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们的30年风雨

　　崔健们的30年风雨

　　摇滚巨星 一夜怒放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崔瑾月　袁旻

　　2010年8月27日晚上7时30分，北京工人体育场。一阵密集的鼓点准时响起，接着，各种激烈的电子音乐海啸一样涌来。现场4.8万名观众的情绪，顿时像着了火，尖叫声、呐喊声、欢呼声，汇集成北京夜空下一股强劲的节奏。

　　这是“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的现场，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最盛大的演出阵容。崔健、郑钧、汪峰、许巍、张楚、何勇、朴树、黄家强、信、齐秦、爽子以及黑豹、唐朝13组歌手和乐队轮番登台，唱响各自的经典曲目。《姑娘漂亮》、《怒放的生命》、《姐姐》、《生如夏花》、《回到拉萨》、《蓝莲花》……这些歌声串起了中国摇滚音乐30年的完整记忆，唤醒了“60后”、“70后”、“80后”几代人的青春记忆。

　　大约30年前，摇滚传入中国。在人们眼里，这是一种奇特的音乐：鼓点密集、吉他凶悍、节奏狂野、声音高亢；歌手也是一群奇特的人：长头发、皮夹克、破洞牛仔裤、歇斯底里地吼叫。到底什么叫摇滚？当时谁也说不清楚。直到很多年后，《现代汉语词典》才给出了一个解释：“摇滚乐是西方流行的一种通俗音乐，由称为布鲁斯的爵士乐演变而来，这种爵士乐来源于黑人劳动歌曲。摇滚乐音响丰富，节奏强烈。”

　　许多名人对摇滚作出了更形象的解释。摇滚巨星“猫王”说：“摇滚是把……美国生活的利弊作形象的表达。”“股神”巴菲特说：“摇滚是一种如初恋般的追求。”中国摇滚歌手何勇说：“摇滚是摇完了，就滚。”从这些解释里可以看出，摇滚包含了对社会问题的批判、对纯真的呼唤。这正是摇滚能吸引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原因。

　　在西方，摇滚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整个六七十年代，“摇滚风潮”几乎席卷全世界。到70年代末，中国打开国门，第一次接触到这股风潮，从此开始了中国摇滚的发展历程。70年代“老哥”等人把摇滚引进中国；80年代“中国摇滚教父”崔健一炮而红；90年代“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大战香港流行音乐的代表“四大天王”（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21世纪郑钧、谢天笑等人使摇滚音乐进入百花齐放的新局面。摇滚在中国经历四个时代，走过了从辉煌到落寞的30年历程。正当人们觉得摇滚已经变成“非主流音乐”时，中国大陆几代摇滚明星相聚北京，“怒放”演唱，重现了万人空巷的盛况。

　　这是摇滚在中国发展了30年后的一次集体怀旧，还是将再次“怒放”的一个起点？

　　本次演唱会的主办者之一、策划总监郭志凯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次能把大家都集合起来，前30年没有过，未来5到10年也不大可能有了。做过演唱会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演出市场上，摇滚演出一向是赔得多、赚得少。但我们不信邪。摇滚在西方都是主流音乐，为什么这几年中国人总觉得它是非主流的、负面的？我们有种使命感，要走到一起，为拯救中国摇滚做一些事。两年前，我和崔健的键盘手李辉、‘黑豹乐队’的鼓手兼经纪人赵明义、香港歌手黄家强的经纪人小凯，组成了‘活动四人组’，开始筹划这场演唱会。我们准备了最棒的幕后团队、最好的演出场地、最牛的摇滚歌手。所以，‘怒放’演唱会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是中国摇滚音乐史上最好的。它说明我们对摇滚的理想没有变过。就像这30年来一直支持摇滚的‘60后’、‘70后’、‘80后’歌迷一样，他们的感情也从未变过。这就是摇滚精神——执着、创新、坚持理想。只要摇滚精神不死，中国摇滚就一定会‘怒放’下去。”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证了这次“怒放”，并且深入台前幕后，对中国摇滚四个时代的代表歌手“老哥”、崔健、“魔岩三杰”、郑钧及谢天笑进行了追踪采访，向读者讲述他们30年来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中国摇滚明星们真实的生存状态。

　　“老哥”王昕波

　　第一个把摇滚引进中国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袁旻

　　当“老哥”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打开门时，映入眼帘的是一张苍老的面孔——54岁的他，穿着普通的T恤和短裤，鬓角斑白，一副老花镜挂在鼻尖上。如果在街上偶遇，记者绝对不会想到，就是他把摇滚乐引进中国的。

　　“老哥”本名王昕波，由于一起“玩”摇滚的都比他小，大家就把“老哥”这个称呼送给了他。1979年，他和马晓艺、万星、李士超组成了中国第一支摇滚乐队，乐队的名字就是他们4个人姓的组合——“万李马王”。那时候，在欧美，“比吉斯乐队”、“碰撞乐队”引发了全民的摇滚热潮。而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摇滚是个什么玩意儿。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国门打开了，思想解放了，很多看来新奇又不可思议的事物开始流行。“万李马王乐队”就在这种情形下“火”起来了。

　　1979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操场上，“万李马王乐队”演唱了西方经典摇滚歌曲，场面十分火爆。“老哥”至今都记得：“在当天的汇演中，其他学生大多都是英语朗诵、独唱、合唱，我们一上台，现场气氛完全转变，‘咣’一出声音，就把下面的人惊住了，大家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但好奇心吸引着他们，在座的人几乎都愣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位主持人恰好在场，看完演出，他激动不已，把现场录音拿到电台播出。随后，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了中国第一场轰动性的摇滚演出。

　　“老哥”作为乐队的核心人物，自然也“火”了。他是地道的北京人，从小就生活在中央美院的宿舍大院里，父母是学校老师。上世纪70年代初，经朋友介绍，“老哥”听到了英国著名摇滚乐队“披头士”的歌曲，那独特的、不同寻常的声音令他深深着迷。于是，他求朋友帮他翻录了磁带，拿回家反复听。后来觉得不过瘾，就买了一把吉他来弹。“我至今还记得那声音，太好听了。我那个时代的人听到的都是京剧、样板戏，没听过这么美妙的东西。”打那以后，“老哥”天天在大院里弹吉他。那时“文革”还没结束，可无论是大院里的干部，还是院外戴着红袖标的大爷大妈，无一不被他的琴声所吸引。

　　“万里马王乐队”出名后，成员间因目标不一致，几年后就解散了。万星出国了，李士超玩起了围棋，只剩下“老哥”和马晓艺还商量着如何把摇滚继续“玩下去”。

　　马晓艺从小就思想活跃，他很快就从自己供职的公司拉来了5000元赞助费。但当时买一把吉他就需要6000元，一套音响设备得十几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的投入，“老哥”只能说：“小马，你去找场地，设备我自己做。”他回到自己的单位——北京市玩具研究所，找出一堆国外的音响构造书籍，仔细回忆在学校里学过的无线电知识，自己攒出了调音台、功放等音响设备。“这些东西绝对达不到正规演出的效果，但‘玩’肯定是够了。”“老哥”笑着说。

　　与此同时，马晓艺也找到自己当时的女朋友、著名歌手成方圆帮忙。成方圆的父亲在北京电影学院工作，通过他的关系，“老哥”和马晓艺租借了校内的一个环幕影院来排练。然后，“老哥”便开始邀请当时国内一些乐队来这里演练、交流。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乐手当中，“老哥”最看好的是崔健，“他有灵气，也有才华。我觉得他一定能成功。事实也证明了我的判断”。在“老哥”的记忆里，崔健和自己很像，“和人相处，摸准脾气都好处；摸不准，都不好处。崔健是这样，我也是这样”。

　　后来，“老哥”退居幕后，一手捧出了崔健和谢天笑等著名摇滚歌手。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个摇滚乐系列合辑《摇滚北京》和《中国火》，也是“老哥”的得意之作，几乎收录了当时大陆所有摇滚精英的歌曲。

　　说起中国摇滚如今的状况，“老哥”直摇头。“我们的音乐和国外不同，只有旋律，没有和声和节奏，这很不完整。我们学校里教的音乐只有古典的，而古典和摇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说到底，在中国，摇滚没有进入大众音乐教育中。我一直想办一个摇滚学校，能让中国的孩子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摇滚音乐。这才是摇滚生存的根本。”

　　“中国摇滚教父”崔健

　　有了他，就不再“一无所有”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崔瑾月

　　2010年8月27日晚 10时许，“怒放——摇滚英雄演唱会”的前12组歌手已全部登台，压轴的时刻到了。万众沸腾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忽然间多了一丝躁动。大家都知道，除了“中国摇滚教父”崔健，没人能把今晚的演唱会推向最高潮。

　　此刻，一直在后台追踪采访的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了一眼身边的崔健，他正屏息凝神。依旧是一身黑衣，依旧是那顶洗得破了边的白色红星棒球帽，崔健仰头凝视着天空，不再与任何人交流。“崔健老师，加油！”听到记者的话，他点点头，目光充满自信。他躬身弯腰、活动手脚、拉伸肌肉……一连串热身之后，向台前走去。

　　顷刻间，欢呼的声浪震耳欲聋，几乎要把整个舞台掀翻。第一首歌曲《不再掩饰》唱完后，崔健激动地说：“从24年前的那天开始，中国摇滚就不再掩饰了！”接着，他请现场十几位姑娘跟他同台跳舞，唱起了第二首歌。现场气氛“疯”到了顶点，演唱会变成了一个大联欢。

　　两首歌之后，崔健一声“再见”，立刻转身回到后台。这出乎观众意料，也让记者十分惊讶。人们原以为，在这场盛会上，他一定会演唱24年前震撼中国乐坛的那首《一无所有》。然而，个性十足的他却给大家留下了这个遗憾。20分钟后，在送崔健上车离去之后，记者发现很多观众的脸上还淌着热泪。一位中年男士对记者说：“24年前，有了他，我们就不再‘一无所有’。‘崔健’两个字，对我们来说，就是青春，就是时代符号。”

　　24年前一炮而红

　　24年前，1986年5月9日晚，就在隔壁的工人体育馆内，为“世界和平年”而举行的“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开始了。25岁的崔健走上台，他穿着一身旧军装，裤脚一高一低，露出一双不合脚的大皮鞋。台下一阵骚动：“看这吊儿郎当的模样！”话音没落，身材瘦小的崔健就迸发出狂野的声音：“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现场轰动了。演出结束后，北京一家报纸的大字标题就是：“崔健唱了《一无所有》，中国音乐市场从此不再‘一无所有’！”全国观众纷纷打听：崔健是谁？

　　1961年，崔健出生在北京一个朝鲜族家庭，父亲是专业的小号演奏者，母亲是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在家庭的艺术熏陶下，崔健14岁就开始学习吹小号。上中学时，崔健的语文成绩很好，老师对他爸爸说：“别让这孩子学音乐了，在文学上发展吧。”但崔健还是选择了子承父业。1981年，20岁的崔健成为北京歌舞团的小号演奏员。

　　在大多数人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就像一张色彩单调的老照片。但在崔健等人的记忆中，“那是一个文学与诗歌的年代”，“十分好玩，非常精彩，是再也无法复原的黄金时代”。

　　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世界上的一些潮流渐渐进入中国的各个领域。触觉敏锐的年轻人，最早感知到了这股暖意，一大批“文学青年”应运而生。他们谈论诗歌，研读黑格尔和尼采，费尽周折地找来欧美的音乐录影带（MTV），又满北京城地寻找能看录影带的设备，聚集在一起观看。

　　崔健也是其中的一员。从那些音乐录影带中，他看到了80年代最流行的商业化摇滚表演。“枪炮玫瑰乐队”、“U2乐队”、麦当娜、迈克尔•杰克逊……这些优秀的摇滚歌手，造型前卫、歌词嚣张、旋律狂野。“看完了，震撼之余，自己组一支摇滚乐队的念头也开始蠢蠢欲动。”

　　崔健从此“不务正业”，迷上了吉他和写歌。1984年，他与几位志趣相投的同事成立了“七合板乐队”。1985年，他创作出第一首摇滚歌曲《不是我不明白》，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一个歌唱比赛。“二十多年来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难怪姑娘们总是说我不实实在在，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另类的歌词和强烈的旋律，令包括著名歌唱家王昆、李双江在内的几位评委大跌眼镜。崔健当然未能进入复赛。但这次尝试，使崔健受到了很多关注。因此，当第二年北京要举办“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时，主办方想到了他。

　　可主办方没有料到，崔健的《一无所有》会如此轰动，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时候，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使许多人感到迷茫，“社会变化太快，灵魂却跟不上身体”是年轻人的共同感受。崔健的歌声猛然刺中了社会的痛处，喊出了人们的心声。人们开始反思：我们为何一无所有？开始追问：我们还能去向何方？“崔健的歌把我们带进了另一番天地。”在“怒放”演唱会的现场，许多四五十岁的人毫不讳言，是崔健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拒绝个人崇拜

　　1988年1月，崔健携“ADO乐队”在北京中山音乐堂成功举办了自己的首场个人演唱会。演唱会现场，激动万分的观众打出了“崔健你好”的横幅。从1989年开始，崔健连续推出3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和《红旗下的蛋》。它们被称作“红色三部曲”，摇滚音乐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承认。崔健成了“中国摇滚教父”。

　　在“怒放”演唱会的现场，一位40多岁的歌迷向记者回忆起20年前的另一场演唱会：“1990年1月，崔健从英、法旅行回来，就在这里开了一场个人演唱会。演出结束后，我们几千个年轻人像游行一样，从工人体育场走到地铁站，一路合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花房姑娘》。好多人泪流满面，声音都颤了，还扯着嗓子唱……那时候就觉得怎么那么痛快啊！什么害羞啊，含蓄啊，都不想了，心里那些说不清的东西全都让崔健说出来了，就觉得什么都可以这样展现出来！”

　　上世纪90年代，崔健在国际上获得关注。1992年，他的歌曲《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的音乐录影带，在美国获得“国际MTV大奖”。同年，崔健第一次在东京演出。1995年，他到美国巡回演出，获得了《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时代》、《滚石》、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媒体的广泛好评。

　　如今，回想起当时的火热，崔健很冷静。他提到了一件事，当年，在他的全国个人巡回演唱会开始之前，他拒绝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跟拍：“你们又不了解我，怎么拍？”面对疯狂的歌迷，他推开他们的手：“我拒绝个人崇拜！”

　　1998年，崔健发行了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这张专辑采用了前卫的数码摇滚风格，许多歌迷不能适应他的转变。但崔健满不在乎，他不愿迎合歌迷的口味：“歌迷与音乐人之间，就像恋人关系。倘若恋人要对方放弃个性的话，这种关系不会持久。一个人只有真正关注一个恋人的发展，希望他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期待着更多新鲜不断出现，这才是真正优质的恋人关系。”

　　崔健的“求新求变”，也有深层的考虑。“我希望原来有人听我的歌，现在有人听，10年后还照样有人听。我希望我的音乐属于每个时代的人，而不仅仅属于80年代开始听我的歌、如今四五十岁的这一拨人。我希望‘90后’，甚至是本世纪出生的人，现在、未来都会愿意听我的歌。”

　　然而，进入本世纪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摇滚不复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2005年，崔健的新专辑《给你一点颜色》推出后，反响平平。有人批评他“放弃旋律、脱离群众、江郎才尽”，有媒体说“大众和他的关系变得疏远起来”。

　　触类旁通爱上电影

　　摇滚没落了，崔健在做什么？

　　崔健的经纪人尤尤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这两年，崔健老师的生活非常简单，搞音乐、看电影和锻炼身体。他没有那些杂七杂八的爱好。以前，崔健用摇滚音乐来表达自己、认识社会。20年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爱上了电影。”

　　崔健自己则说：“有种说法叫触类旁通。拍电影是因为我除了做音乐外还有剩余时间，我只是想让我的生活更充实。”早在1993年，崔健就和第六代导演张元合作拍摄了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影片中崔健出演了一位北京摇滚音乐人。2004年，他在电影《我的兄弟姐妹》中出色地塑造了一位当音乐教师的父亲的形象。如今，崔健正忙于一部新电影的拍摄。

　　谈到中国摇滚的未来，崔健充满期待，因为他看到了层出不穷的新人。“他们每周用5天时间去排练，每次排练四五个小时……我用几个数字表达，每年的乐器销售以10%的速度递增，而且档次越来越高，玩音乐的人越来越多，这就是一个希望；在我们周围，音乐人的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尽管他们的演出场所很小，但他们可以靠做音乐买房、买车，他们没有被商业发展大潮彻底遗弃，这也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