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到甲型H1N1中国疾控体系升级

　　六年大考

　　从SARS到甲型H1N1

　　引起全球恐慌的甲型H1N1病毒，终于侵入中国内地。

　　它附着在中国籍乘客“包某某”体内，搭载从东京飞来的航班，来到了北京。此后，川航3U8882又将其带到1700公里之外的成都。

　　2009年5月11日中午12时，中国卫生部确认：包某某感染了甲型H1N1病毒。

　　预演变成了现实。此前，在北京地坛医院、佑安医院，以及诸多医疗单位如临大敌，针对处理此次流感疫情的演习频繁进行。这是继SARS之后，中国卫生体系面临的最大考验——包括防、控，以及敏感的信息公开。

　　6年前的SARS，让毫无准备的中国付出了惨痛代价。2009年，面对同样是发于春夏之交的疫情威胁，我们能否交出一份满意的考卷？

　　中国内地初疫

　　在H1N1病毒抵达成都的48个小时里，因为病毒而隔离的人群已经从航班人员蔓延到了出租车司机和医护人员，而接下来，还将扩散向何处？

　　文/张蕾 霍潺(发自成都)

　　5月10日13：17分，川航3U8882航班在得到塔楼的确认后，缓缓靠向舷桥。这架从北京驶来的航班，刚刚完成了2小时27分钟的空中飞行。

　　坐在20D座位的乘客包晓同(化名)，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盼望着快点见到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的未婚妻。包是密苏里大学地质系的在读博士，这次回国准备结婚。

　　对于这位5月7日起就从美国圣路易斯机场出发、经过3次转机终于返回家乡的旅客来说，回家的路从来没这么长过。

　　他已经在空中辗转了38个小时。

　　但情况有些不对劲，除了咳嗽和咽痛，包晓同还感觉到一阵阵发热。48小时后，他被确诊为中国内地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于是，这个留学生回家的路越发显得漫长和不确定，在和女友短暂的见面后，他们又不得不再度分开——分别接受甲型H1N1流感的医学观察。

　　一时间，和包晓同一同乘坐这架空客A320的150名乘客和10位机组人员，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截至目前，飞机上除有2人联系不上外，其余人员已经实施了医学观察，而病毒下一步可能的扩散尚不确定。

　　疑似，体温38度

　　包晓同是自己打车去的医院。在成都的医院就诊后被隔离观察。他事后透露，在从美国飞日本的航班上，他已经出现咽痛；从北京到成都时已经“自觉发热，体温不确定，伴有咽痛、轻微头痛、咳嗽、鼻塞和极少量流涕”。

　　下飞机时，包晓同终于决定：去医院，目的地是四川省人民医院急救中心。

　　虽然身体有些不适，但回家的心情还是不错。当天成都市出租车行业展开汶川地震一周年爱心募捐活动，包晓同在出租车上还特意捐献了一块钱。

　　之后，正是依据募捐的小票，疾控部门才找到了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并将其隔离。

　　下午3时许，包晓同在父亲、女友的陪同下来到省医院急救中心，第一个和他接触的医护人员是分诊台值班护士王林。

　　包晓同自述有发热、咳嗽等症状，一听是从美国回来的，护士王林立刻警惕起来，她马上向值班护士长做了汇报，“他一开始说从北京回来，最后一问才说从美国回来。”

　　体温测量为38℃。

　　包晓同给护士解释，在美国的室友就有发烧的症状，但后来确诊，已经排除了感染甲型H1N1流感的可能。

　　医院方却不这么看，四川省人民医院经过会诊，诊断包晓同“感染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紧接着，包晓同的病样被分别送到成都市疾控中心和省疾控中心，经过两次复核检测，结果均为弱阳性。

　　晚上8点，医院突然召集住在三病区5楼的病人召开紧急会议，动员病人搬到其他住院楼，为的就是给甲型H1N1流感患者腾出床位。不到一小时，整个楼层的病人已经全部搬离，院方再次对病区进行了消毒。期间，与包晓同接触的15名医务人员也得到隔离。

　　11日凌晨2点左右，四川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包晓同为中国内地第一例疑似病例。

　　到了中午，包晓同被最终确诊。

　　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包晓同就像一粒石子，搅动了全国各级疾控体系。10日晚，突发预案中编配好的应急小分队都在自己的辖区行动起来；北京市的手机用户陆续收到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群发的短信，而北京电视台的卫视、财经、影视、青少、科教和文艺等频道则全天候滚动字幕??凡此种种，目的都指向一个：寻找NW029和3U8882航班上的483个旅客。

　　隔离，一个人的住院部

　　临近5月12日，整个四川都倾注于大地震的祭奠。但包晓同的到来，似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切。

　　一时间，全国的感染病专家汇集成都。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主任李兴旺便是其中之一。

　　李兴旺承认，即使在患者还没有表现出症状的时候，他身上所携带的病毒也已经具备了传播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即使包晓同在东京飞北京的航班上没有明显的流感症状，但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整个航程都具备传染的可能性，所以都要隔离、观察，如果没有，当然最好。”

　　目前，还没有相应的数据能够给人们最焦虑的问题一个解答：与包晓同在同飞机这样一个密闭空间里一同待了两三个小时乃至更长时间的乘客们，到底有多大可能性被传染？

　　在国内转机时填写的健康申明卡上，包晓同并没有留下任何引起检疫工作人员注意的信息。根据航行记录，飞行过程中，未发现呕吐、腹泻、发热、寒战症状的旅客。与此相匹配的，包晓同在两次通过机场的检疫通道时，体温检测的报警声音也没有响起。人们事后翻看当时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步伐敏捷，精神状态正常，没有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

　　“饭卡”是包晓同在圣路易斯居住地的室友。他对于包晓同这次的经历很关心，因为就在包晓同回国前，“饭卡”曾出现过感冒发烧的症状，那时他就担心自己患了甲型H1N1流感。

　　不过，让他宽慰的是，验血结果证明是普通感冒。

　　5天后，“饭卡”的症状完全消失，而办法仅仅是休息，以及护士给的一片退烧药。“饭卡”也想不明白，自己的“感冒”跟包晓同的甲型H1N1病毒，到底有没有关系。

　　在包晓同确诊当天，在卫生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徐小元表示，包晓同患病的原因，尚还无法断定：“他和这个室友(非居住在同一个房间)在感冒期间有过近距离的接触，比如近距离谈话，没有采取过防护措施。他在这段时间也去过当地的超市等地方。”

　　而来自外界的担心却越来越多。

　　那架空客A320共有30排，每排有6个座位。病毒携带者位于飞机的中后部，究竟哪些人最具危险？就在包晓同被确认之后的12小时，已经有传言说，包晓同的前排乘客也已经成为疑似病人。

　　这个消息如今尚未得到疾控部门的确认，但它在民间已经插上了扩散的翅膀。

　　成都人向来遇事不在乎，但这一次市民们都不约而同地有了些防范意识。毗邻四川省人民医院的是省博物馆新址，5月9日这里正式开放以来，一直有很多参观者，没有受到省医院和甲型流感患者来袭的影响。但有些人还是比较防范，他们并不直接在省医院下车，而是故意多坐一站地，然后再往回走一段才到博物馆。

　　与患者包晓同先后同乘两个航班的密切接触者，共计383人，已进入北京、四川等21个省市。11日，北京147名密切接触者已找到121人；四川150名密切接触者已隔离114人；辽宁11名密切接触者中已有10人进行医学观察；广西1名密切接触者已追踪到位；河南11名密切接触者已全部找到并隔离观察??其他省份也在紧急联系同机乘客。

　　“我们到现在也很难回答到底有多少人会被感染。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取决于在飞行过程中，他(患者)排的病毒的量；第二取决于他是否加强自我保护了，比如他打喷嚏了，捂住鼻子了，把垃圾纸也放到袋子里了，相对来说这就可以减少在密闭空间里病毒的数量；还有就是每一个跟他在一块儿的人，自身的抵抗力怎么样。”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主任医师金荣华说。

　　机场的体温检测和健康申报卡的填写，是目前我国防控甲型H1N1流感的第一道关卡，对于输入型传染病而言，尤其要仰仗这首道关卡。然而，病毒的潜伏期使得包晓同并没有在这道关键的程序中被筛查出来，因此防控手段的多样化也成为包晓同这个确诊案例引发的思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提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体温是不是唯一的考虑，是否还有其他可以用于早期检测的方法。

　　“我们研制了一个检测上呼吸道炎症的红外仪器，只需几秒钟就能够发现上呼吸道的炎症。在发烧之前，这个办法可以发现早期的病情。”钟南山透露。

　　5月10日晚，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医院又扩大了隔离的范围，紧急腾空了包晓同所在的整个住院楼。200多名住院患者被转移到其他病区，整个5层住院楼，仅剩下包晓同一个人。

　　自从隔离之初，包晓同就不止一次提出过回家的要求，急救中心甚至为此专门派出护卫坚守在发热病房门口。

　　直到后来，病情有所好转，包的情绪也逐渐平复下来，并与外界有了通话。他还向媒体透露“计划结婚后去青海”。

　　但谁也说不清，他身上携带的病毒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大敌当前：

　　北京地坛医院“演习”全记录

　　地坛医院——中国医疗设施最先进的传染病医院之一，一场收治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人的演练正在进行。分诊台的医生用小密封塑料袋装着手机接听电话；清洁工们把平时的一次性口罩换成了专业防护口罩；熟人见面，握手前先喷上干洗手液……

　　文 / 李赫然 张蕾

　　刺耳的笛声越来越大，一辆载有甲型H1N1流感疑似患者的120救护车，驶进了北京市地坛医院南门。

　　时间，2009年5月7日下午4点30。两名“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迅速上前，和120上的大夫进行交接。不到一分钟，“北京市急救中心与医院交接记录单(试用)”填写完毕。随后，病人被领入住院部大厅，由同样身着全套防护服的医生引入“流感专用电梯”，直达六楼。

　　被电梯甩在身后的，是众多媒体记者和卫生部门的官员们。一切流程几乎不用语言交流——医护人员们带着口罩发出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嘈杂的环境里。

　　这一幕并不是真实的病例处理，而是一次演练。此时，中国大陆还没有发现甲型H1N1流感的疑似感染者。

　　为流感的大面积爆发做准备，中国内地已确定定点医院545家，急救中心(站)207家。不仅是北京，包括四川、山西、云南、江西、广西、重庆、青海在内的多个省区都已进行了针对此次甲型H1N1流感的应急演练。

　　打一场有准备的战斗，中国拉开了和病毒抗争的架势。

　　从“遭遇战”到“阻击战”

　　时间，5月7日下午2：00。来地坛医院探视患者的人都能发现空气中的异样。住院部门口的保安开始拦截并询问每一个进大楼的人，南口的电梯两边多了全身裹着防护服的医务人员。两部电梯已经挂上了“流感专用电梯”的牌子，亮着灯、开着门一直等候在一层。

　　分诊台的医生用小密封塑料袋装着手机接听电话；清洁工们把平时的一次性口罩换成了专业防护口罩；发热筛查门诊透明的玻璃房子里，一个女孩戴着口罩背着大大小小3个行李包，跟着一位穿防护服的医务人员走了出来。外面等候的人远远地递上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女孩的病历。

　　时间接近下午4点，住院部南口处开始聚集起了媒体和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为这次演习做准备。熟人见面，握手前先喷上干洗手液。

　　紧张的气氛对人们来说并不陌生。6年前也是这个春夏交接的季节，SARS的肆虐让人至今仍心有余悸。

　　作为一家有60年历史的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是抗击SARS的主力军，从2003年3月26日开始，历时143天，共收治非典患者(包括疑似患者)329人。

　　“2003年是打了一个无思想准备、无物质准备的遭遇战，在整个诊断治疗上是一边做一边摸索。”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地坛医院院长毛羽回忆道。

　　地坛医院转移出了全院的病人，腾出了所有的病房迎战SARS。在那段时间里，地坛医院成为了SARS的最亲密接触者，有些市民不愿意让在地坛医院工作的邻居回家，有些幼儿园不让在地坛医院工作的家长接送，甚至相邻的地坛公园都少有游客——好像医院周围的空气都漂浮着致命病毒。

　　这一次同样。虽然是演习，人们仍然心存芥蒂。电梯里，几个扛摄像机的记者下意识地和穿隔离服的医务人员和“病人”保持着距离。

　　迁址应对输入型传染

　　“病人到了，开门。”接诊护士通过门进系统对讲后，把“病人”带进了感染二科的第二病区。经过一条洒满阳光的外走廊，进入一间单人隔离病房。

　　“这是单人隔离负压病房，回风比送风大，造成负压环境。”副院长李秀兰介绍。这种负压不会造成病毒向外扩散。

　　这样一间单人病房的造价约30万，6年前的地坛医院还没有这样消毒条件的病房。现在呼吸病房楼可以开放的298张床位都是负压病房，如果流感扩散严重，还可以将另外300张床变为隔离病房，总共开放救治能力是600张床。

　　目前开通的感染二科94张床，分三个病区，最受关注的收治医学观察病例的是第一病区。

　　“这些病床是在5月2日凌晨接到通知后两个小时内准备完毕的。”感染二科主治医师徐艳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我们病房是满床，需要尽快把现有病人转移到别的病区。”

　　这种速度非常必要——当天凌晨3点多，已经有墨西哥AM098航班的第一批需要进行医学隔离观察的病例入住地坛医院。

　　当然，快速也并非偶然。地坛医院在今年4月28日正式成为收治甲型H1N1流感的定点医院，“实际上4月26日就开始准备了，我们一直注意国际上的疾病传播的趋势和流行态势，一旦有，自己先做起来。”院长毛羽说。这也是SARS后地坛医院吸取的经验。

　　甲型H1N1流感病毒对中国来讲，其特点是输入型传染。因此演练中的“病人”扮演的也是一名韩国人，名叫朴英健，5月2日由韩国飞抵北京，7日因发烧就诊民航医院，确诊为H1N1核酸阳性后(医生解释：考虑到患者虽然初步诊断是H1N1核酸阳性，根据临床表现，不能除外患者有化脓性扁桃体炎)，转到了地坛医院。

　　“下飞机就来了的(病例)，我们这里屡见不鲜。”毛羽说。只要检验检疫局发现发烧超过37.5℃，就送到地坛医院进行筛查。

　　巧合的是，2008年9月地坛医院搬迁到机场高速边的新址，缩短了从机场到医院之间的距离，正好适合防治输入型传染病。

　　六年后的“凤凰涅”

　　时间，下午4点38。演练的病人朴英健在护士的帮助下脱掉了隔离服，接诊他的医生李鑫从另一扇门进了病房。医生进门前经过了一个小的独立消毒的空间，这对于保障医务人员不被感染至关重要，因为外面就是他们活动的内走廊。不同于病人经过的外走廊，内走廊是干净的、清洁的。

　　和5月2日以来他收治的所有病例程序一样，李鑫开始在病床前问诊。为了和病人沟通，裹在严实的口罩后面的他尽力咬字吐声，粗粗的喘气的声音很沉闷，嘴里的热气模糊了护目镜。

　　穿着一身白色的防护服和隔离衣，李鑫的形象和无数影像中展现出的SARS医生形象一模一样。

　　2003年，李鑫刚从医学院毕业两年。现在他还记得，那年4月30日，他给父母打的一个电话，听到父母的声音他眼泪就流了下来。次日，李鑫进入SARS病房，一直坚持到8月19日。

　　“流眼泪并不代表我害怕。我只是觉得父母供了我这么多年书，还没来得及尽孝，万一感染就可能离开他们了。只是这么一点伤心。”李鑫说。在他之前，地坛医院已经有4位护士感染了非典病毒。

　　这次作为第一批进入病房治疗流感病例的医生，李鑫觉得心态成熟了很多，“SARS很突然，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但这次我们有了准备。”

　　医学界普遍认为：SARS的防控难根源就在于最初对于病原体是什么都弄不清。而此次流感病毒不同，“我们对季节性流感的防控是有经验的，所以我们对它的防控显得比在SARS初期的时候要清楚得多。”北京另一家传染病医院——佑安医院院长助理金荣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虽然甲型H1N1病毒是有其特殊性的，“但基本规律我们是掌握的。这次是在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迎接的一次突发事件。”地坛医院院长毛羽称。

　　2003年之前，曾经盛传地坛医院将与佑安医院合并。但如今地坛医院不仅搬迁新址，在硬件、软件方面都有发展。有人说是SARS救了地坛医院。毛羽则将之戏称为凤凰涅。

　　同为传染病医院的佑安医院也在2003年之后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扩建门诊大楼和呼吸病房大楼的资金投入就有约4亿元。

　　演练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国第一例确诊病例包某某从美国飞抵北京机场，这位患者携带着甲型H1N1病毒，与机场一名检查护照的工作人员接触约30秒钟。11日凌晨1点50，这名工作人员因为“有低热，一些轻微的上感症状”被送往地坛医院，截至本文发稿时，尚未确诊。

　　逃离疫城

　　一个身处风暴眼的国度，一架执行特殊使命的客机，决定了一群乘机人的不平凡命运。

　　当中国在神秘病毒面前不再手足无措，取而代之的是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紧张。不管是否情愿，身处前沿的人们必须被这种强大的紧张氛围驱使，并过上一段迥异于常的生活

　　本刊记者/陈晓舒

　　文/王婧(发自上海、广州)

　　不以为意的重灾区和一架高度警戒的B-777

　　5月1日这天，魏晨曦和宋毅聊天——她们都是复旦大学派到墨西哥的2006级交流生——沮丧地说着自己买的回国航班被取消了。在此之前两天，各学校突然宣布停课，包括魏晨曦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打算提前回国——不是担心流感肆虐，而是觉得呆着无聊。

　　宋毅并不急着回去，她很早就预订了6月8日回国的机票，并计划先到首都墨西哥城去游玩几天，领略一下这座超大城市的特有风情。

　　流感病毒刚开始蔓延的日子，宋毅上网聊天，国内朋友纷纷提醒她：“在墨西哥要当心。”她感到莫名其妙，问自己的墨西哥籍室友：“我的中国朋友说这里在流行‘猪流感’，很严重么？”室友轻描淡写地说，最近确实有流感，但没什么。

　　宋毅自己也没太在意，倒是远隔重洋的家人急得要命，不断打电话催促她回国。

　　4月26日，墨西哥卫生部公布，全国已有103人死于确诊或疑似“猪流感”(后被世卫组织更名为甲型H1N1流感)。正是在这一天，成都海外旅游公司的导游王帅带着22个中国旅客进入墨西哥城，开始为期十天的墨西哥古巴之旅。在机场，王帅发现身边的外国人全都戴着口罩，他们也从旅行包里翻出备用的口罩——这是出发前的唯一准备；进到市区，商店大多正常营业，只是马路上车辆稀少，显得很冷清。这一天，墨西哥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卫生紧急状态”。

　　一天以后，墨西哥卫生部发布的死亡数字升为152人，当日，该国还发生了里氏5.6级地震，宋毅家人的担忧迅速加剧。

　　宋毅所在的瓜达拉哈拉是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四季如春，到了4月底，街道上戴口罩的人依然不是很多。

　　5月4日，宋毅从魏晨曦那得知，中国马上要派来一架包机。她意识到，这也许是回到中国的唯一机会，她决定改签机票，在蒂华纳与魏晨曦一起搭乘包机。出发前，墨西哥朋友还劝她：“别回去，没什么大不了的。”

　　离开蒙特雷理工学院的时候，宋毅感觉校园里跟往常一样平静，各国学生们坐在学校草地上看书，或晒着太阳。

　　此刻的万里高空上，一架南航波音777-200客机正飞往墨西哥，走过学校草地的宋毅当然还无法知晓，客机上有着怎样的类似临战的紧张气氛。

　　客机上的机组是个临时团队，但阵容堪称豪华。首席机长由南航飞行部副总经理王世山担任，而南航客舱部副总经理徐娟娟“亲自挂帅”，担任乘务长，4名机长，3名副驾驶，一名机械师，以及12名乘务人员，王世山说这个属于“2套加强机组”。机组人员的选拔标准首先是政治素质过硬，徐娟娟更是把自己的团队称为“党员乘务组”。

　　随机人员还包括了上海临床中心副主任卢洪洲教授和一名航医。卢洪洲对宽敞的机舱进行了划分，头等舱为清洁区，经济舱为缓冲区，经济舱最后三排为相对隔离区。

　　机组不准备在墨西哥进行航油之外的任何补给，配备了充足的餐食和饮用水，以及达菲胶囊、N95口罩、一次性标准外科口罩、连体防护服、防护眼罩、免洗手消毒液、一次性医疗污物袋、含氯泡腾片、水银温度计、红外体温计……

　　机组人员也有一些有趣的自带品——王世山带了一公斤新鲜大蒜，他说这是多年的习惯；刘建机长带的是板蓝根；副驾驶麦仲霖带的是妻子自制的两大瓶中药。

　　王世山坦言，尽管准备还算充分，启程前后依旧内心忐忑，他担心疫情的传播，相比之下“责任考虑得更多一些”，这方面的压力也更大。对于这个临时团队而言，全然陌生的航程和高原机场，也是一个挑战。

　　2000年6月至今，南航四次派出波音777包机执行特殊任务，前往所罗门群岛(先后两次)、赤道几内亚和泰国，接回安全受到威胁的中国公民或侨民。但这一次的任务，无疑更加艰难而特殊。

　　被不断改变的行程

　　4月28日，王帅带着旅游团按原定行程飞往梅里达。那里尚未发现确诊病例，情况比墨西哥城好许多，街上戴口罩的人也非常少。当时尚无一例疑似病例的中国，对甲型H1N1流感的恐慌却已爆发，公司副总王涛不断打电话“骚扰”王帅：“游客情绪怎样？”

　　虽远在异国，游客们还是从国内各种渠道了解了疫情的严重，情绪倒真的波动起来。有8位游客希望马上回国，其他人则要求继续旅行。这让王帅很为难：按规定，这样的组团出境游必须团进团出，不许分团。

　　好在他们也没僵持太久，4月29日，王帅接到通知：国家旅游局要求他们整团撤离墨西哥。于是全团23人的机票改签到5月1日，直飞上海。

　　还没来得及飞往墨西哥城等候回国的航班，又一个通知就泼下了冷水：中国民航总局取消了墨航飞上海的航班。

　　5月1日，魏晨曦拿着登机牌过安检的时候，才被工作人员告知航班取消。留在机场等消息期间，她上网搜索甲型H1N1流感，才知道4月28日一班飞往上海的航班上，有一名确诊患者。随后她获悉，中国会派包机接回在墨华人。

　　魏晨曦联系驻墨大使馆，包机的消息被确认，但没有具体时刻表。

　　墨西哥城这座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变得人心惶惶，魏晨曦也有点害怕，转飞到较为安全的蒂华纳继续等消息。

　　王帅的团队被迫在墨西哥城留宿一夜，游客们渐渐焦躁起来，在他们的要求下，王帅带着大家赶到200公里外的银城，这里的疫情较轻，为避免被传染，23人主要在室外逗留。

　　关于包机的消息几经反复，先是说要安排东航包机，后来改为南航，接着说是要晚一天到，随后又有过“南航包机也取消了”的说法。对所有辗转数日等候包机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打击。

　　就在王涛在国内为23人团队办好了转飞东京的一切手续后，他又得到了南航包机即将出发的消息。经与旅客们协商，他们愿意改签，只希望更简单地回到国内。

　　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24小时的机上时间，以及168小时的医学隔离。

　　CZ0998接近墨西哥城的时候，徐娟娟要求在每个座椅后放置好特制的垃圾袋，连耳机都预先插好，为的是尽量减少与旅客的接触机会。她们还把许多小国旗插在客舱里。

　　“长长松了一口气”

　　5月4日，宋毅赶到蒂华纳机场和魏晨曦汇合。候机室里有20多个等候中国包机的华人，个个神情严肃。

　　候机室里没有人戴口罩。在这里，让人焦虑的并不是病毒的传播，而是飞机何时到达。因为蒂华纳的大雾天气，包机不得不降落在就近的洛杉矶。真是一段一波三折的航程。

　　终于等到包机了。宋毅听领事馆官员的要求，戴上口罩。每个人在登机前签署了一份《告知书》，上面写明搭乘包机的旅客到达上海应当配合接受七天的医学观察。

　　通过红外测温仪的第一道关口，遇到的是机舱门口迎接的空姐，她们戴着口罩和手套，努力在眼角流露出笑意。宋毅收到一盒“达菲”、一面小国旗、一个N95口罩和一瓶免洗洗手液，换上新口罩才能登机。

　　与以往的任何一次登机经历完全不同，这一次，宋毅感觉自己像是在进入一个无菌实验室。

　　机舱很大，乘客并不多，他们被安排间隔着就坐，每一排只坐三个人。

　　“有点着急，但并不恐慌。”这是王世山对他的这批特殊乘客的第一印象。怀有4个多月身孕的董女士倒是比较紧张，一直担心孩子会受到病毒的感染。

　　坐定之后，包机并不忙着起飞，卢洪洲教授又向在蒂华纳登机的旅客简单介绍了防护知识，播放了随机携带的防疫宣传片。

　　宋毅听得并不仔细，她在机场熬了一天，已经昏昏欲睡。醒来的时候，看见桌上多了一个苹果。

　　客舱内人员需要全程戴口罩。当然，绝对的隔绝难以实现，毕竟人们要摘下口罩吃东西。机组吃完饭，徐娟娟就会提醒：“快快快，把口罩戴上，有传染病！”

　　13小时的飞行，两餐都是广式点心，戴着口罩、手套的空姐每隔一个人分发一份，宋毅吃饭时，边上的两人不能解开口罩，就这样轮流进餐。

　　几天的折腾让人心力交瘁，机舱内交谈的人很少，许多人一路睡到了上海。偶尔有人睡觉时觉得憋闷，把鼻孔露在口罩外面，乘务员赶紧过去纠正。“乘客们都很配合，这让我很欣慰。”徐娟娟说，去程的时候，她还在担心会有乘客拒绝全程戴口罩。

　　航程中一共测了四次体温，这不包括下飞机前的那一次。北京时间5月6日16时32分，南航包机停在了上海浦东机场的远机位。飞机停稳后，上海卫生局的工作人员穿着雪白的联体隔离衣出现在机舱里，他们拿着红外测温仪给每个旅客量体温，收回了他们在机上填写的《健康申报卡》。

　　一切检查完毕，旅客每8人一组下飞机。第一个离开飞机的男乘客戴着口罩，墨西哥草帽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一出机舱就张开双臂，蹦跳着走下舷梯。

　　被问及抵达上海的感受，王世山和徐娟娟的回答非常一致：长长松了一口气。

　　来接机的王涛被隔在警戒线外，只能与王帅电话问候。宋毅坐上大巴，隔着车窗看着远处迎接他们的人群。离得很远的地方，有人在摄影，一个扛摄像机的人站在了警戒线以内，穿着连体防护服。

　　这种被关注的场面是宋毅没有想到的，魏晨曦甚至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大巴在浦东机场边上的三甲港一家酒店停下，三层楼高的酒店门口大横幅张贴着“欢迎您回到祖国怀抱”。

　　“宅男宅女”

　　在那间与世隔绝的宾馆里，包机乘客成了一群标准的“宅男宅女”，一天测两次体温，还会见到送餐和打扫卫生的人，都是全副武装，相互并无交流。

　　王帅住在三楼，她显得比带团旅游时还要忙，每天要在QQ上接受纸媒记者采访，每隔几小时就有广播电视记者打电话来连线，回国之后，她被媒体评为“史上最美导游”，连自己在四川龙泉驿的母亲也有记者登门采访。

　　每天早上8点钟，宋毅收下早饭，量完体温，然后回到床上继续睡觉，直到中午的两荤两素送来。

　　她醒来拉开窗帘，窗外是一片湖。她并不太愿意靠近窗台，因为每天有各种扛着摄像机的人对着探出脑袋的窗户拍摄。

　　他们被隔离在远郊区，却成了这段日子上海新闻的主角。关于南航包机的“传奇”经历，许多细节宋毅还是在网上得知。

　　烦闷时，宋毅会打开电视，几天的隔离，她说自己几乎成了广播电视报，知道每个台每个时段在演什么节目。“苦娘，奶娘，电视里的片子都和娘有关。”

　　情绪不佳时，她就给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也会和住在隔壁的魏晨曦煲电话粥。每天必须给远在山东的父母报平安，母亲还是像之前哄着她回国一样告诉她，家里准备了许多好吃的。她觉得母亲把事情想得太过严重了，毕竟“重灾区”墨西哥都没那么恐慌。

　　朋友、记者的电话也不断打进来，宋毅的手机被打到了停机。到了5月11日，连一向自认为很“宅”的宋毅也有些耐不住了，她说很想出去走走，回到正常生活。打开电视，一条新闻正被滚动播出：一名四川籍的中国留学生由美国经东京回国，目前已被确诊为中国首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

　　5月6日傍晚，王世山带着他的豪华机组离开上海，飞回了广州南航总部。那里的欢迎场面比浦东机场隆重得多。领导向机组人员发放了慰问品——由他们所在部门的同事代领了。王世山说自己得到一个礼品袋，里面装了七本书，其中有一本叫《明朝那些事儿》，一个MP4，身为飞行部副总经理的他，还有三本有关“科学发展观”的书籍。

　　机组成员被安排住进一个度假酒店，接受7天的医学观察。一路上警车开道。

　　乘务长王蓬讲述了大巴开动前的趣事——一名工作人员上车，非常严肃地宣读了医学观察纪律和注意事项，汽车上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时眼尖的机长突然笑起来：“您好面熟啊！是不是负责我们空勤人员医护室的L医生啊？”大家仔细一看，在厚厚的口罩后面辨认出“一个熟悉的额头”，顿时感觉亲切了许多。

　　在度假村里，机组人员生活安逸舒适，不过与那些被隔离的乘客并无本质区别，每天面对的只是电话、电脑、电视。唯一能见到的是送物品、测体温的工作人员，衣服厚重，只能隐约看到一双眼睛。

　　徐娟娟说，自己以前没这么被隔离过，但她愿意配合。人们在房里通常不戴口罩，但只要出房门，就要戴上。徐娟娟和王世山的阳台相隔十多米，“我们还是会戴着口罩打招呼。每天闷了，就喊一声，然后聊一聊。”

　　王世山说，最初要接受很多采访，随后有渐渐产生寂寞的情绪，但是“要对自己负责对大家负责，所以(隔离)也可以理解的”。生活用品都有人送货上门，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手套，王世山说，经历过SARS了，也没觉得太新鲜。

　　那架编号为CZ999的波音777客机，完成了飞行距离28498公里(接近于绕赤道一周)的特殊航程，在上海浦东机场降落后接受过一次消毒，到达广州后，飞机维修公司的机务人员身着隔离服进入机舱，又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清洁和消毒，还对空调系统进行了清洁通风测试。

　　它也要接受“隔离”，度过至少一周的假期。这架机长和翼展都超过60米的庞大飞机，安静地停在广州新白云机场远离停机坪的一个特定区域，面对着飞行生涯里少有的大段落寞时光。 ★

　　3名墨西哥人在东莞被隔离内幕：疫情背后的外交斡旋

　　中国：希望墨方充分理解中方今次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客观冷静处理，中方亦高度重视与墨方的友好合作关系

　　文/王婧 刘刚(发自广州、东莞)

　　当地时间5月6日晨，一架包机降落在墨西哥城国际机场的总统停机坪。Oscar与其他137位来自中国的墨西哥人一样，戴着口罩走出了机舱。

　　Oscar本是前往中国参加“广交会”的鞋商。但在他乘坐的墨西哥航空公司AM098航班上，一名墨西哥乘客被确诊感染了甲型H1N1流感病毒。这种病毒可以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于是成为“亲密接触者”的Oscar与他的两名同伴一起，在中国广东省东莞市被隔离了4天。

　　走下飞机的墨西哥人受到了总统夫人萨瓦拉的欢迎。尽管墨城被认为是此次疫情的发源地，并有53人死于甲型H1N1病毒，但迎接者显得很轻松，有的甚至没戴口罩。

　　此前的5月2日，墨西哥外长埃斯皮诺萨(Patricia Espinosa)曾表示，“由于有墨西哥国民在中国受到歧视性对待，建议国民不要前往中国，直到这些措施得到改变。”

　　隔离

　　墨西哥外长发表言论的当晚，Oscar和他的两个同伴被东莞卫生部门从入住的五星级酒店，请到了一所依山傍水的豪华别墅中。

　　此前一天，他们在网上预订好入住的酒店，然后从福建飞到了广州。一辆商务车把他们从白云机场直接拉到了酒店——那里已经隔离出一层客房，并安排了当地医院防保科两名医生待命。

　　Oscar一行得到了这样的解释——3个小时前，香港政府宣布确诊首例甲型H1N1流感病人。而Oscar等人因与该患病男子乘坐了同一趟航班，属于“密切基础者”。

　　此前，中国卫生部已将甲型H1N1流感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与6年前的SARS规格相同。而根据卫生部《人感染猪流感预防控制技术指南(试行)》规定，“密切接触者”将进行为期7天的医学观察。

　　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表示，其实不想看到这个情况，但面对一种了解不多的病毒，为了防止扩散，港府迫不得已要在出现首宗个案时，采取严格的措施，这不但是要保护旅客及香港市民的健康，也是对国际社会应尽的责任。

　　“3名墨西哥客商比较友善，对我们做的医学观察也表示理解。”5月7日，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巧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SARS期间的经验，被告知为何需要隔离时，多数人都会理解。

　　SARS期间，隔离成为切断疫情继续蔓延的重要手段。仅在北京一地，来自该市防控非典督查办公室的统计，截至当年6月21日——那时“非典”已经接近尾声，18个区县累计隔离医学观察人数为30173人。

　　但这次隔离的对象是外国人。5月2日，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指示：外事部门要全力配合做好有关工作。

　　Oscar等人在2日被连夜转移到一个位于半山腰的别墅。东莞市外事局国际交流科刘科长回忆，20分钟车程里，“因为天黑，看不清周围环境”，3名墨西哥人最初有些焦虑，曾致电墨西哥驻广州领事馆。在中方的解释下，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

　　“风险评估”

　　事实上，4月30日晚上11点左右，东莞市疾控中心就开始协助上海市疾控中心，查找Oscar三人的去向。

　　此时的全球对甲型H1N1病毒异常紧张。4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将警戒级别提到4级；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防范工作的指示也已发出。而在墨西哥直飞上海的AM098航班4月30日抵达上海前，针对这个航班的风险评估工作，早已在上海多个部门和国家多个部委之间展开。

　　上海市卫生局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曾经有专家建议对所有来自疫区的旅客立即进行至少7天的隔离，但最终被否决。因为如果不是有人出现问题，强行隔离难以被接受，“目前还没一个国家敢这么做”。

　　但是，当香港发现一例确诊病例之后，Oscar这样的亲密接触者最终被中国卫生部门锁定——这也是为什么，酒店能在第一时间派车接回Oscar的原因。

　　接到Oscar一行电话的第二天，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盛佩德·厄内斯托(Ernesto Cespedes)，亲自看望了被隔离的墨西哥公民。在书面答复中，这位总领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市卫生部门的高层人士到场，同时出现的也有广州疾病控制中心的相关人员。以上提到的人员解释了实行隔离的原因……总领事和受隔离的墨西哥公民进行了单独谈话，并且外事办公室不得公布其谈话内容。在省级政府的帮助下，沟通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可以说，这些墨西哥人所迁移到的居所的条件是比较好的。”

　　“那是一栋2层半的别墅，400多平米，每个人1个房间，楼下还有独立的花园可以散步。别墅间距非常大，正是独立医学观察的最佳场所。”张巧利介绍。房间里有电视机，包括专门的英语频道。

　　东莞外事局刘科长则称：酒店还为隔离者每天送去英文报纸，并配备了可以无线上网的笔记本，以及充好话费的手机。“这样便于他们及时了解外界的信息，与家人联系，更容易理解我们的工作”。

　　外面的世界

　　Oscar们在别墅里开始了隔离生活。中国各地对外籍密切接触者的隔离场所不尽相同——到义乌进货的两名墨西哥妇女住进了一家卫生院；杭州一对墨西哥夫妇被隔离在当地一家省级医院；北京专门为一个墨西哥的5口之家调换了套房。截至5月5日，包括Oscar和2名同伴在内，在国内被隔离的墨西哥人有60名，主要是AM098航班的机组和乘客。此外，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20多名学生在乘飞机抵达长春后不久被隔离；美国人尼尔·怀特黑德夫妇和两个孩子，也在上海的家中被隔离。

　　但良好的条件并不能平息墨西哥方面的抱怨。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目睹了Oscar的隔离生活后对《中国新闻周刊》书面表示：“中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对墨西哥人的歧视，虽然墨西哥并不是唯一有甲型H1N1病毒的国家……但被隔离的墨西哥人达到40多名。另一方面，仅仅因为是墨西哥国籍，就要接受医疗检查。”

　　Oscar一行被隔离在别墅期间，每天下午6点左右，3人都会坐到电脑前，通过网络和远在万里的家人聊天。看到网上墨西哥国内质疑中国隔离做法的声音，专职医生曾经问过Oscar，有没有觉得自己被关起来，“他们说‘没有’。” 这位医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也并非所有来到中国的墨西哥人都要接受医学观察。就在总领事慰问Oscar的同一天——5月3日，一名与Oscar一样前来参加广交会的墨西哥籍男子，在广州白云机场初步检查确认身体健康后，顺利过关。

　　这名墨西哥男子是在洛杉矶转机前往广州的。因为在5月2日，中国政府决定暂停接受墨西哥的航班入境——这是中墨之间唯一的航班。中国内地航空公司没有飞往墨西哥的航班，只有墨西哥航空公司每周一、周五各有一个航班从墨西哥城经过蒂华纳飞往上海。同时，中国政府还决定包机飞往墨西哥接回本国公民。

　　此前，已经有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及古巴等拉美国家取消了墨西哥的航班。法国也想取消，但最终被欧盟阻止。最后，法国开辟了戴高乐机场的专用停机坪给墨西哥航班使用。但中国对墨西哥的意义，远比这些国家深远。

　　墨西哥驻广州总领事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墨西哥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关系是最首要的，经济、政治、教育活动等各方面的合作给两国人民都带来了收益。然而，在全中国采取的这种过分的医疗措施，暂时性地损害了这种战略合作关系。”

　　但这种观点遭到中方学者的反驳——中国外交学院国际法系教授刘文宗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当疫情有很大可能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中国依法做出的行为，应该受到国际上的尊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法定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对疑似传染病病人，在明确诊断前，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第九条有关于在国内或者国外检疫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下令封锁陆地边境、国界江河有关区域的规定。

　　“这也是一个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情。”刘文宗进一步表示。

　　互派包机

　　在隔离问题上，中墨双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见解。

　　5月3日，面对中国接回本国公民的要求，墨西哥以航道不适为理由，拒绝中国飞机包机进入墨西哥。同时称要派包机到中国，接走在中国被隔离的墨西哥国民。

　　中国官员否认墨西哥人被不公平地锁定为隔离目标。北京市卫生局宣传处处长张建枢说，根本不存在歧视谁的问题，我们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他还说也有许多中国人被隔离。中国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表示同情这些墨西哥人，“我完全了解他们的感受”，但隔离不是歧视。

　　5月4日，中国外交部声明，“有关措施并非针对墨西哥公民，没有歧视性。”并“希望墨方从共同应对疫情的大局出发，充分理解中方今次所采的必要措施，客观冷静处理，中方亦高度重视与墨方的友好合作关系。”

　　同样在这一天，世卫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在北京采取的隔离墨西哥游客的措施是恰当的，并没有违反相关规定。

　　很快峰回路转。

　　5月4日傍晚，第二批抗击甲型H1N1流感人道主义医疗物资，从曾经遭遇SARS的中国空运过来，抵达墨西哥城总统专用机场。此前5月1日，对如此大规模疫情感同身受的中国，就向墨西哥政府提供了100万美元现汇和价值400万美元的包括口罩、手套、隔离服、消毒用品和红外测温计在内的应急物资。这是第一个派遣包机向墨西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国家。

　　“前线在墨西哥，我们从战壕里不仅守卫着墨西哥，也守卫着全人类……各国与我们协作得越多，我们就能越出色地打好这场仗。”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在5月4日的电视讲话中表示。

　　此后，中墨双方达成了协议互派包机，接回滞留在对方国家的本国公民。

　　5月5日上午11点，东莞市卫生和外事部门一行人戴着口罩来到别墅时，Oscar和两个同伴刚吃完午饭，桌上还有吃剩的薯条。张巧利告诉Oscar，墨西哥政府派包机接在中国医学观察的墨西哥人回国，3个人是否同意搭乘墨西哥包机离开。如果不愿意，仍可继续留东莞做完7天医学观察。

　　“他们很高兴，问什么时候可以出发，我们告诉他们要等省那边统一时间才能定。他们说没问题。”东莞外事局翻译刘威恒回忆。

　　回家

　　送Oscar一行去广州白云机场的商务车共有6个座位，翻译刘威恒和3名墨西哥客商坐后座，一路闲聊到机场。“3名墨西哥客商说，他们这次最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广交会的供应商。” 刘威恒说。对于这些商人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经济损失。

　　世界银行2008年曾预测，若出现流感大流行，全球可能要付出3万亿美元成本，随之而来的是所有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近5%的萎缩。而墨西哥财政部5日表示，受甲型H1N1流感影响，2009年墨政府财税收入可能减少20多亿美元。

　　“6年前，SARS蔓延以后，当时全球的恐怖加上对中国的歧视，不少国家借此机会来禁止中国产品的进入和市场准入，也不来中国做生意。所以2003年的广交会，我们办得冷冷清清。那种状况，今天想起来记忆犹新。”商务部研究员何茂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疫情对中国的贸易、经济，好多动植物的生产和出口，带来了很大影响。当年上半年的贸易损失，远远超出预料。”

　　在SARS时期，最多时有127个国家对中国往访团组和人员不同程度地采取停发签证、不准入境、关闭口岸、入境隔离、跟踪观察等限制措施。

　　“SARS期间，其他国家实际上也就是处于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现在看待墨西哥人的愤怒，想想当时别人对待我们的心情，就可以理解了。”清华大学从事墨西哥研究的专家吴洪英说。

　　上飞机前，Oscar和张巧利又一次通了电话。张巧利称，电话中，Oscar感谢对他们的照顾和关心，同时承诺，“10月份的广交会，我们会再来。”

　　在张巧利的表述中，这已经不是墨西哥人第一次道谢了。

　　中国人“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6年中被改变，数百亿资金投入到疫情防控体系中，疫情信息在CDC、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之间共享

　　文/王婧

　　6年前的那场疫情至今让人心有余悸。源于中国的SARS病毒感染了世界，5327人被确定为非典或疑似患者，349人因此死亡。

　　当时中国混乱的疾控体系，被认为是致使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在北京市人民医院—— 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由于没有设立专门的发热门诊，感染者和健康人被圈在了一起。“我就是在那里被传上SARS的，”一位叫做罗行的非典患者说。当他因高烧不退被转移到某医院时，处于慌乱中的医生根本来不及顾及这个患者，被烧得几乎昏迷的他“在自己的排泄物中躺了好几个小时”。

　　当时中国的某些官员则在花大力气隐瞒疫情。当SARS病毒在北京蔓延时，时任市长的孟学农仍宣称“可以放心来京旅游”。这名本有着大好前途的部级官员与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之后因此去职。

　　“这些教训，促进了中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升级。”一位医学专家表示。

　　中国卫生管理体制曾长期沿用前苏联模式。这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政府大包大揽，国家和国有、集体医院承担完全责任。1998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模式被引入中国，上海市率先成立了CDC——1988年，甲肝大流行感染了30万上海人。而2003年，上海的SARS感染者只有几例。

　　2000年，卫生部肯定了这个模式，并从省到县先后成立CDC。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全国疾病控制和预防战略、公共卫生检测和预警、突发事件应对，还包括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培养。

　　但中国人“重治疗、轻防疫”的观念在SARS之前，从未得到改变。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曾对媒体表示：“一个省长跟我说，SARS以前我们就不知道CDC是个什么单位，之后才知道这个单位是干什么的，是值得重视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从2003年底开始，突发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建设正式启动。大量资金被投入到中心城市之外，重点是改造中西部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这次总投资达到了114亿元，共支持2306个项目建设，3年完成。

　　2003～2005年，中央财政又安排了公共卫生专项资金92亿元，用于支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疾病信息网络体系、卫生执法监督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和重大疾病预防控制工作。2006年，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投入被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安排公共卫生专项资金51亿元。

　　在巨资的保障下，2006年底，卫生部宣布中国疾病防控体系“基本建成”，疫情信息报告系统更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目前已覆盖全国95%的县和70%的乡镇医疗机构，报告速度由过去的近1周提高到现在的0.8天。”日前，全国政协委员、CDC首席专家邵一鸣说，“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已经建成了领先世界的疫情直报系统。”

　　这套系统保证了传染病信息的快速传递，包括狂犬病、麻疹、破伤风、甲肝等37种法定传染病。

　　中国疫情报告的传统模式是： 医生诊断传染病例后，填写纸质的传染病报告卡片，交医院保健科。保健科通过邮局邮寄到所在区县卫生防疫站。区县卫生防疫站审核汇总，上报到地市卫生防疫站。地市卫生防疫站统计汇总，每旬一次上报到省级卫生防疫站。省级卫生防疫站再统计汇总，每月一次上报到卫生部——从医院发现传染病例，到县卫生防疫站收到疫情报告，平均就要5天时间。

　　2002年，国家曾投入两亿元建设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建设起了疾控系统疫情传递计算机网络。但系统传递的，仍只是病例数字。应对SARS时，卫生部紧急启动医院直接上网报告SARS病例及其疑似病例机制，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具体病人的完整情况，并指导其密切接触者的追访工作。SARS过后，卫生部快速规划建设全国“网络直报系统”，2004年1月投入运行。

　　中国官方也正在努力把通报的结果及时向民众公布。2003年5月9日——SARS恐慌达到顶点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颁布。其中第二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不得隐瞒、缓报、谎报。2009年满一岁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则规定：公开范围的包括：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

　　“信息及时的公开对全社会来防控疾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北京佑安医院院长助理、新闻发言人金荣华说，“首先，把你知道的东西科学地客观地公开地告诉大家，大家不会因为谣言和其他的误传而恐慌到极点；第二，把这些告诉大家，有风险沟通的味道。”

　　事实也证明，此次虽然在五一期间公布了甲型H1N1疫情，但并未造成民众生活的异常。

　　作为北京最大的传染病医院的有关负责人，金荣华直观地感受到了国家对传染病医院投入的增加。这个医院的门诊大楼和呼吸科大楼——包括设备，总投资超过了4亿。同样，10个亿的资金，被用于北京另一家传染病医院——地坛医院的建设，在这个医院里，常备2万套防护服、2万副口罩。

　　理想的模式是，疫情信息在CDC、传染病医院、综合医院之间充分共享——前者是预防，后两者是救治。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台州医院院长陈海啸说，应该在三者之间建立一个行动指南，面对重大疫情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以最快速度作出反应”。他还表示：“在这个整体的防控网络里，前期的预防和快速反应以CDC为主，后期的治疗由综合医院和传染病医院主要承担。”

　　要建立三位一体的防控网络，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认为：人才缺失是目前的最大问题——一线人员技术能力弱，中枢机构领军人才储备不足。此前邵一鸣曾指出，经费不足也是问题之一，全国疾控体系人员工资的1/2、工作经费的1/3，都要靠做与公共卫生无关的服务来弥补。即便是国家疾控中心也存在这个问题。截至2008年年底，拥有近2000名职工的国家CDC的人员经费赤字已达9900多万元。

　　而资金问题或许在最近会有所好转——国家总理温家宝在有关会议上部署，中央财政将安排50亿元专项资金用于疫情的保障防控工作。

　　目前，中国疾控体系的进步已经被国际初步认可。2009年5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韩卓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总体来说，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方面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具备了从SARS和禽流感这些病毒爆发当中取得的既往经验，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

　　从1918到2009：悲剧不再

　　即使出现具有1918年那次流感同样传播能力和致死率的病毒，人类今天也应有足够的能力应付，而将死亡数字控制在一个相对很小的范围内

　　本刊记者/ 蔡如鹏

　　甲型H1N1流感确诊病例已超过4000例，波及的国家和地区接近30个。病毒学家却认为，尽管目前疫情还没有得到控制，但出现1918年疫灾的可能几乎没有。

　　爆发于1918年的流感疫情，曾造成世界性的流感大流行，至少有2000万人死于那场灾难，比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亡的总人数还多。有人说，如果那样的病毒现在再次流行，那么全球将有超过3.5亿人口病死。

　　但事实上，90年后的今天，医学水平和医疗条件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18年的悲剧肯定不会回来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甲型H1N1流感防控专家组成员、中国国家流感中心原主任郭元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没有抗生素，普通的感染都可能致人死亡；也没有抗病毒药物，甚至不知道引起流感的原因是什么。

　　“而今天，科学家不仅认识了流感病毒，而且可以很快地破译其基因组序列。特别是，监控系统、检测技术和公众的意识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是1918年时所无法比拟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洪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香港大学医学院副教授金冬雁也认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将发生可与1918年等量齐观的流感大流行。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现有证据看，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毒力及传播能力并不比普通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更强。

　　“即使与1918年大流感期间相似的凶恶毒株再现，我们也不必过虑。”他说，“因为与那时相比，我们现在可以迅速制备疫苗，也有对付继发细菌感染的抗生素，人群也普遍存在对人H1N1流感病毒的免疫力。”

　　锁定“元凶”：从15年到一个月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院长张大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18年大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传染病。

　　美国作家约翰·巴里在其讲述1918年流感的著作《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写道：大流感一年内致死的人比中世纪黑死病一个世纪致死的人还多，24周内夺去的生命比艾滋病24年夺去的还多。

　　感染者常常是死得又快又惨烈。巴里描写道，他们中很多人浑身是血，有的鼻子出血，有的耳朵出血，更多的是咳血。剧烈的咳嗽，甚至导致腹肌和肋软骨撕裂。一些人受剧痛折磨而发烧、说胡话，抱怨好像有人在他们眼睛后方拼命将一根楔子敲进脑袋。由于肺功能不足造成肌体缺氧，感染者嘴唇、指尖发青，严重的浑身发黑，以至于根本无法分辨出患者到底是白人还是黑人。

　　1918年大流感最早发生在美国中部堪萨斯州的兵营中。张大庆说，当时正值一战末期，病毒被美军士兵带到欧洲战场。但交战双方出于作战需要，没有公开疫情，直到扩散到中立国西班牙，才被世人所知。因此，这次大流感也被称为“西班牙流感”。

　　这场灾难的具体死亡人数今天已不得而知。最保守的估计是2000万，不过多数流行病学家认为，这个数字不准确，全球大约有5000万人在那场大流感中丧生。

　　那个年代，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引起了疾病，也不知道是否能够预防或治愈这种病。当时，医生一度以为病原是一种杆菌。直到15年后的1933年，才找到真正的祸首——H1N1流感病毒。

　　但这次，病原的“身份”很快就被查明。在墨西哥有人患病仅一个月后，专家们就鉴定出了致病元凶是一种新型H1N1流感病毒。

　　接下来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4月26日，美国疾控中心就已公布新病毒的全序列(由于没有广泛报道，一些媒体误认为是加拿大温尼伯微生物实验室最先破译了新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这意味着全球各地的科学家可以利用这些信息研制出抗击病毒的新方法，例如快速诊断试剂盒和疫苗。

　　洪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诊断试剂盒所用的“聚合酶链式反应法(PCR)”技术，可以迅速鉴定出病人身上是否带有甲型H1N1流感病毒。香港发现的首例来自墨西哥的传入性个案，早上就诊而晚间就得到确诊公布，并在短期内测定其基因序列及培养出病毒。而在1918年，从病人唾液里培养出可能致病的病原，就需要好几个星期——何况当时连病原是什么都不知道。

　　全球控制：从“放任流行”到“围追堵截”

　　1918年疫情爆发后，很快席卷了全球。流行病学家估计，当时全世界患病人数可能在5亿以上，发病率约为20%～40%。

　　郭元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次大流行也波及到中国。从1918年3月开始，南北向自广州直达东北，东西向由上海到四川，蔓延很广。当时中国报界称此疫为“骨痛病”“五日瘟”“时疫”，甚是猖獗，北京警察中患病者过半数；辽宁抚顺约有7000患者，产煤能力下降到1/4左右；浙江温州附近地区约有10%居民死于流感。

　　疫情之所以迅速蔓延，与一战有很大的关系，张大庆说，1918年一战尚未结束，美国政府为了打赢战争，几乎未做任何事情来阻止疫情的蔓延，甚至加剧了流感的祸害。

　　美国军方不顾流行病专家的警告，将大量的士兵塞在船上，像装罐头似地将他们运往欧洲。有记载说，出海仅两三天，流感就在船上爆发。一批批尸体被抛入大海，活着到达欧洲战场的士兵，则成为飘洋过海的传播源。

　　而现在有可能危害人类的传染病，均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各个国家的疾控机构纳入监测范围。一旦发现，就会互相通报，共同采取措施进行干预。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际合作处处长强正富介绍，这次在美国发现的第一例甲型H1N1流感，正是通过正常的监测系统发现的。

　　“现在防护体系的建设跟1918年完全是两回事，1918年没有各国之间的联动方式，而现在在世卫组织的参与下，各国政府都有防控机制。防控技术和防控能力和90年前比完全不一样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科技处处长董小平5月8日在该中心组织的一次集体采访中做了上述表述。

　　“人类不大可能会再出现1918年那种噩梦般的流感大爆发。”他说。

　　董小平还表示，从目前的情况看，疫情的高峰出现在4月27日左右，现在已在往下走，说明病毒的传播能力不是非常强。病毒导致的严重疾病和死亡人数在墨西哥以外的国家非常低。所以从传染源本身来看，还不能造成前三次流感大流行的局面。

　　除1918年大流行外，1957年和1968年还爆发过两次流感大流行，分别被认为是首发于中国贵州西部和香港。而据金冬雁介绍，后一次流行并不是首发于香港而是由香港首先报告。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时期，疾病监测受到极大的破坏，红卫兵串连及大规模群众聚集也加快了流感的传播。

　　在董小平看来，与1918年相比，现在防控也有不利的一面：当前全球一体化，再加上交通工具的发展，使得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速度跟90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洪涛院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全世界对甲型H1N1流感进行“围追堵截”，就是怕它引发全球性的大流行。他说，流感病毒是一种非常狡猾的物种，很容易发生变异。如果传播能力和毒力通过变异得到增强，将很难控制，尽管它们现在看起来很温和。

　　事实上，引发几次大流行的病毒一开始都表现得很温和，但它们很快就“凶相毕露”。郭元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三次流感大流行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第二波疫情更致命。“1918年春天第一波病死率仅为0.12%，等到秋季第二波时就猛增到7.7%。”

　　甲型H1N1流感毒力会不会增强，或是“秋后”卷土重来？金冬雁说，病毒的传播能力和毒性可能会增强也可能会减弱，或者传播能力增强但毒力减弱。“实际上毒力减弱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且也许比毒力增强更大一些”。

　　从抗病毒药、抗生素到激素疗法

　　如果甲型H1N1流感真的演变成与1918年大流感相似的凶恶毒株，那么人类手里还有几样武器——抗病毒药物、对付继发细菌感染的抗生素以及疫苗。

　　不过，世界各国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以达菲等抗病毒药的储存量这一重要指标来衡量，英国属于准备最充分的国家，该国储存的抗病毒药够3300万人使用，这相当于英国54%的人口，而印度目前储存的达菲只够治疗100万人之用。

　　美国储存的抗病毒药足够5000万人使用，约为美国人口的16%。自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SARS、禽流感疫情先后发生以来，美国已斥资约70亿美元来强化自身的公共卫生设施。

　　储存量最少的是非洲，只有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办事处存有可供100万人使用的抗病毒药。一旦甲型H1N1流感在非洲大陆蔓延，非洲国家的应对能力将会比较薄弱。

　　不过据金冬雁介绍，储备达菲是否能够有效对付流感，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中国学者就不主张过度储备达菲，理由是大量使用达菲后病毒可能很快出现抗药性。因此仅仅依靠抗病毒药物难以有效遏制流感传播，最多只能减慢传播及降低危害，以便为研制疫苗赢得一点时间。

　　与尚未研发出抗生素的1918年相比，今天的人类对付继发细菌感染的手段进步了太多。很多人感染上病毒之后，并不是直接死于病毒，而是身体免疫系统对付不了继发的细菌感染而死，所以在感染SARS、禽流感等病毒之后，医生给予的是“辅助治疗”，即尽可能避免人体再次感染上其他细菌。

　　另外，与1918年相比，今天还拥有避免人体免疫过度而死(这是SARS致死的主要方式)所采用的激素疗法，这是又一种巨大进步。

　　疫苗：要不要生产是个问题

　　应对流感蔓延的另一个重要武器是疫苗。疫苗是战胜流感的关键所在。“药物治标，疫苗治本。”金冬雁说。

　　据董小平透露，中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研制出针对甲型H1N1流感的疫苗。他说，自2004年禽流感暴发以后，科技部就组织开展疫苗研发的项目。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制和生产能力。

　　但他同时强调，疫苗的研制过程非常复杂，需要时间，“包括实验的时间，以及必要的临床和动物学实验。”

　　根据金冬雁的介绍，现在已知此病毒可以在鸡胚及其他疫苗生产细胞中大量繁殖，也知道哪些病毒蛋白可刺激保护性免疫反应。也就是说，疫苗制备的技术问题已解决。“关键问题是毒株是否发生重大改变使疫苗失效及有无必要大量生产。”金冬雁说。

　　疫苗生产商在一段时间内只能生产一种疫苗，以往这时生产的都是季节性流感疫苗。如果转产甲型H1N1流感疫苗，那么就意味着要停掉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而每年，全球因季节性流感死亡的人数多达25万～50万人。

　　“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不会贸然停掉季节性流感疫苗，而是要看流感毒株流行强度的监测结果。”董小平说。

　　“在历史上，就曾发生过因盲目接种新病毒疫苗导致的事故。”郭元吉说。那是1976年，美国新泽西州新兵营中爆发了猪流感疫情，200多人患病。于是，福特总统在医学专家的建议下，下令全民接种猪流感病毒疫苗，理由是存在大规模流行的风险。

　　然而，结果是当年猪流感在美国并没有流行，反倒是季节性流感如期而至，福特总统又被迫下令改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福特总统的这次决策失误，不仅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由于疫苗接种不当导致550多人出现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其中30多人死亡。福特因此备受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