构遇到的仍然是千年以前的老问题。这个老问题是，如何培育民间社会的成长问题。

　　两千年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存在着国家与民间社会的对立，汉魏南北朝时期豪强势力的存在使得国家不能完全把持民间社会，而唐朝科举取士以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对比完全失衡，民间社会的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这种趋势，在20世纪中期达到了顶峰，“大政府小社会”格局形成，国家包办一切，像赈灾募捐之类历史上一直由民间社会主导的事业，也成为政府的禁脔，民间不能染指。

　　但历史的教训告诉人们，政府组织进行这些工作，既无效率也难保廉洁。防灾赈灾等方面，民间社会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改革开放后，非政府组织的慈善机构的建立和慈善事业的兴起，是对曾经的政府包揽一切却又低效不廉局面的反拨。现在如果将善款完全纳入政府管理并统筹使用，那么，这将是一种可怕的倒退。

　　当然，政府加强对民间慈善事业的监督，是必要的。但来自政府的监督必须是依法进行的，而这种监督也必须有利于培育民间社会的成长壮大，而不是取代它。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