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生贵在独立创新

　　应为中国和世界的多元文化，确立儒学的独立、独特地位，而不是附属于西学的某一流派，由西学来解释儒学。

　　朱宗震

　　什么是国学？恐怕还没有严格的定义。

　　其实，古代中国本无所谓国学，不过是经史之学，诸子百家而已。凡天下事，有比较才有鉴别。古代中国作为在东方惟一强大的文化系统，缺乏必要的参照系统，因而自以为独步天下。日本没有国学，但有引进的汉学、兰学，就是因为有比日本自身文化强大得多的世界文化系统。西方文化系统强力侵入中国以后，才出现了与西学相对称的国学称谓。其实，在19世纪中晚期，西方文化还不被中国人认为是一个更强大、更优秀的文化系统之前，也无所谓国学。由此也可见中国文化系统的保守性。由于西学的东来是伴随着强大的武装入侵，而不仅仅是和平的交流，因此国学的提出也是对西学和西化的抵抗。

　　无论是西学还是国学，都是一个强大的有生命力的文化系统，有自己的历史传承，有自己的特长。但也必须承认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当然，落后者并非一无长处，多元文化的存在，是人类的宝贵财产。国学和西学，按照现代科学的分类，都可以分成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包括技术）。为了理解国学和西学的区别，我们可以通过一组直观性和现实生命力很强的科学系统来观察，那就是中医学和西医学的对照。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国学组成成分之一，西医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也是西方文化的组成成分之一。同国学整体上落后于西学一样，中医在整体上也落后于西医。对中医学的研究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以西医学即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力求把中医学融入现代科学体系之中。二是仍然沿袭中医学传统的宇宙观、生命观，阴阳、气血、六脉的理论进行创新和发展。前者是西医学，不是中医学，后者是中医学，不是西医学，尽管中医学也应该和必须吸收现代科学的成果，才能有所创新，而不应该故步自封。

　　但由上推理，什么是国学大师（从实践上说，又主要是指儒学大师）？不应该是以西学研究儒学的学者。儒学在历史上有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流派，有汉学和宋学的分野，清末民初则有顾王颜李的“实学”学派。无论那一流派，都与现代学术研究不同，他们都具有政治性、理论性、理想性和实践性的多重功能，而不属于现代西学学术专业分工的理论研究。《中庸》明示儒生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本分。宋儒张载更倡言儒生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壮志凌云。当代儒学的复兴，国学班的儒生，如果真正继承国学传统，自然承担着“为往圣继绝学”的神圣使命。应为中国和世界的多元文化，确立儒学的独立、独特地位，而不是附属于西学的某一流派，由西学来解释儒学。

　　当然，这个任务是艰难而长期的。按照儒学传统和现代社会的要求，儒学大师不仅必须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创新，而且必须根据创新的理论，提出自己的治国方案，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种种问题。譬如：如何达到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如何建设中国的社会救助系统，以达到社会公平？如何建设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创新型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同时，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如何贯彻“以德怀远”的儒学传统，和平地消解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和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达到和平发展和世界和平的目的？目前社会上很强调的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和”文化，现代儒学有必要详细阐述“和”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实践方法及其效果，以及在当代的理论发展和付诸实践的有成效的方法。现代儒学应该建立起严密的理论论证体系和实践体系。

　　我们应当注意，国学—儒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的迂腐与腐败现象。新儒学派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为儒学输入过新的活力，但在明清之际却走上空疏无用的道路，在明末清初遭到实学派顾（炎武）黄（宗羲）颜（元）李（塨）的批判。顾炎武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颜元也对李塨批评清初士大夫风气说：“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对，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

　　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出现过一批公共知识分子，采取独立、自由和批判的存在方式。西方社会的现代分工，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大量的主张学术中立的专业知识分子。当今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专业知识分子不过如同工匠，而公共知识分子却消失了。而在中国大批量涌现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不过是在粗放地表述一种情结，很难达到西方社会学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而人文社会学界的知识分子对专业研究的轻忽和专业研究水平的低下，更成了社会的一大现象。所谓不伦不类。重建中的国学—儒学，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新范式，是国学生们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