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劝捐门背后制度比个体更值得关注

　　中国的富豪们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享受”如此集中的注视和密集的品评。前不久，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宣布将于本月底来华，并邀请50位中国富人参加一场慈善晚宴，然而据媒体报道，不少富豪将之视为一场劝捐的“鸿门宴”而避之不及，这背后所折射的中美两国的慈善理念、制度和现实环境的差异值得深思。（《理财周刊》9月16日）

　　盖茨和巴菲特，这两个在商界被奉之为“神”的人物，如今在慈善领域也享受着相同的殊荣——有关即将到来的“巴比”之行所引发的猜想，越来越倾向于一个统一的声音，即中国富豪们唯恐“被慈善”而拒绝邀请。一场由美国富翁组织的晚宴已经演变成衡量中国富豪道德指标的标尺，舆论对中国富豪的批判再一次如暴风骤雨般袭来。

　　“仇富”，在当今中国，是最容易让民意沸腾的词语。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贫富差距悬殊，中国富商们总是被置于道德的审判席上，即便是那些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富商，也逃不了“炒作”或“别有用心”的恶意揣度。“中国首善”陈光标是第一个高调响应盖茨和巴菲特的中国企业家。在写给盖茨和巴菲特的公开信中，他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裸捐——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但这条消息立即遭到网友质疑：“这么高调是炒作吧？”、“他有什么目的？”……

　　好心被当做驴肝肺，这是富商的尴尬，也是整个社会的尴尬。《华尔街日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做富人的难处》的文章，文中牛根生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富商的集体现状。早在2005年，牛根生便将其拥有的市值达40亿港元的股份全部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成为全球企业家“裸捐”第一人，这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由企业家出资创立的慈善基金会。曹德旺、陈发树和陈光标等中国富豪们，也都公开表态要捐赠自己的高额资产用于公益慈善。

　　根据《2010胡润慈善榜》公布的数据：与2004年相比，在100名慈善家榜单中，前50人的慈善捐赠额度增长了8倍，过去一年的捐赠额度高达72亿元，平均捐赠额比去年提高了85%。尽管这一数字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然而，与愤世嫉俗相比，更加客观全面地了解我国目前的慈善环境，才有助于慈善事业的真正发展。

　　据报道，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曾提出将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却迟迟无法实现，到目前为止，国内民营企业家捐赠股份建立慈善基金尚无成功先例。近期被媒体炒得火热的“壹基金”，与中国红十字会的挂靠关系也将于年底结束，身份地位不清不楚的尴尬或将让“壹基金”面临中断的困境。目前国内有关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要求新成立的慈善机构必须挂靠在主管部门之下，而许多慈善机构因为找不到“婆家”，所以不得不长期处于地下运作状态。

　　另外，我国目前有关税收鼓励慈善事业的政策中，以投资形式介入慈善事业却享受不到多少税收优惠，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慈善免税的激励作用。相反，在美国税费政策的规定中，遗产税率的比例一般为45%~55%，但若将遗产捐赠则可以免交包括联邦遗产税、赠与税、继承税等一切税费。面对如此“苛捐杂税”，不少美国富人在“将财富传给子女，但一大半财富要被充公”和“将大部分财富捐赠出去，免税还能留个美名”之间选择了后者。

　　虽然中国自孔子以来，就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宣扬仁爱大义和济世情怀，但毕竟现代慈善事业从上世纪90年代起步至今，不过短短十几年时间，因此，呼吁与慈善相关的鼓励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健全，或许是比起“谁没来参加晚宴”更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