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振华纵论气候变化谈判与中国节能减排

　　新华网天津10月8日电 题：以智慧求同存异　用行动促进谈判——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纵论气候变化谈判与中国节能减排

　　记者　江国成、李靖、刘劼

　　正在天津举行的今年联合国第四次气候变化谈判定于9日结束。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旨在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凝聚共识，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保障人类的气候安全。

　　中国为什么承办这次会议？气候变化谈判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如何看待个别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减排提出不合理要求？下一次谈判会有多大进展？我国的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是什么关系？带着这些问题，记者8日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

　　问：中国承办这次会议有哪些考虑？

　　答：去年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最后达成了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政治协议，反映了在长期目标、资金、技术转让、透明度等方面的一些共识。但是据我们了解，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哥本哈根协议是不赞成的。主要是有些国家认为协议形成的过程不够公开透明，没有体现广泛参与、协商一致的原则。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对如何推动谈判，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要吸取哥本哈根会议的教训，遵循公约框架下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协商一致的原则，发挥缔约国的作用，通过大家的努力，达成大家都能接受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另外一种意见是认为190多个缔约方坐在一起谈判，效率低，不容易达成一致结果，不如搞小范围磋商，大国政治，有利于提高效率，形成共识。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中国政府领导人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和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解释中方立场，提出要吸取哥本哈根会议的教训，要遵循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协商一致的原则，加大谈判的力度。为发挥公约和议定书工作组谈判的主渠道作用，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今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增加了缔约方谈判的次数。前三次缔约方谈判已经在德国举行。这次天津会议是第四次谈判，也是今年年底墨西哥坎昆会议之前最后一次谈判会。与此同时，部长级的小范围的磋商也在每次谈判会议之后分别举行。 中国主动承办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会议，表明中国在用实际行动支持联合国气候谈判，并在其中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但我们只是这次会议的承办方，主要是做好后勤服务，为谈判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问：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答：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最大的障碍是各方缺乏互信，谈判要取得实质进展，需要各国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并把政治意愿变成实际行动，在行动中建立互信。

　　各国、各利益集团之间要建立互信。建立互信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达国家尽快落实快速启动资金。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协议中承诺，在2012年底前建立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如果连已经承诺了的都不能落实，怎么能建立互信呢？所以发展中国家希望快速启动资金要建立起来，并且要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机制，让大家知道这些钱谁出了，出了多少，给谁了，以后怎么使用，这些都要公开透明。

　　另外，已经基本上取得共识的问题，比如技术转让问题、森林问题、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能力等，也要付诸实施。只要有行动，就可以建立互信，就能推动谈判进程，尽早达成有法律效力的协议。

　　我们主张在应对气候变化全世界各国应该同舟共济，各尽所能，求同存异，共同努力，推动整个谈判进程，尽早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

　　问：天津会议是为年底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坎昆会议打基础的。您对坎昆会议有何期待？ 答：在天津会议和坎昆会议上，各缔约方应坚持巴厘路线图的授权，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的双轨制谈判，这是合法的渠道。就是议定书工作组和公约工作组在公开、透明、广泛参与的原则下展开谈判，各方消除分歧，取得共识。

　　具体来讲，公约工作组要更多地消除分歧，进一步简化案文（讨论稿）；议定书工作组要根据现在的主席案文，尽快通过谈判变成一个缔约方谈判的案文。只要两个案文的谈判取得进展，就为坎昆会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两个案文所涉及的所有问题，要全面、均衡地开展谈判，坎昆会议会在其中的一些问题上有进展、有共识，有些问题还会存在分歧。已经取得的共识，要作出决定，并尽快落实；存在的分歧，也要明确进一步谈判方向，争取在明年的南非会议上取得最后的结果。如果能够取得这样的结果，坎昆会议就将是比较成功的。

　　坎昆会议的目标应是有限的，大家应该以务实的态度对待坎昆会议的结果。

　　问：您如何看待个别发达国家要求中国设置温室气体排放峰值的言论？

　　答：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节能减排措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降低，但排放总量确实在增加。这种情况是合理的，也是公约允许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合理增长是必然的，但我们绝不会像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那样无约束地排放。现在有的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万美元以上，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还在增加。现在却谈论或要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几千美元的中国确定并尽快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峰值，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

　　中国绝不像有些发达国家那样，在人均ＧＤＰ达到4万美元以后才出现峰值。我们从人均ＧＤＰ3000美元的时候，就开始采取措施，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中国为了全人类的生存和长远的发展，会继续积极努力，争取尽早出现峰值。当然，全球和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出现峰值的时间取决于发达国家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情况，“你提供的资金和技术越多越早，峰值来临的时间就会越早”。另外，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还取决于发达国家率先大幅度减排温室气体的程度。 根据公约和议定书规定，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责任，发达国家有义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这些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为了全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国是准备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但这应该是公平合理的。发达国家也应该按照“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切实采取行动，履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率先实现大幅度减排的国际义务。

　　问：您曾经讲过，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这句话怎么理解？

　　答：近5年来，为实现2006－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等节能减排目标，前4年中央投资已投入1285亿元，今年预计还要投入833亿元。这些投入只占全国节能环保总投资的10%－15％。“十一五”节能减排任务完成后，全国就能实现节能6亿多吨标准煤，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15亿吨以上。

　　去年，我国又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但我们一定会说到做到的。

　　我们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节能减排？这是出于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改善。但与此同时，我国也付出了相当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

　　发达国家工业化200多年遇到的环境问题是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这些国家长时期遭遇的问题在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因此，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呈现复合性、综合性、压缩性的特点。这就给中国解决自己的资源、环境问题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如何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我们要发挥后发优势，改变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为此，我们提出要发展绿色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利用低碳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尽可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尽可能提高资源产出率，转变我们的发展和消费方式，调整我们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才可能持续。

　　地球这么小，人口在增加：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亿。人类发展的需求是无限的，但地球的资源、能源、环境容量是有限的。用有限的资源怎么支撑无限增长的人类的需求？如果不走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之路，发展根本难以为继。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节能减排是出于自身经济发展自身的需要，当然也是和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潮流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