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辛格纳吉
本刊记者 李珊珊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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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应该与病毒和平共处
1970年代，辛格纳吉（Rolf Zinkernagel）和一位“兽医”一起发现了免疫系统的一个大秘密。22年后，两人获颁诺贝尔奖。回想刚毕业时50封申请信都没找到职位，辛格纳吉讲了句很励志的话：“如果你有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50个或更多申请没有回音就完全不是问题。”
讲到兴头上，这位诺奖得主后退一步，侧身假意端详幻灯片上的两组数据，然后回头向观众发问：“为什么这组活下来而那组不行呢？”——神情是“侦探式”的，仿佛马上就会指着某个人的脑门大喝一声：“凶手就是你！”
如果配上一副金丝夹鼻眼镜，辛格纳吉博士就更像侦探了。可惜他没戴眼镜，只是个著名科学家。1996年，因为免疫学方面的研究，他与合作伙伴杜赫提（Peter Doherty）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看“警察”T细胞怎么抓“坏蛋”
瑞士人辛格纳吉60多岁，鼻子底下一撇小胡子，行动敏捷，举止间处处透出实用的智慧，不是书呆子，也不是受人敬仰的老迈科学家。记者原本想在会客室随便找个座位做访谈，他摇摇头，特意找了有沙发的拐角——这个位置比较适合采访。
这天下午，他在中国科技馆举办了一场公众讲座——那是关于另一个瑞士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德裔，美国和瑞士双重国籍）的展览的一部分。辛格纳吉说他实在很荣幸能和一个如此聪明的同胞联系起来，“爱因斯坦是个天才，他所关心的是这个世界最根本的问题。”而他自己有时只能靠运气，借着蛛丝马迹去接近一些小小的真相。
那是一场颇有侦探小说气质的讲座。内容、演讲人的情绪，甚至灯光都很到位。他讲的是1974年的意外发现。
“最初，我们只想知道，作为免疫警察的T细胞是如何抵抗一种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的感染的。”他们用上述病毒分别感染不同品种的小鼠，7天后取了这些小鼠体内学会识别病毒的T细胞，又取了受感染小鼠的细胞，让几种细胞在培养皿里交叉打架，看“警察”究竟怎么抓到并摧毁“坏蛋”。
与预想的一样，警察T细胞只抓坏蛋，不会伤害未受感染的正常细胞；奇怪的是：警察只抓跟自己一个品种的坏蛋——一种小鼠的T细胞，对受感染的另一种小鼠的细胞无动于衷，反之亦然。顺着这条线索，他们明白了T细胞原来只杀自己人受感染的细胞，还找到了这种现象的源头——一种MHC（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分子——我们的免疫系统识别“我”与“非我”的一个标志。
辛格纳吉说，“比如，在瑞士，周六晚上士兵们可以离开兵营出去玩。为防止闹事各地都有纠察队。纠察队要逮捕一个人，他必须符合两个条件：首先，他是士兵；其次，他有醉酒、打架等不端行为。”MHC就是这个人身上的士兵标志。“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意外，他们给了我诺贝尔奖。”他没提到的是，得奖与那次实验，相隔22年。
50封申请信与一个意外发现
辛格纳吉1944年出生，爷爷是巴塞尔大学的德国文学教授，父亲是最早在药厂工作的生物学博士之一，那个年代，药厂更欢迎化学家而非生物学家。升大学时，辛格纳吉曾在医学与化学间犹豫了很久，最终选择医学，是因为就业前景更广阔。
25岁从医学院毕业后，辛格纳吉做了外科医生。不到一年，他就发现这并不是他“想做一辈子的事情”。他考入苏黎世大学，攻读实验医学，拿了个博士学位；之后又去洛桑大学研究免疫学，这是他的第一个博士后职位。在洛桑，他学会了如何用同位素方法检测细胞受损情况——这是个对他后来获奖至关重要的实验方法。
1972年，在洛桑的研究结束，该找新工作了。辛格纳吉往各地的相关实验室寄出大约50封申请信，但“几乎没有回音，回复了的也都是拒绝”。
蒙导师引荐，他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找到了愿意接收自己的实验室，问题是，没有工资。幸亏他申请到了瑞士国家奖学金，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飞到了堪培拉。
那是段拮据的日子。每年的奖学金虽有3.5万瑞士法郎，但当时澳元对瑞士法郎的比价是1：5.2。算下来，一家四口一个月的生活费只有500澳元。他只好在澳洲申请读一个博士学位。在自传中他承认，攻读这个博士学位部分原因在于“博士生奖学金善解人意地为我们每年的预算带来了2000澳元”。
尽管如此，辛格纳吉还是认为在堪培拉的两年半很快乐，而且“非常成功”。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同学和同事说，“挑剔却不会令人不快；幽默而不尖刻；每个自我感觉极度良好的主意都会在那里受到充分的质疑和诘问。”当然，最重要的是，在堪培拉，他遇到了杜赫提。
杜赫提是一个研究动物疾病的“兽医”，当时正在研究淋巴细胞脉络丛脑膜炎病毒引起的猪瘟。他发现这种病毒也可以感染小鼠，就养了很多小鼠，打算研究小鼠脑膜炎的发病机制。但他没有办法对病毒引起的小鼠细胞受损状况做定量观察。辛格纳吉恰好精于此道。
最后，他们得出T细胞只收拾那些受感染的“自己人”的结论，成果很快登上《自然》杂志。
文章发表了，博士后工作也完成了。此时，辛格纳吉可以去哈佛大学病理学系的一个实验室，或是加州的斯克里普斯（Scripps）研究所的一个实验室。考虑到加州的“无敌海景”，他选择了后者。
1976年，他收到了瑞士研究机构的邀约。深思熟虑了两年多，1979年他回到瑞士，在苏黎世大学建立了自己的免疫学实验室，并在那里工作至今。
如果有人说艾滋病快被战胜了
侦探小说讲完了，辛格纳吉开始纠正一些非常专业的“误读”，却浑然不顾下面的某些听众也许是生平第一次接触“抗体”、“抗原”等概念。
他说：“什么东西如果不能跟生理过程联系起来，就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免疫记忆’这类词听上去妙，其实毫无意义。”他更强调病毒与宿主的共同演化，“你不可能脱离进化来研究病毒和免疫。”我们的免疫能力来自抗体的一次次被激活与加强，“我们体内始终进行着抗体与病毒的斗争，这是个保护性机制平衡的过程。”
别相信承诺。“如果有人告诉你，艾滋病就要被战胜了，那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对用免疫学方法应对HIV病毒颇有些失望，觉得一些与免疫学关系不大的抗病毒分子的研究要比艾滋病疫苗研究靠谱一些。当然，应对这类疾病更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
“通过研究自然和疾病，我所得到的教训就是：我们要注重自然和细菌病毒之间的平衡关系。了解这种平衡关系很重要，尤其是对女孩来讲，因为她们要做母亲，可以对下一代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病毒的现实主义态度
人物周刊：为什么在做外科医生的第一年就认定这不是您想干的，一定得转行？
辛格纳吉：外科医生是很不错的工作，但比较常规，不适合我借此思考很多生命科学的问题。
人物周刊：您更倾向于研究那些更基本的问题?
辛格纳吉：更需要思辨、分析的问题。
人物周刊：您年轻时曾申请了50个博士后职位，结果都失败了。是什么令您在那种情况下仍然坚持走学术研究之路？
辛格纳吉：如果你有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问题，50个或更多申请没有回音就完全不是问题。而且，我最后还是找到了一个职位嘛。
人物周刊：在刚刚提出您的理论的时候，是否有同行表示过质疑？
辛格纳吉：最初两年是有的，因为那个结论确实让人吃惊。但我们的实验很容易重复操作，而且结果经得起检验。
人物周刊：最近有消息说，印度出现了耐很多种抗生素的超级细菌，您怎么看？您对我们的抗生素、抗病毒药物还那么乐观吗？
辛格纳吉：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抗生素，细菌慢慢习惯这些抗生素，耐药性不断增强，这确实是个挑战。每次服用抗生素时我自己也会想，我正在为超级细菌的演化做出一点贡献。抗生素正在把细菌逼到一个角落，目前来讲超级细菌确实是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新的抗生素。
人物周刊：是不是可以说，因为科学越来越先进，细菌、病毒才越来越强大了？
辛格纳吉：细菌、病毒并不是现在才开始强大的，现在有艾滋病，过去也一样（有别的）。12世纪是天花，13世纪是黑死病——疾病是很自然的事情。但现在的疾病流行起来更可怕了，那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半径大了，我们旅行起来更方便和快捷，细菌、病毒跑得也就更快更远了。现在看来病毒越来越强大了，这并不是科学的错，也不是病毒的错，甚至不是传播者的错，而是多种因素混合的结果。
人物周刊：您的观点似乎是人类应该与病毒和平共处而非彻底消灭它们？
辛格纳吉：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比如说引起艾滋病的HIV病毒。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HIV-2病毒，这种类型的HIV病毒潜伏期长，致命性比HIV-1要弱很多。这说明病毒在和人类协同进化。目前，在西非的一些地方感染HIV-2的比例已经达到整个感染人数的10%-20%。在临床上，我们至今对HIV病毒几乎毫无办法。
人物周刊：您认为我们战胜不了病毒、细菌，从这个意义上讲，您是悲观主义者？
辛格纳吉：不，我是个现实主义者。
人物周刊：您认为您今天的成就归功于您的哪些个人品质？
辛格纳吉：中等智力（reasonably intelligent）、乐观以及勤奋。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中国现在的科学界和科学家？
辛格纳吉：中国人很聪明，只是有时候机会或工作条件差一些。现在已经有很多中国人做过不错的工作了，但大多是在其他国家而不是在中国。问题也许在于，这里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还在发展吧。
人物周刊：您在自传中提到做出回国决定之前深思熟虑过两年。您考虑的是什么？今天中国也有很多海外教授正考虑归国，您对他们有何建议？
辛格纳吉：当时我的免疫学研究用的是动物模型，而瑞士的医院都没有进行相关实验的实验室。考虑再三，我选择了苏黎世大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有继续开展研究的条件。
人物周刊：您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
辛格纳吉：首先，我娶了个好太太；其次，我喜欢登山，它使我保持体型；第三，我从小喜欢音乐。
人物周刊：您有宗教信仰吗？
辛格纳吉：算不上有。
人物周刊：您是个无神论者？
辛格纳吉：也不算是，我不需要一个神，我只是觉得为人正派、得体非常重要。
（感谢中国科技馆、瑞士大使馆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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