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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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承的新书《我和父亲季羡林》。南方日报记者张由琼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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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承。资料图片 |
于上周五开幕的南国书香节，季羡林先生的独子季承作为重头嘉宾出席了惠景书城的签售仪式。《我和父亲季羡林》出版后，有人痛骂季承“不孝”、别有用心，也有不少人说读完后感觉这并不是一本令人愉悦的书。这本坦白之书的价值究竟何在?《我和父亲》能否作为回忆录的新标杆?抑或这只是一场并不厚道的缺席审判?
在半个小时的访谈时间里，季承激动和动情地谈到季家与北大在父亲遗产纷争上的是是非非。谈及父亲、家庭和《我和父亲》这本书，他的回答都是爽快而利落的。这或许让外人很难理解，这是一个儿子在谈论自己德高望重的父亲。这究竟是一种释然和坦荡后的表现?还是一如书中字里行间透出的冷静与克制?
20分钟大谈财产纷争
“大家不要有顾虑，作为继承人我是会很负责任的。”、“我不是来夺财产的，请大家相信季羡林的继承人不是贪财之人，我个人不需要这么多钱。”
记者看到，现场排队等待签名售书的读者，手中买到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已经是加印版了。加印本上赫然增加了吸引人眼球的推介语:“一本引爆家庭伦理大讨论”的书。凤凰卫视知名主持人马鼎盛说:这本书的热销有媒体推波助澜、广泛传播的功劳。“只要是一沾着季羡林这三个字就不用担忧，保证畅销。”名人效应在书香节上同样体现的淋漓尽致。
事实上，季承先生令人感觉比较随和，他请提问的阿姨坐下来慢慢说，看到记者在采访中笔突然没水，立刻从口袋中拿出自己的笔来“用我这个”。但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季承用了几乎20分钟来谴责“北大的不道德”、“这是一个衙门作风、官僚作风的大学。”这些恩怨大多集中在季羡林先生的财产和捐赠问题上，季承多次重复说:“大家不要有顾虑，作为继承人我是会很负责任的。”、“我不是来夺财产的，请大家相信季羡林的继承人不是贪财之人。我个人不需要这么多钱。”
季承，幼时原名“延宗”，作为季羡林先生唯一的独子，在季羡林去世前后，这个名字频频进入媒体和大众视野，他的出现总是难以与北大纷争割裂开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季承非常强调自己继承人的身份。
在讨伐北大时，他加快语速，情绪激动。他说:“财产捐赠是父亲的意气用事。”他用“滑稽”来形容季羡林2001年“一桌一椅、一印一印盒、一笔一砚”的捐献。“2001年父亲的捐献是不合法、没有清单目录的，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非常滑稽的捐献。”
借书抒怨还是情绪的自然流露?
“有人说读了这本书后感觉到郁闷，我想你不要郁闷，应该高兴才是。因为我为你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人物。”
季承小时候的家，也就是季羡林少时从乡下来到济南后的居所，是在济南的佛山街。“因为济南曾经有个千佛山，人们就把这条街叫做佛山街，与佛山的名字是凑巧了!”季承笑言，首次来到佛山，对佛山此前的印象就是享誉中外的佛山陶瓷了。
在书香节仪式开始前，季承与记者闲聊起来。问起季羡林对他的影响，季承回答之爽快出人意料:“我小时候很少与父亲接触，我3个月大时，父亲离开家一别十二载，父亲回国后也只是一年回家度假两次。即使是1952年我考到北京以后，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有限，我们的专业方向完全不同。”
除了为学，在接人待物和为人等其他方面呢?“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寂寞的。我们接触的时间太少，唯一的一次是他摸过我的头后，立刻去水缸里掏舀了一瓢水冲手。他从来没有亲过我或者拉过我的手。”季承引用了书里的话作答。
斩不断、理还乱，季承在书中也有屡次的感慨:“人间恩怨，如何理得清楚!”然而，季承却用大量的篇幅去写一个女人“趁虚而入”，描写了他父亲晚年生活经过的“夕阳的光彩”……究竟有没有必要把这争宠似的怨恨还原给国人?加之季承本人也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并且也有发妻和年幼的儿子。中国人讲究为尊者讳、“子为父隐”，季承在做这本“坦白之书”时又是如何看待的?是不是如外界猜测是抒发怨气?
“我认为我的坦白不会有损于季先生的崇高形象，相反大家会更加了解这位大师，为尊者讳的道理我自然明白，这个讳是有界限的。”说到这里，季承的声音忽然提高:“其实我还有话要说!”
季承说希望大家仔细读读这本书，这本书里有很多故事。他强调说:“我不是说父亲不好，而是想说说我们季家和我父亲的一些事情。希望大家通过阅读来了解大师，不要用消极的观念看待这本书。”他又加了一句:“我写这本书不是随便的。”
以季羡林在《清华园日记》中对于家庭观念的描写为例，季承先生告诉记者几年前看到时感觉很惊讶，但无可否认，在书中尤其是涉及到父亲的章节中，季承的叙述又是平淡、质朴的，难以带给那些想从中猎奇、偷窥的人以快感。回忆者是否又在克制情绪?“我要舒一舒怨气。”面对广大读者，季承又说，“或许我又不是抒发怨气，而是一种情绪的自然流露吧。我就是想我把了解的东西写出来。”
“有人说读了这本书后感觉到郁闷，我想你不要郁闷，应该高兴才是。因为我为你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人物。”但在言语中，季承非常乐意与父亲的性格划清界限，“我自己是一个俗气的人，我没有父亲那么多的学问。我不会那样对待我的家庭。”
回忆录是不厚道的缺席审判?
“我和姐姐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参加了工作，我们常暗示要把母亲接到北京来，这时父亲才说了一句话‘我和你妈没有感情。’这是拒绝我们的建议的话，也是真话。我父亲和母亲是没有感情的，他并不情愿和自己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结合是勉强的、机械的，他们的婚姻和生活是悲剧的……”
在朗润园，“我们和他可以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可就是谈不了心里话，交流不了感情。大家表面上一团和气，可内心里却隔着一堵墙，这堵墙是我们家先天条件造成的，这种先天不足的情况很难改变的。先天不足，是我们家不幸的根源。”季承说。
记者发现，与季承在接受采访时谈及财产纷争时的激动和动情相比，在谈及父亲、家庭和《我和父亲季羡林》这本书时，季承的回答总是爽快利落；难以动情、动容。季承在书中有一个基本的论调:季家是悲剧的家庭、不幸的家庭，每个人都是悲剧的人物，尤其是父亲“只看到悲剧能净化灵魂，并且甘愿做悲剧式的人物，求仁得仁。”而父亲和母亲的感情非常不好，引用父亲一句话说“我和你妈没感情”。
同为名人之子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马鼎盛在《开卷八分钟》节目中，对季承在书中评价父母感情的问题颇感不忿。马鼎盛说:“我和你妈没感情”这句话即使是说过，可能只是一时，不代表他们漫长几十年的相濡以沫，当时30年代、40年代、50年代过来这批老人，由于夫妻之间文化巨大的差异等，可能是没有西方那种浪漫，那种罗曼蒂克；但是他母亲一辈子是忠忠耿耿地跟着父亲，至于夫妻之间老人的感情，其实是后辈不宜去评价的，特别是当儿子的，就不宜去评价了。“这对老夫妇已经都去世了，然后你现在出来讲一些他们感情不好的话，我们听着觉得起码是不厚道，这是一个缺席审判。”
所谓真实的回忆，有时候往往是先入为主的情绪左右了回忆本身的色彩，这本书究竟能否被称之为“树立了写回忆录的标杆”?抑或只是如马鼎盛所言:“只是一场并不厚道的缺席审判?”面对这样的疑问，季承回答说，书出来后引起了争议，中间也有很多非议。“我没有关注到这位马先生的评论。但是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多少先入为主的情绪和论调。”
“你说的先入为主，是我对北大吧!可以说，在财产纠纷案之前我对北大也没有怨气。我生活在北大，我对北大很尊重，而我对父亲依旧很尊重。在这本书里我们家人舒一舒怨气，也让社会了解一位更真实的大师。”
季承在该书的最后，引述了季羡林一篇没有写完的文字，题目叫做《最后的抚摸》:“老伴卧病在床已经将近一年了……德华你和以前一样躺在那里，似睡非睡，脑袋直摇晃。我抚摸了她的手，她的额部，都是温温的。这温暖直透着我的心。她没有睁眼，也没有看我，哪知道这就是最后的抚摸。”
温暖的最后八个月
“他仍坚持清晨四时开始工作的老习惯，成了朗润园里最早亮起的灯。他继续撰写《糖史》，回复散文的写作，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日见其高。他之所以能这样做，家庭的和睦是极为重要的条件。”
家庭的事务全部由叔祖母和母亲承担，父亲享受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待遇。静思片刻，季承告诉记者，或许大师就应该有很好的静心做学问的条件，对家庭事务可以一概不管，大师才有空间去做学问，作为大师的家属应该多承担一些。“我的母亲和叔祖母就是这样的女性，文化大革命后我和姐姐也承担了家庭的很多。”尤其是姐姐，季承在书中对季家的三位女性形象:叔祖母、母亲和姐姐婉如着墨颇多，而且这种回忆是温暖、包含着感情的。
季承说，“父亲去世前的八个月，应该说我完全了解了父亲，我完全释然了。”事实上，这本书让人稍感温暖的只有最后的八个月。季承说，父亲弥留之际的八个月时间，父子之间谈话的内容很多，涉及面很广，“一言以蔽之，这一段时间真是充满了温馨、真情，是我们父子之间最为融洽的时光。父亲曾对护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光。”
季承在书中记录了一些聊天内容。比如谈到大师的称号，季羡林说，有很多人垂涎大师的称号，争着要当大师，他建议漫画家画一张漫画，上面是大师的桂冠，下面是一群鸭子，把脖子伸到桂冠下面，张着嘴，要戴上大师的桂冠。
◎延伸阅读
想用一亿元设立
“季羡林奖学金”
季承透露季羡林百年诞辰计划
明年是季羡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季承向记者透露他希望设立“季羡林奖学金”，计划每年奖金数额在300—500万元。分5个领域:东方学、国学、历史语言学、翻译、散文和杂文，每个单项奖金数额为30—50万元。
季承说，他想设立季羡林奖学金，现在还是要催北大归还父亲遗产，现在的他每周坚持送往北大一封信。
也有人说，北大与季羡林本身就是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大师去世后却引来与北大的恩恩怨怨风波不断。“我是尊重北大的。”季承说，他计划把北大列为第一个参与奖学金管理的单位，并由北大、陕西季羡林国学院和老家临清政府三家轮流坐庄。每年有10个人或者10部著作可以获得30—50万元的奖金。
至于奖金分配，将根据季羡林的专业领域分为5个方面。“这对国家、对东方学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通过这种方式把父亲的学识和文化遗产向前推进。”季承说，他计划筹集资金1亿元，在季羡林先生百年诞辰时推出这个奖学金。
他说，“但是北大扣着东西不给，能拖就拖。因为所有权是我的，我有合法的处理权。到时父亲的遗产可以分为捐赠社会、从事公益事业、辅助学术研究和自留几部分。”
■记者手记
书香节上
我们狂欢什么?
无论是关心季羡林身后沸沸扬扬的遗产纷争，还是慕名而来寻找真实的、“走下神坛”的季羡林，在好奇心强烈的驱使下，我们来了，争着与大师之子合影、要签名。
撇开季羡林先生丰厚的文化遗产，撇开他本人对社会和学术的大爱不谈，把大师身后的遗产捐赠纠纷、所谓作为普通人的人格缺陷还原出来，惹来的关注也可谓热热闹闹。
正如季承在书中开宗明义的所说，“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心是冷的，是寂寞的。”实际上，在这个书香节开幕的上午，在热热闹闹的签名售书活动中，季羡林先生本人的思想、学术成就和文化遗产、《我和父亲季羡林》这本书本身的意义与价值，无疑是缺席的、寂寞的、被忽略的。
儿子季承出书以“盖棺论定”自许，说还原真实的大师不会使偶像倒掉，但问题来了，我们趋之若鹜试图去抓住那个真实的大师，偷窥其情感性格世界，我们真的需要这个真实的大师吗?
钱锺书先生有个母鸡与鸡蛋的比喻，已为人所共知。他曾电话与一位要求求见的读者说，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还要去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最近更有人用原教旨的萝卜做了更新鲜的比喻:季承的书虽真实，写出了人性的缺陷以及生活的残酷，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真实———吃萝卜的人，要吃洗干净和去皮后的，没有谁要吃连皮带泥的真萝卜。
明年就是季羡林大师诞辰一百周年了，关注隐私与缺陷、消费所谓真实的大师成为媒体和读者狂欢的对象，再折腾下去，无疑是大师的悲剧。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阎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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