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作家对话：文学走出去要慢慢来 不着急

　　面对“文学如何走出去”这个话题，9月9日，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韩当代文学交流与互动”南京论坛上，韩国当代著名作家崔秀哲、尹厚明和年已80高龄的“文坛常青树”朴婉绪一起，与著名作家范小青、黄蓓佳、毕飞宇、苏童一起进行了对话。其中，在当代中韩两国文坛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的崔秀哲和苏童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他们两人的观点是“文学走出去要慢慢来，不着急”，这也正是一些与会作家的共同看法。

　　文学走出去姿态要“优雅”

　　记者：刚刚开始的第17届北京国际图书展览会上，“中国文学走出去”再次成为热点话题，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苏童：在我看来，中国文学乃至文化，如果要实现走出去，最优雅的姿态是“收放自如”。这些年“收”这方面做得很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我们一直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这个阶段庞大的翻译力量为读者提供了无数的外国营养。

　　“收”了这么多年之后，我们借助翻译进来的文学更了解世界，但中国文学却不被世界了解。大家就纳闷了：“你怎么能不了解我们的文学呢？”瞧，这种心理之下，就急着把自己的文学推出去了——这样的姿态不优雅。

　　其实“收”、“放”自如是一种文化姿态。在文化上，“收”、“放”都要有风度。不要因为翻译出去了几本书，就自我极度膨胀，你有了一本法文书，你就走向世界了么？一个作家，一个本书是否走出去了，要看他自己的价值，不是说推出去就走出去了。

　　记者：那在文学走出去的过程中，作家应该做些什么呢？

　　苏童：走向世界是流通问题，与作者本来没有关系。流通要热闹，创作要安静。一个作家的创作状态就像一个农民。农民只管种菜，有什么种子种什么，他根本不会管伦敦和纽约的菜场更需要茄子还是南瓜。但没准哪天，他种出来的蔬菜就出口到伦敦和纽约的菜场了。我们都知道，种菜是安静的状态，但蔬菜流通却是需要热闹的，流通把作家带入了另外一个体系。对我而言，我只想做创作的“农民”。

　　作品被接受需“双重性格”

　　记者：崔秀哲老师刚才批评了“最韩国的就是最世界的”这个口号，您为什么认为这其中的民族性局限了文学交流？

　　崔秀哲：所谓“最韩国的就是最世界的”这一说法正在韩国被当成旗帜高高挂起。但在我看来，仅凭“韩国的”本身，无法成为“世界的”。如果对世界普遍形式没有充分的自觉，对新形式没有足够的探索，韩国文学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这反而会限制韩国文学的视野，缩小韩国文学的可能性。过分强调民族性，就会死守仅有的这块土地，给文学创作造成局限。

　　苏童：中国文学也曾因“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有过争议。在我看来，很多文学作品民族的就是民族的。比如我们鲁迅的作品，《红楼梦》，经过这么多年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检阅，它们成了我们的文学瑰宝，是我们的文学巅峰。但你一旦把它翻译成别的语言，捧给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另一个地方、另一个环境中的人读，他们搞不懂清朝是怎么回事，不懂鲁迅生活的那个具体时代背景，怎么能读懂？所以，不会像我们一样把它当成经典。

　　记者：文学在走出去中，到底是民族性重要，还是世界性重要？

　　崔秀哲：文学交流的最有效效果，其实是平衡好文学作品中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特殊性和普遍性。作为一个作家，在民族性和世界性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是他的使命。

　　比如我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床》。它讲的是床在韩国历史上、韩国人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在一度不稳定的韩国，有特殊的民族性，但对于全世界的朋友而言，关于床的意义还有普遍性认识。从民族性中上升为世界性的东西，就是理想的文学交流。

　　记者：崔秀哲老师读过的中国当代作家小说中，哪部小说中民族性和世界性融合得比较好？

　　崔秀哲：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我读过韩语翻译本，我觉得它是把文学交流中需要的民族性和世界性融合得很好的一部作品。它讲述的是中国特定环境中特殊背景下的一个故事，但其他国家的读者，却能从内容和情感上得到一种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是文学交流中的一个重要元素。

　　文学交流要顺其自然

　　记者：韩国文学翻译院是韩国政府为推动韩国文学走向世界而设立的副部级单位，韩国为助推韩国文学走向世界还专门设立了资金，这让一些中国作家羡慕，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

　　崔秀哲：中国文学历史渊源深厚，不需要像韩国一样由政府支持统一翻译才能推出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自己的力量，能让人自动去翻译，进行文化上的交流。

　　政府出资支持文学翻译，只是一个特殊时期，不是长久的办法。韩国长久的动荡，二战、南北战争、独裁政府……人们的生活一直不稳定，韩国文学一直处于封闭的状态，现在国家安定，但国外对韩国文学知之甚少，需要一个向外界展示自我的特殊时期，所以需要国家的支持。希望这个时期很快过去，顺其自然的交流是最好的状态。中国利用自己的历史优势、文化优势，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文化推向世界。

　　记者：刚才苏童说当今文学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如果没有美国版，就谈不上走向世界，作为研究文学的博士，您又怎么看的呢？

　　崔秀哲：其实，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倒觉得中国的文学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也不要太在乎美国怎么想，美国读者要什么样的中国作品。美国的文化根基太浅了，而中国的文化根基太深太深了。中国根本不用和美国对比。在我看来，中国选择那些能代表自身悠久历史的深厚文化作品，推销给世界，自然会顺利地走出去。

　　记者：中国作家有个作协管理机构，韩国有类似的机构吗？

　　崔秀哲：我觉得中国的作协是个很好的事物。韩国作家是个体存在的，没有一个管理单位，被直接扔到了充满竞争的市场中，因为经济等因素，导致一批作品侧重大众文学，让人惋惜。所以韩国这几年也有慢慢向作协发展的趋势。

　　本报记者 朱秀霞 刘艳元 (来源：新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