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阿加莎的蛛丝马迹

   寻找阿加莎的蛛丝马迹

　　我们用推理的方法接近推理，从阿加莎作品的字里行间，侦破这位作家的人生真相

　　本刊记者　蒯乐昊

　　侦破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一种，本来难登大雅之堂，但因为推理所提供的智力快感，让侦破小说与其他仅供消遣的通俗小说区别开来，并拥有了更多高质量的读者。英国人素有缜密思维的推理传统，加上爱伦坡和亚瑟•柯南道尔两位大师所铺垫的基础，让推理侦破小说在全球范围内赢得了崇高的声誉，即便是严肃的文学巨匠，也并不以宣称自己是推理小说迷为耻。

　　新近大热的日本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有一部《名侦探守则》，用滑稽的口吻揭秘了侦破小说的各种诡计，但这本书与其说是调侃侦破小说家的花招，不如说是哀叹侦破小说家的困境：所有的模式都已经被别人写过，所有的疑团都是别人玩剩下的。

　　密室之密、不在场证明、童谣杀人、死亡密码、罗生门式叙述推理、消失的凶器……仔细考量东野圭吾笔下罗列的这些推理模型你会发现，阿加莎•克里斯蒂全都写过。这是一个推理小说家，隔着半个世纪的时间和半个地球的空间，对另一个已经死去的推理小说前辈的长呼：“既生瑜，何生亮？！”

　　作为举世公认的侦破推理小说女王，阿加莎共著有86部小说和故事集，19部剧本，著作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她的英文版著作销售量逾10亿册，被翻译成百余种文字后的销售量亦逾10亿册，在全球拥有大量的拥趸。英国伊莉莎白女王二世和法国总统戴高乐都只不过是她长长的粉丝清单中的两位。女王80岁生日之前，英国电台询问她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女王说，想听一出阿加莎的广播剧，于是阿加莎创作了广播剧《三只瞎老鼠》作为凑趣之作。著名的戏剧制作人彼得•桑德斯将这出广播剧改为《捕鼠器》，自1952年搬上舞台，从此每天上演、从不间断，历时50余年至今不衰，创下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奇迹。

　　阿加莎并不完美，由于写得太多，难免良莠不齐，她笔下的人物时有脸谱化的倾向，推理破绽和牵强之处也常常可见，但作为古典推理的三大宗师之一，她确有大量值得称道的上佳之作将在侦破史上永远垂名。而且她热衷于变化，总是试图穷尽各种可能，仅以杀人凶手来说，她就尝试过各种可能，并把各种不可能也变成可能：比如所有嫌疑人全是凶手、儿童成为凶手、侦破故事的讲述者即是凶手、被谋杀者竟是凶手，甚至侦探本人就是凶手！

　　阿加莎身处的时代，正是古典推理的黄金时代，她有衣钵传人无数，后来的推理小说家或多或少都受到她的影响，即使是那些竭力想逃开她影响的推理作者，也是用背叛实现了另一种皈依。

　　阿加莎•克里斯蒂今年120岁了，9月15号，是她的生日。

　　离奇的失踪案

　　阿加莎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其中最常被人提起的就是1926年轰动不列颠全国的失踪案件。当时的她已凭借《罗杰疑案》一炮打响，整整11天的失踪自然成为报纸铺天盖地的新闻，小说中谜局的始作俑者，现在成了谜局的当事人，甚至可能已经成为了受害者！活生生的推理让众多警察、读者、推理迷、好事之徒纷纷介入了或官方或自发的调查。

　　真相渐渐展开：阿加莎被发现于12月3日那个寒冷的冬夜离家，当时她驾驶的是她最心爱的小汽车“莫里斯”——那是她用《褐衣男子》在《新闻晚报》上连载的500英镑稿费买的，也是她生平第一辆汽车。——正如阿加莎多次在小说里借神探波洛之口宣称的那样，如果妻子被谋杀，第一个就该怀疑丈夫，丈夫被杀，则首先怀疑妻子，这几乎已成定律，而且屡试不爽。这条定律似乎也同样适用于失踪案，她的丈夫阿尔奇成为最大的嫌疑对象，不得不反复接受警察的询问和调查。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阿尔奇最后不得不坦白交待自己在妻子失踪前后的行踪：他与他的情人南希•尼尔在一起。

　　历时12天的大规模搜寻后，阿加莎被发现以特丽莎•尼尔的化名栖身于约克郡哈罗盖特的水疗宾馆，她的化名竟然使用了情敌的姓氏，说明她对一切都心知肚明。

　　报纸上各种“新闻内幕”，让这段出轨故事曝光了，三角关系中的每一方都被暴露在了显微镜下。各种猜疑因此产生，有人认为阿加莎是为了惩罚丈夫，用推理作家的缜密构思，算准丈夫与情人幽会的时间故意设下这个局，目的就是让他出丑；也有人认为阿加莎只是单纯的受害者，因为忍受不了丈夫背叛的痛苦而离家出走，避世疗伤；还有些满以为应该找到一具遗骸的公众觉得自己被骗了，阿加莎甚至因为还活着被舆论诟病……在被找到之后，阿加莎对过去11天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讳莫如深，面对媒体的轰炸，她只答了一句：我暂时性失忆了。

　　战火前的婚礼

　　阿加莎和阿尔奇这对怨偶也曾有过甜蜜的日子。

　　未满20岁时，阿加莎陪伴患病的母亲到埃及疗养，在那里她步入了社交界，这是英国少女的成人礼，一张从此可以谈情说爱的通行证。阿加莎在埃及参加了大量的舞会和社交活动，回到英国以后，羞涩的她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场面，学会坦然面对年轻男子们的追求。就是在这时，她接受了炮兵少校瑞吉•路希的求婚。

　　瑞吉是一位随和亲切的绅士，在阿加莎后来的小说里，常常能见到类似的好好先生，他们忠诚、安全、无私……但年轻女性对爱情的渴望却是冒险。“为什么好女人总是爱上坏男人？”《幕后凶手》里阿加莎借波洛之口说，“因为人的天性就喜欢危险。”瑞吉的“无私”无法满足阿加莎对火热爱情的幻想。两人订婚以后，他甚至婉拒了阿加莎要求立即结婚的建议，她还太年轻，他表示应该给她更多的择偶机会。

　　在另一次舞会上，阿加莎与年轻的少尉阿尔奇博尔德•克里斯蒂相遇，他们一见钟情。她后来也常常在小说里再现这种“一见钟情”，两个性格迥然相反的人以“陌生的新奇感”深深吸引着彼此。阿加莎取消了与好好先生瑞吉的婚约，她因此感到歉疚，但委曲求全并非她的作风。

　　当时阿尔奇是个不名一文的穷小子，正希望从陆军转入组建中的英国陆军航空队。他们怀着憧憬等待结婚的时机。一战突然爆发，战争促成了许多匆忙的婚礼，离别与死亡的危险仿佛在为爱情加码，这对小儿女于1914年圣诞节前一天完婚，阿尔奇随即奔赴法国战场，新婚之后就是久别。

　　25英镑闯世界

　　丈夫离开以后，阿加莎在医院成为志愿工作者，两年的刻苦学习，她从病房护士升级为拥有合法资质的药剂师，药理和毒药知识成为她构思各种毒杀方式的基础。她从附近侨居的比利时难民中选中了一个外形奇特的流浪汉，以他为原型创造出了著名的鸡蛋头侦探“波洛”。她的推理处女作《斯泰尔斯庄园奇案》就写于这段时间。

　　最初的这部小说中，还可以窥见柯南道尔对她的影响至深，她同样借用了“福尔摩斯与华生”式的侦破组合，黑斯廷斯作为波洛的助手，以他的迟钝和朴实反衬侦探的高明——阿加莎渐渐会厌倦这种老套的表现方式，此是后话。

　　稿件几经退稿，阿加莎心灰意冷，正好阿尔奇从法国战场调回英国，小两口在伦敦租了一间公寓，开始了正式的新婚生活。初学为人妇，阿加莎的注意力被转移了。一战结束，女儿罗莎琳德降生后，搁置两年仿佛被遗忘的书稿终于得到修改出版的机会，阿加莎满心欢喜地签下了几乎不计报酬的合约，多亏小说被《时代》周刊连载才勉强得到25英镑的酬劳。

　　这时的阿尔奇已退伍从商，事业刚刚起步，小家庭捉襟见肘，阿加莎接受丈夫的建议，继续进行小说创作，希望可以卖文为生，补贴家用。

　　1922年，拮据中的阿加莎夫妇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以大英帝国博览会（即今日之世博会）先遣巡视团成员的身份周游世界。这真是一趟奇幻的旅程，尤其在东非的维多利亚瀑布，给阿加莎和阿尔奇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在旅行中，阿加莎完成了《褐衣男子》的构思，把沿途见闻和同行旅伴都编进了故事。小说的女主人公安妮恰是一位怀揣25英镑（正是阿加莎小说的稿酬数字）闯荡世界的女冒险家，不顾一切地爱上了一位暴烈、英俊、身份不明的可疑男子，联手查明案件后，他们在东非的瀑布丛林中相伴隐居、生儿育女。

　　《罗杰疑案》成了阿加莎写作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她开始声名鹊起，经济状况逐渐好转的小两口在伦敦附近的桑宁代尔买下了一栋据说是凶宅的房屋，还取了一个标准的凶宅名字“斯泰尔斯”，以纪念波洛的第一案。

　　东方列车上的爱情故事

　　仿佛是凶宅带来了厄运，“女冒险家”和“可疑男子”的生活开始出现裂痕：阿加莎希望迁往乡下享受宁静的英式田园生活时，阿尔奇想的是怎样可以离他迷恋的高尔夫球场更近；阿加莎想要更多的孩子，阿尔奇却只想添置一辆跑车。他们对彼此蒸蒸日上的事业都缺乏兴趣，激情过后，好静的阿加莎和好动的阿尔奇渐渐失去共同语言。这时阿加莎的母亲突然离世，她悲痛欲绝，而阿尔奇向来厌恶生来病死，并不懂得给予她安慰，反而疏离了气氛压抑的小家庭。

　　失踪事件后，阿加莎曾经试图用等待挽回丈夫的心，也曾远走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疗养身心，但一切都是徒劳。1928年，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任由阿尔奇迫不及待地迎娶他的情人。

　　在这段人生中的低潮期，阿加莎创造了简•马普尔小姐这个终身未嫁的可爱老太太形象。描写这位杰出的业余侦探，既是阿加莎对自己姨婆的怀念，也是她在婚姻失败后对自己老年生活的想象。

　　但这想象并未成为现实，在朋友的建议下，38岁的阿加莎决定给自己放假，去神秘的东方旅行。她把目的地选在了巴格达：从维多利亚火车站出发到加来，再换乘东方快车到伊斯坦布尔，这条路线成了她后来出入中东的标准套餐。阿加莎对东方快车的喜爱溢于言表，它是当时横穿欧洲大陆的最快且最豪华的交通方式，沿途还可以按乘客的意愿下车观光——当时世界各地的政要、富豪、明星、间谍乃至诈骗犯都热衷于乘坐这趟列车。我们会在后来《东方快车谋杀案》中看到这一点：这趟快车是最理想、最迷人的杀人场所，是阿加莎经典的“密室”推理的微缩模型。

　　在幼发拉底河之南的古城乌尔，阿加莎受到了著名考古学家伍利夫妇的热情款待，阿加莎对考古心怀好奇，而伍利太太又恰好在读《罗杰疑案》，于是两人一拍即合成为挚友。

　　1930年，阿加莎再次回到乌尔，伍利夫妇就派助手马克斯•马洛温领阿加莎到四周游览。阿加莎对此非常犹豫，因为她不习惯被一个年轻的陌生男子陪伴。但这个寡言少语的年轻人却一点也不招人烦，他十分圆通周到，在陪同她去希腊游玩的途中，阿加莎接到电报，她的独生女儿罗莎琳德感染了肺炎（阿加莎的父亲就死于此病），阿加莎非常担忧，恍惚中扭伤了脚踝。马克斯不但悉心照顾她，还善解人意地提出，自己该回英国了。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想及时护送她回家。

　　此举让阿加莎大为感动，在半生的背叛、轻慢与变故之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具备“忠诚和勇敢”特质的男人。

　　但他比她小14岁！还跟她的侄子是大学同学！她已历经离丧，他才初出茅庐，这一年，她40岁，而他26岁！

　　只是杀了个人！

　　回到伦敦后的马克斯开始向这个中年女人求婚，但这桩悬殊的婚事与当时保守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遭到了很多人反对，即使是伍利太太，也建议她采取中庸之道，先不要急着举办婚礼。阿加莎讨厌这样的建议，1930年9月，她再次结婚，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的妻子。

　　“嫁给考古学家最大的好处，就是妻子越老，他反而越爱她。”阿加莎说。但是“嫁给考古学家还有一件更不舒服的事，就是他们对着最不起眼的图案，也要用专业词汇说出她的起源！”阿加莎有件时髦的印花亚麻布外套，但丈夫的注意力却在其他地方，“有趣！”他说，“这衣服上布满了象征生殖的图形。”

　　在婚后的生活中，她多次陪伴马克斯去中东考古，当丈夫沉迷于寻找史前的陶罐时，她在构思“把一个千万富豪谋杀，再把尸体往巨大的冰柜或者火车里藏”。虽然她与马克斯也存在隔阂，但这段稳定而平和的婚姻生活让她的创作达到全面鼎盛，她一生中最为人称道的作品几乎都写于这段时间。在她的自述性散文集《告诉我，你怎样去生活》（又译《情牵叙利亚》）里，她回忆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墟丘考古的经历。阿加莎不但从事写作，还成为考古队的重要成员，帮助料理后勤、拍照、文物分类、清理和贴标签。

　　旅行与考古成为这段时期阿加莎小说的背景，作为一个长年描写凶杀事件的人，让她触动颇深的是中东的居民：那些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土耳其人和崇拜魔鬼的亚齐德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人命危浅，在他们眼中，死亡不过是一件极其随意、极其轻微、压根不值得操心的事情，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一位老妇人牵着弱智的男孩来找马克斯，想请“聪明的和卓（对男子的尊称）”给孩子一些药，马克斯摇摇头，说这种疾病无药可施。老妇听完长叹一声，说，“那么，和卓，请给我一些毒药，他还是死了的好。”另一位老妇来找马克斯，她的儿子被政府抓了，希望“尊贵的和卓”能出面说说情，因为她儿子完全是被冤枉的：“他什么都没干，真的，什么都没有干！就是杀了个人。”

　　凶手就是我丈夫！

　　有药剂师背景的阿加莎作为“博学的哈通（对女子的尊称）”在叙利亚颇受欢迎，虽然语言不通，可当地妇女们结伴来找她看病，打着手势求医问药。她在回忆散文中写道，“最常见的手势就是揉肚子，这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是严重的消化不良，二是不孕不育。苏打粉对第一种情况非常管用，对付第二种情况，居然也颇有口碑。‘上一季哈通给的白药粉真神！我生了两个大胖儿子，是双胞胎！’”

　　她的另一项特殊才能也在考古中发挥作用。阿加莎喜欢玩填字和拼图游戏，《泰晤士报》上的纵横字谜游戏是她最唾手可得的消遣，她把这种思维模式跟推理联系起来，波洛常说，侦破就像拼图，要把许多看似不相干的细节的碎片放进合适的位置，最后得到真相。在美索不达米亚，她是考古队里的拼接能手，很多出土文物的残片在她的手中被修补粘合，重现原貌。

　　考古是艰难的探险，人和机器不断出错，老鼠、蜘蛛、跳蚤和热带腹泻层出不穷。初到阿穆达的那个晚上，阿加莎崩溃了，“刚一熄灯，数以十计，其实我敢说是数以百计的耗子吱吱尖叫着，欢快地越过床铺爬上你的脸，拧住你的头发。我打开手电筒，墙上布满了奇怪的、白色的、蟑螂一样的爬行动物！一只耗子坐在我的床脚，正专心侍弄着它的胡子！”

　　在歇斯底里的发作之后，她冷静了下来。仿佛是为了调侃马克斯，在后来的《古墓之谜》里，她描写了一个娇柔而神经质的考古队长之妻，她在巴格达被人用残忍的手法谋杀了，而凶手正是她的丈夫！

　　阿加莎的体重疑云

　　对阿加莎的发掘时有突破。某日，我发短信给另一个侦破小说的同好，“我欣慰地发现，阿加莎•克里斯蒂是一个胖子！”

　　这不是推理，有图为证。人文社出版的两个版本的阿加莎作品集里都收入了作者小像，一张是雍容智慧的老妇脸部特写，另一个版本则收录了她年轻时候的半身像，修长身材，钟型小帽，表情羞涩文雅。无论怎么说，编者贯彻了“为尊者讳”的方针，在这两张照片上的阿加莎都是美女。

　　但另一些难得一见的资料照片却暴露出她的缺点：在一张与丈夫合影的照片上，阿加莎穿着狐皮领的大衣，腿粗得仿佛大象，整个身形比她丈夫宽了整整一圈。

　　“不，夫人，我们没有特大号的。”——负责沙滩夏装的营业员明显缺乏同情心，阿加莎这样描写她随丈夫去叙利亚考古前的置装经历。——“讨厌的的特大号！穿特大号真丢脸！被人一眼就看出穿特大号更丢脸！”

　　对自己的体重问题，阿加莎并不缺乏自嘲的勇气：没有同情心的不单是营业员，还有她的丈夫马克斯，他去考古的行李箱鼓鼓囊囊塞满了书，盖子根本都合不上，他要求阿加莎坐在箱子上，“如果连你都不能让箱子合上，那就没人能办到啦！”马克斯毫不留情地说。

　　现代女性可以在阿加莎身上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亲切之处：她热衷于买衣料和鞋子，尤其是鞋子。在去往中东的途中，她携带了多到匪夷所思的鞋子，令海关人员侧目。

　　每个人都有罪

　　阿加莎的价值观与个人好恶，在她的作品里都可以找到影子，她钟爱建筑之美，喜欢英国乡村生活，胃口很好，讲究美食，尤其是甜点；旅行是她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不懂得品酒，曾试着抽烟但后来放弃了；更重要的是，她相信人性本恶，从来不惮把人往最坏处想，而且她有着强烈的、来自基督教的“终极审判”思想，这一价值观贯穿了她的作品。

　　她那部著名的《无人生还》就体现了这种“每个人都有罪”的理念，法官对所有潜在罪犯进行审判，这些人都曾犯下罪行，但却无法被世间法律定罪。小说后来被改编成话剧，中国也引进了话剧版权，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演到其中一幕是内心有罪的谋杀者因为恐惧而上吊，这时，在观众席的上方也突然掉下许多绳索圈，垂到观众的头上。人群中发出一阵骇人的尖叫！也许，许多人因此想起了自己曾经做过的有愧于心的事情——每个人都有罪。

　　在阿加莎的不少小说里，所有的嫌疑人几乎都有着等量的作案动机，换言之，在她典型的“密室”格局中，她先是平均分配着对涉案的五到六人的嫌疑，并用巧妙的暗示把读者引得团团转，而最后，她几乎是任意择出一人作为凶手。这种手法的劣势在于，当结局浮现时，有时会显得牵强，但好处却更加明显：作家可以随意改动凶手！阿加莎常常自己动手，根据小说创作舞台剧本，比如《死亡约会》，为了让那些已经看过小说知道结局的读者在剧场里再次倒抽一口凉气，她干脆选另一个人当凶手。

　　在我捧读阿加莎的那些年头里，我常常体会到这种随机选择凶手的好处，最初读到的版本是台湾远流版（三毛是编者），等到内地出了人文版，除了那些太过著名的谋杀，其余的故事你已经彻底忘记了凶手到底是谁，于是就可以再读一遍，再次与作家展开斗智的旅程。

　　波洛的讣闻

　　人们通常认为阿加莎笔下的奥利弗太太就是她自己的写照，爱躺在浴缸里吃着苹果构思凶杀故事的阿加莎用奥利弗太太自嘲。奥利弗太太也是一位高产的侦破小说家，是波洛的朋友，常跟他一起被卷入命案，她的头发和帽子总是乱七八糟，思维毫无逻辑，爱吃苹果，虽然标榜“女性的直觉”，却徒有想象，在真实的凶杀案面前从来猜不对凶手。

　　其实在更多的人物背后，都有阿加莎本人在诡谲地对读者露齿而笑，蛛丝马迹随处可寻。《尼罗河上的惨案》里有位带着独女的奥特伯恩夫人专写露骨而拙劣的色情小说，毫不羞耻地鼓吹女性情欲，她向波洛力荐自己的新书《白雪黄沙》，“白雪覆盖在黄沙上，被点燃的情欲融化。”没人知道这位奥特伯恩夫人其实也是阿加莎自嘲，她少女时代的首个长篇习作就叫《白雪覆盖的荒漠》，她还偷偷地以玛丽•韦斯特马考特的笔名出版了数本言情小说——这项始于1930年的“秘密行动”，直到1949年才被后知后觉的媒体揭晓。

　　虽然获颁美国侦探作家协会的大师奖，成为侦察俱乐部终身会长，并获得大英帝国女爵士勋章。但阿加莎从不以专业作家自居，她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家庭妇女。

　　她已预先为剧中人安排好结局。二战中，马克斯作为中东专家被派往北非，阿加莎再次参与医院的志愿工作，波洛的最后一案《幕后凶手》（又译《帷幕》）和马普尔小姐的最后一案《神秘的别墅》就是在炮火声中写就。这两个她创造出来的人物陪伴了她一辈子，就像她的朋友和亲人，战争当头，朝不虑夕，她必须先帮他们料理好后事方能安心。

　　两案完稿后即被封存，直到30多年后才公布于世。阿加莎担心自己可能随时死于德军的空袭，为保险起见，她还将手稿的副本保存在保险箱里。

　　1975年，《幕后凶手》出版，波洛以谋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许多西方报刊争相刊登波洛的讣告，甚至有人撰写了波洛的年谱。虚构人物享受到真实而不朽的生命，这是继夏洛克•福尔摩斯之后的另一个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