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顺义人口调控模式遭疑 被指有违法治和公平

　　                人口总量扭曲上扬，直逼城市的承载底线。 图/CFP

　　顺义对流动人口的调控模式，可以归结为“以产引人”“以证控人”“以房管人”，旨在运用各项行政手段严格控制流动人口。此举措一度被称为“有效控制人口规模的可广泛推广的措施”。

　　但此模式近来却引来社会广泛质疑，最强劲的质疑声是“带有歧视色彩，有违法治和公平”。

　　身处臧否之间，“顺义模式”推行者选择噤声。

　　“顺义模式”亮相

　　“我跟流管办的领导沟通了，反正现在压力挺大，他不方便说这事。”虽经反复沟通，顺义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黎，本月初还是在电话里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李黎口中的“这事”是指顺义区实施的流动人口管理的一系列措施，被外界称为“顺义模式”。

　　今年7月下旬，本市多家媒体报道了有关部门关于合理调控首都人口规模的调研报告。其中，“顺义模式”因调控流动人口卓有成效被作为经验建议推广。

　　此时，悄然运行7年之久的“顺义模式”才进入公众视野。

　　该调研报告称，顺义区自2003年以来就通过采取产业调控和促进本地劳动力就业等措施有效控制流动人口。

　　可资查询的资料显示，2008年11月，顺义区正式出台《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见》，意见中详细陈列了关于流动人口管理的相关措施。

　　概括来讲，在产业发展上，提高各类市场准入门槛，对吸附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实行清理，奖励企业吸纳本区劳动力；在证件管理上，对农民工按工期办暂住证，对从事废品回收等低端人员只办理3个月短期证件；在房屋销售上，提高开发档次标准，对区外人员购房实施调控措施。

　　同时，意见要求，将流动人口规模调控纳入经济发展考核内容，实行“一票否决”制。

　　调控手段强硬而奏效。媒体报道称，截至今年3月底，与其他郊区县相比，顺义区流动人口数仅有其他区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陆杰华表示，顺义区的人口调控手段，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经济上来了，人口又不是增长特别快，不像其他一些区县，经济没发展上来，又出现很多问题，光靠卖房子提高GDP。从效果上来说，"顺义模式"有可取之处，比较适合大兴、房山等发展刚起步的区域。”

　　鉴于此，“顺义模式”一时间成为首都求解流动人口问题的一剂良方。

　　近日，据媒体报道，通州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未来发展中，将借鉴顺义成功经验，将房地产作为控制人口规模的重要工具。

　　“顺义模式”不乏追捧者，然而随着关于它的报道见诸报端，“顺义模式”的推行者却愈来愈感到“压力”。

　　外界质疑不断

　　“我们并不知道调研报告会公开报道……”在前期采访沟通中，李黎这样对记者解释。

　　来自于网络的质疑声最先触及政策推行者的神经。

　　一个多月来，任意一条“顺义模式”的报道见诸媒体后即引来众多网友围观。经某网转载的一篇，点击量超过20万，参与人数超过7万人，评论达到5000条，其中多数是质疑声。

　　一名网友的评论别有寓意：决策者希望，自己每天大鱼大肉地狂吞，但同时希望自己身材苗条、不得脂肪肝或者其他富贵病。

　　更多的网友言辞激烈，“地方保护主义，从骨子里歧视外来人员。北京的公共资源难道只属于北京土著的吗？”“听着那首《北京欢迎你》哥笑而不语，原来北京欢迎的是外国人，我等是不受欢迎的。”

　　与此同时，专家相左的观点逐渐被放大。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认为，所谓限制外来人口流入的“顺义模式”，本身就有违法治和公平原则。“行政许可法没有给予顺义区政府搞封闭政策的权力，何况顺义制定了这么多歧视性政策。”袁崇法表示。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彭真怀也表示了担忧：北京集中了全国的优质资源，包括农村地区的水资源、电资源都服务了首都，但却没有为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提供相应的承载力。

　　如此，舆论已然成围攻之势。在此情况下，旨在限制外来人口的“顺义模式”推行者选择慎言。

　　内部争论不下

　　实际上，最核心的压力来自于决策者内部。

　　知情人士称，市政府领导对“顺义模式”研究讨论时褒贬不一，争论不下。对此，李黎也坦言：“目前市里领导对这事也有争议。”

　　“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了2020年规划的目标。”陆杰华表示，十二五规划制定当头，北京试图冲出人口重压重围，各个区县都会考虑该怎样调控流动人口。对于目前仅有的几种调控模式，大家的争论肯定会有。

　　在陆杰华看来，调控手段是争议的重点。从调控手段上，陆杰华表示，国家现在强调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服务”在先，而“顺义模式”则是“管理”的意味更重,“政府不应用行政手段直接去管人，这与国家大的趋势不相符。城市应该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进程中吸纳更多的流动人口。”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袁崇法，直截了当地阐释了另一个构成争议的原因，即“"顺义模式"反映了决策者在制定流动人口的调控政策之初，就存在思想歧视。”

　　对此，“顺义模式”的推动者虽然回避谈及实施流动人口管控的初衷，但早在颁布《关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意见》时其实就有所阐释。

　　该意见称，在人口总量中，流动人口数量是影响我区常住人口规模的最大变量。流动人口无序增加加大了顺义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

　　袁崇法指出，唯一需要反思的恰恰是当地政府。从北京市近些年的发展来看，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外来务工人员的贡献密不可分。与之相左，“地域歧视”极易激发社会矛盾，影响经济长远发展。

　　当然，争论中不乏“顺义模式”的支持者。

　　赞成者称，“顺义模式”在调控流动人口工作中确实取得成效。例如，顺义区投入5000万元统一设置8个再生资源临时收购点，不但将废旧物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而且使从事回收的流动人口数由原来的3000多人缩减到832人。

　　以上种种大致拼凑出“顺义模式”的版图。

　　“我看不到出路”

　　王忠光（化名）是局中人,但也是“顺义模式”版图上最不起眼的一个角色。

　　9月1日中午，记者在顺义区前进村站前北街遇到他时，他正在自家玻璃店门脸房外赶货,“城管不让干，趁中午抓得松赶紧赶完这点活。”

　　1986年，14岁的王忠光随乡亲从湖北到北京闯荡，第一站就是顺义。23岁那年，王忠光跟了一个老乡学徒做玻璃生意，才慢慢开起了玻璃店。

　　如今，王忠光的玻璃店开在前进村站前北街。员工有四个人，他，他老婆，他儿子和他侄子。王忠光已满5岁的女儿还没有找到幼儿园，活忙时小姑娘已经学会端茶倒水。

　　“这里也快拆了，呆不久了。”王忠光感叹自己“点背”，自2003年以来，他已经举家搬迁5次。开始时，几个相熟的老乡将小门店开在同一条街上，结果几次拆迁搬迁下来，如今站前北街上已经鲜有故知。

　　王忠光和妻子都不知道什么是“顺义模式”，可是他的小门店却是“顺义模式”意图清理的对象。

　　王忠光说，他的大哥在附近便民街拆迁后，搬到更偏远的庄头村，生意无法和以前相比。一些同行已经离开顺义去了昌平和大兴。

　　王忠光想不通的是，“拆了的地方至今没有盖起来，还是荒地，为什么不能让我们多呆一会儿？”王忠光站在站前北街的十字路口，用手在东、南、北方向划拉了一圈，“房子后面全是空地”。

　　王忠光尚不知房子拆迁后再搬到哪里，“我看不到出路，我在这里比一些本地的年轻人呆得都久，活计也在这儿。”

　　“我们都走了，这里不就是空壳了吗？”王忠光试图证明自己的“重要性”，他举例说，站前北街几十家门脸房，只有一家超市、一家卖菜的是本地人，其他的都是外来人口。“还有很多条街，卖衣服的、当保姆的、换门窗的，哪些不是外地人？”

　　人口难题待解

　　的确，王忠光所属流动人口的规模渐增不容小觑。

　　官方数据显示，四年来北京市流动人口逐年加大，共增加151.8万人，年均增长37.9万人。而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总量已超过1000万。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带来了诸如资源紧张、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压力加剧等问题。

　　王忠光看不到出路，需要寻找出路的还有决策者。

　　如何解决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多方给予建议。

　　陆杰华称，人口规划或者产业规划应该有这样的思路：政府合理制定产业规划，不干预企业决策而由市场决定岗位，不直接调控人而由个人决定去留。

　　但并不是每个区县都能走同一条道路。陆杰华认为，“顺义模式”在城区很难推广，但比较适合大兴、房山这些发展刚起步的区县。

　　“从长期来看，调整产业结构的确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袁崇法表示，确实需要完善低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机制并实行逐批淘汰，但这并不等于关停小企业，更不等同于驱逐低端劳动力。袁崇法着意强调：“"顺义模式"非但不宜全市推广，反而应尽早收场。”

　　一位网友留言称，占用较多资源又不许别人分享，那么能把资源分配得相对公平些吗？

　　一位顺义区居民称：钱都让外地人赚走了，还肆无忌惮地生孩子，能不能控制一下？

　　王忠光也提了建议：“对我们大人什么策略倒无所谓，就是千万别让我的女儿也成了"低端人员"。”

　　顺义当事官员避谈“顺义模式”的发展趋向。留给首都“流动人口调控”的难题待解。

　　本报记者孙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