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县人卢书敏曾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9年前，他催要百万元货款不成，便起诉当地一家政府投资企业，然而，案子刚开庭，他就莫名其妙地因涉嫌偷税、诈骗被逮捕，被指企图通过法院判决达到诈骗巨额货款的目的，2002年5月，他以犯偷税罪、诈骗罪被判刑6年。卢书敏不停申诉，今年6月8日，省高院作出判决，认定卢无罪(10月13日《大河报》)。
2002被判6年，到今年认定无罪，8年接近9年了，一个“抗日战争”的时段，这“昭雪”的脚步来得太晚，估计新安县当地政府的官员也应当换了一拨两拨了，对具体官员的问责恐怕是没指望了，国家赔偿埋单吧。这国家赔偿的设置，似乎就是一次又一次替这种“不争气不懂法的政府官员”当冤大头的命。
而新安县政府制造的冤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反思呢？其一，县政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县级政府的权力监督制衡成为老大难问题，政府当为企业服务变异成企业只能在政府面前示弱，某些地方强权为谋求地方利益或个人利益，阴谋阳谋不择手段。而平头百姓，上访成了讹诈政府；依法讨债，是“企图通过法院判决达到诈骗的目的”。其二，法律的刚性不彰，且不能独立办案。县法院是县政府的私设公堂，政府投资企业作为一场经济官司的利益关联方，不仅不回避反而利用其权力轻而易举地操纵国税局、国土局、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而企业主们却没有严格致密的法律保驾护航，经商甚至是一件高风险的事情，形成中国特色的官商经济。其三，有必要建立责任追溯制，对掌握公权的具体领导所作决策，可以有不限时效的责任追究。不管当时领导是高升还是退休，该问责该处罚绝不轻饶，也不轻易让其借所谓“集体决定”而逃脱责任，以此强化官员们对法律的敬畏之心，在防止权力滥用的把关阀门上多添一道关隘。
重庆杨光志媒体人
(责任编辑：Newshoo)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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