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筹办田汉平反追悼会始末

　　1978年底，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重要标志，开启了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平反历史“冤、假、错”案的新局面，在拨乱反正的繁重工作中，为田汉同志举行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全国文化艺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当年，我曾在阳翰笙同志亲自领导下，参与了筹备田汉同志追悼会的全过程。迄今整整30年过去了，但许多事情及细节都还历历在目，每每回忆起，仍然感慨万千。

　　田汉同志是党内优秀的文化工作领导者，1930年的老党员。他早年留学日本，上世纪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成为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骨干和领导人之一。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主要是以公开身份组织领导演剧活动，广泛动员戏剧界各种力量，投入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剧协主席等职。他一生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新中国成立时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中国文联联络部工作，那时候与田汉同志接触比较多。大约在10多年的时间里，文联或剧协一有活动，田汉同志只要在北京一般都会出席，我经常和他见面。另外，我在抗战时期曾经从河南流亡到湖南长沙、新宁、湘潭、衡阳等地，学会了湖南话，田汉同志是湖南长沙人，我和他交谈就用长沙话，他待人热情、真诚，因此就显得格外亲切些。

　　在“文化大革命”前，田汉同志就受到张春桥、康生的攻击和陷害。及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康生、江青一伙出于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整材料称“四条汉子”（即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专横把持文艺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田汉同志首当其冲最先遭到残酷迫害，在中国文联大院里天天被示众，日日遭批斗，被打得浑身是伤，跪在地上被踢来踢去，实在令人惨不忍睹。后来田汉同志被拉走直接关进了秦城监狱。在关押期间他受到极为残酷的虐待，于1968年12月10日含冤死去。 在田汉同志冤死11年后，终于在党中央的关怀下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初，文化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对田汉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反复调查核实工作。文化部党组认为：田汉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原中央专案组所作《关于叛徒田汉的审查结论》及《叛徒田汉的罪证》完全是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撤消。建议“中国文联举行追悼会进行平反昭雪，恢复田汉同志的政治名誉”。这个结论符合历史真实情况，得人心，顺民意。于是，为田汉同志平反昭雪的各项工作便紧锣密鼓的展开了。

　　1979年3月初，由中国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同志亲自挂帅，主持为田汉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的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办公室设在东城区金鱼胡同和平宾馆207室，阳翰笙同志坐镇指挥，我在筹备工作办公室负责具体的工作。

　　阳翰笙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中国文联的副主席、秘书长、党组书记，是和田汉同志先后以“四条汉子”罪名关进秦城监狱的。他在秦城监狱经历了九年的痛苦磨难，终于坚持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活着出狱，真是太难得了。他出狱后，我去看望他，阳翰笙同志一身多病，已老得让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他的右手一直发颤发抖，写字都感困难，弯着背，直不起腰，脸色灰青。

　　阳翰笙同志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他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筹备为田汉同志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在他的领导下，筹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展开，1979年3月11日，田汉同志追悼会的工作计划打印、分发各有关方面及有关人员。在筹备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为田汉同志追悼会起草悼词，在悼词中不仅要全面回顾田汉同志一生的重大成就，还要对他的一生做出真实、客观的政治评价，以达到为他蒙冤受屈的历史平反昭雪的目的。根据阳翰笙同志的意见，决定邀请南京的陈白尘、上海的杜宣两同志来京，专门负责起草田汉同志追悼会的悼词。陈白尘同志当年已经71岁了，“文化大革命”后落实政策出来工作，在南京大学文学院当教授。他是1930年参加的左翼戏剧家联盟，曾经在田汉主持的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学习，后追随田汉创办南国艺术学院，成为南国社的重要成员，与田汉等人一起蹲过国民党的监狱。杜宣同志也是个老党员，早年与田汉在日本相识，抗日战争的时候他是新中国剧社的负责人，曾与田汉等人共同创办《戏剧春秋》，几十年的交往相互之间非常熟知。杜宣同志当时是上海戏剧家协会的主席，他另外还担负着许多社会工作。陈白尘、杜宣同志于3月20日先后抵达北京，悼词起草组也设在和平宾馆内，但不久杜宣同志去参加亚非拉作家会议而提前离开了北京，所以悼词起草工作主要由陈白尘同志负责。后来，葛一虹同志也参加了悼词起草工作。葛一虹同志也是早期上海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为“四条汉子”的黑帮干将而遭受迫害，粉碎“四人帮”后，他担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为了起草好悼词，除了大家对田汉同志一生的充分了解外，阳翰笙同志还曾设法找到秦城监狱的有关人员，详细了解田汉同志在狱中所受到的残酷迫害与虐待，使悼词成为声讨“四人帮”罪行的一把利剑。悼词起草稿出来后送周扬、夏衍、阳翰笙等同志及有关负责人审查定稿，最后报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田汉同志追悼会筹备组，办公地点设在崇文门向阳招待所723室。筹备组的组长是文联的魏伯同志，副组长有剧协的赵寻同志和文联的金紫光同志，成员有作协的张僖同志、音协的孙慎同志、影协的唐瑜同志。在筹备组办公室还专门成立了秘书组、文章资料组、总务组、会场布置接待组，所有人员都是文艺界的一些老人，工作起来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原来在和平宾馆的筹备组，只有阳翰笙同志和负责起草悼词的陈白尘同志，我跟随在阳翰笙同志身边，负责联系各种大小事务，还得跑东四八条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办公楼和向阳招待所，工作十分紧张。

　　田汉同志追悼会的日期最后定在1979年4月25日下午3时半。从筹备组开始工作到追悼会召开，其间只有一个多月时间。4月16日确定了田汉同志追悼会筹备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名单和工作日程，18日印发到各小组的工作人员。同一天发讣告及通知，由秘书组负责调查、准备讣告名册。4月20日在东四八条胡同的剧协三楼会议室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各家媒体介绍情况。其他具体工作也都在分头抓紧进行之中。

　　4月20日中国文联用特急件将《关于田汉同志丧事安排请示》及悼词稿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审批。耀邦同志当天就作了批复：“原则同意。（一）悼词请即送茅盾同志，并请他最后润色定稿。（二）八宝山公墓处容纳不了一千人，可略为减一点。”批复当天就拿了回来，由此一点也可看出耀邦同志在拨乱反正上的雷厉风行作风。

　　在召开追悼会之前，在崇文门向阳招待所七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为田汉同志举行入殓仪式。田汉同志1968年12月10日含冤逝世，在那极为特殊的年代无人敢去收领他的骨灰，在入殓的骨灰盒里只放了田汉同志生前用过的一副眼镜、一支钢笔、一个图章，还有音乐出版社的同志赶印出的一张国歌的歌谱和歌词。入殓仪式由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同志主持，我和陈宪武同志分列在他的左、右手陪祭，亲属都站列在林默涵同志身后。庄严、沉痛的入殓仪式在哀乐中进行，最后，田汉同志的骨灰盒上覆盖上了中国共产党党旗。 4月25日下午，田汉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如期举行。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吊唁大厅及大厅外的吊唁场地，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北京电影制片厂等单位的舞美人员进行设计与布置。仅吊唁厅外的吊唁场地就可容纳数千人，解决了前来吊唁人数太多的问题。来宾的接待工作，都由各家剧院的演员和剧协的工作人员承担。

　　据统计：截止到4月25日晨7时，共收到王昆仑、吴作人、廖沫沙、马少波、巨赞法师、王力等人的挽诗词37份；常香玉等人的唁函15份；挽联18份；挽帐7份；唁电458份；日中友好文化交流协会中岛健藏、宫川寅雄、白土吾夫的传真唁函一份；单位及个人共送花圈517个，包括美籍华人康健和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刘启海。

　　下午3时半，田汉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大会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主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沈雁冰同志致悼词。宋庆龄、王震、方毅、邓颖超、胡耀邦、耿飚、赵紫阳、周建人、许德珩、宋任穷、康克清、庄希泉参加了追悼会，还有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各协会的正副主席、理事等1000多人，整个吊唁大厅都站得满满的。参加追悼会的来宾人数多得无法统计。吊唁场地已经无法容纳这么多的人，而从公墓大门口到吊唁厅沿路搭了彩棚，在彩棚下站满了前来吊唁的人。这种场面，真实表达了社会各界对田汉同志的真诚爱戴和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无比憎恶。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4月25日的电文，第三版通版刊载了田汉同志追悼会会场的照片和阳翰笙同志《痛悼田汉同志》的文章。阳翰笙同志的文章，全面评价了田汉同志光荣却饱受磨难的一生，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为田汉同志平反昭雪的追悼大会隆重举行后，对全国文艺界拨乱反正起到很大推动作用，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文学家、艺术家，得到了平反昭雪，被严重摧残的中国文联各协会也开始筹备恢复，中国的文学艺术界在迎接春天的到来。正如阳翰笙同志在《痛悼田汉同志》文章中写道：“你一生为之呕心沥血、长期向往的空前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新时代将会到来，一定会到来！”

　　30年后，当我写下这些回忆往事的文字时，不禁深深地感到今天文学艺术的大繁荣，足可以告慰长眠于天国的田汉同志。

　　（作者单位：中国电影家协会 北京 10001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