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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到的萧克将军

来源:《观察与思考》杂志
2010年10月08日16:10

  我所见到的萧克将军

  ■欧阳薇荪

  14年前,作为杭州日报的记者,本人专门采访了肖克将军,但由于某些原因,一直不曾在杂志上公开发表有关肖克将军的文章。今年10月10日,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76周年纪念日,而今年的10月,也是肖克将军逝世两周年的日子。念及此,将当年的采访笔记整理成此文。谨作纪念。

  那时的采访,得到过老一辈革命家的帮助,使我有机会直接采访了肖克将军。

  那时是1996年,88岁的萧克将军刚从医院回家,正为刚刚出版的大型工具书《长征大事典》作序。当他听说我是从浙江来的,马上说道:“浙江,我去过。我第一次到浙江是1927年,那时是北伐到浙江。”他的思维清晰,语言流畅,没有其他老人那种交流上的障碍。

  在我进屋之前,我看见有一辆小车刚刚到达,出来一位老人迈脚进屋子去了。我就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坐等了一会。见到肖克将军时,他说让你等了,刚才是王恩茂来过,我们谈了一会儿事情。我忙说肖老您坐,不碍事的。

  因为是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而进行的专题采访,我们的谈话主题便集中在了长征这一方面。作为60年前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肖克将军是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我所准备的问题都得到了他从容的回答。在史诗般的长征中,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的长征,牵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但红二、红六军团当时为什么没有与中央红军一起开始长征?萧克沉吟了一会儿说道:“那是由于地区原因,各路红军所在地区不同。我们六军团是由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起先在根据地活动。1934年,党中央指示我们向西去,我们8月份出去,边走边作战。红六军团是作为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先行出发到湘黔边境与贺龙会师。中央红军是10月份出来的,因为当时敌人‘围剿’得很厉害,两军未能会合。红军经

  常与数倍于己的敌人作战,不断冲破敌人的‘围剿’。当时‘长征’这一概念还不清楚。当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时,我们才由湘鄂川黔边向湘黔边境突围转移,这是二、六军团长征的开始。因此,就形成了中央红军和二、六军团在长征中出发的时间不同、地区不同的情况。”

  为什么要进行长征,长征会使一支作战的军队失去战略后方。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他是这样说的,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当时红军是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踏上征途的。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损失惨重,当时人数已经很少了。贺龙同志的二军团不到4000人,六军团3000多人。中央的意图,要红军到外线去打。面对强敌,红军在不断的转移中,仍然保持着高昂的斗志,英勇顽强地作战。1934年10月,红二、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木黄会师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新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这块根据地是红军长征途中建立的惟一的根据地,横跨四省边界的七八个县,在当时苏区大块消失的情况下,意义很大,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到1935年8月,红二、红六军团胜利地粉碎了敌人80多个团的

  “围剿”,有力地配合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长征,队伍又发展到2.1万人,还建立了一个红军学校。

  他谈到了撤出茨岩的那次战斗。由于红军长期连续行军作战,给养极端困难,既疲劳,又饥饿,这是红二、红六军团自长征出发以来处境最困难的时刻。敌人的各路纵队从多方面向我逼近。我军进至茨岩塘地区与敌部纵队遭遇。敌郝、万、李、樊各纵队包围圈越来越紧,我军被围困在纵横约15公里的狭小区域内。红军布置疑阵,迷惑敌人。在跳出敌人包围圈后在敌薄弱环节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打得敌人自相践踏、溃不成军。将军山战斗,仅用一个半小时就将敌全歼。扭转了敌人渡鸭池河后向我急追的不利形势。

  那几天中央电视台正在播出瑞士牧师勃沙特回忆在红军中生活的节目时,我就问起勃沙特的情况。他说是有那么一回事。勃沙特当时是我们的俘虏,我们行军时,就将他带着走。后来我们释放了他。

  关于那张贵州地图的报道,他说道,那天我们进军到贵州老黄平那个地方(就是旧州),打开城墙后,抓了许多敌人,我走进天主堂,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地图,尽管是法文版的,但我一看就知道是一张贵州地图。当时红军正缺地图,我就命人将地图从墙上取下来。那个叫勃沙特的传教士懂中国话,认识中国文字,也懂法文。晚上把勃沙特叫来,请他翻译,他讲我写。这不是一张军用地图,但方向清楚,后来就利用这张地图行动,我们就靠这张地图与贺龙同志的二军团会合了。1984年,我到阿尔及利亚访问时,曾到法国大使馆询问勃沙特的下落。知道勃沙特还在,住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是从他的亲戚那里查到的。后来,勃沙特给我写了信来,是用英文写的。

  也许是长期的战争生活的磨练和他作为高级将领的位置,肖克将军谈吐很爽朗,有着一种百战沙场后的坚毅和鼓动人心的力量。说到一些往事,他是那样的神采奕奕,不像是一位八旬老人,他说,记得渡过金沙江后,红军战士意气风发,刷了很多标语,其中有一张布告是这样写的:我们工农红军,志在救国救民,实行抗日反蒋,消灭卖国巨敦。

  他的语调抑扬顿挫,好像就在现场作宣传演讲一样。

  有时,他的谈话也和平时聊家常一样普通,听得人很入耳。他说,过贵州时是我们长征最艰苦的一段,要粮没粮,要衣没衣。红二、六军团奉中央命令正式改称为红二方面军时,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但战士们革命意志都很坚强。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的同志很好,给了我们牛羊和补给,那种同志心、战友情以及向往革命胜利的感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二方面军过草地的40多天里,由于严重缺粮,战士们体质下降,生病、掉队、死亡人数不断增加。7月22日,全天雨雪不停,部队在向绒玉前进途中,不少战士经受不住饥寒病累的侵袭,牺牲在草地上。这一天,仅红六师就牺牲了140多位同志。在整个草地行军中,红二方面军有数千名指战员是口含野草、饥肠辘辘而倒下的。说到这里,他沉默了一会。这时也不知为何,他似乎是习惯性地摘下头上的帽子。摘下帽子后,就看到了他已经光秃的头顶。这一举动,更显出一种征战沙场久经磨练的威严。他缓慢地说道,红军长征的艰难和光荣的胜利,历史的经验、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永远是我们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起先在外面的一间小屋谈话,后来他又让我进到里面一间大一点的会客厅里继续谈下去,我问起了长征中四方面军张国焘与陈昌浩的一些事情,但他看来不想谈这些,我就没有再问下去。他后来又主动和我说起,要说到对革命的贡献,彭湃和方志敏是不应该被大家忘记的,一个在海陆丰,一个在江西独自撑起了革命的局面。他说,纪念长征胜利,重要的是要发扬长征精神,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的献身精神。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和平建设时期,长征精神也同样适用。要有坚定的革命理想。我们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以长征的革命精神,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请他题词的时候,他的神态显示的分明是一种坚毅。曹操当年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吟咏,用来移赠肖克将军也是恰当的。一生麈战沙场,晚年的将军风采依然,只是添了一种经时光打磨的苍凉。 ■

  

(责任编辑:高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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