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二代、穷二代与官二代

　　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

　　　近一个时期以来，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已成为舆论的热门词语，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从成都富家子弟“豪车聚会”，到网络的“贫二代18条标准”，再到河南省固始县的“选举门”，人们强烈地感受到当前中国社会正步入一个有待破解的“传承怪圈”。贫与富，官与民，客观上说，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同时，二代们的不同生存状态、不同社会境遇，因其折射着社会生态，自然会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一旦有极端的个案发生，更会成为舆论的焦点。　

　　“×二代”热炒，孰是孰非焉能断然说清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是一句老话。子承父业在很多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家族产业得到延续，手艺绝活得到传承。因此，“独二代”、“写二代”、“演二代”、“星二代”……一个个粉墨登场。然而，当二代之间鸿沟日益加深，并形成对立情绪和阵营时，就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重视。当前最引人注目的当数“富二代”、“穷二代”和“官二代”的对立和冲撞了。

　　“富二代”，财富的继承人。所谓“富二代”，是相对于那些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富一代”而言的。伴随“富一代”的老去，“富二代”正在开始大面积地从他们的父辈手里接过财富的接力棒，有的已经成为一些规模很大的民营企业的少帅。这些没有经历过创业辛苦的年轻人，能够将父辈的财富帝国支撑下去吗?“富二代”会不会成为“秦二世”?这是社会讨论的中心议题。据调查，目前中国“富一代”的年龄均已达到60岁左右，有些已超过70岁，因此，财富接班人问题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全国工商联编制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有300多万家私营企业，90％的家族企业创始人都希望子女接班。浙江省温岭市的调查也显示，当地86.5％的家族企业尚未进行“交班”。今后3～10年内将出现“交班”高峰。这些企业占温岭企业总数的79.6％，一批30岁左右的富豪第二代将陆续接班。2008年胡润百富榜中，35岁以下的企业家有2l位，其中有6位是“富二代”。浙江省绍兴县企业家协会的会员共102名，其中第二代企业家有51名。“富二代”已经走上了接班的岗位。

　　“穷二代”。贫困的传承者。“穷二代”又称“贫二代”。所谓“穷二代”，是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处于社会较为底层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们。他们可能是城市下岗工人的子女，也可能是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童年可能被高额学费门槛阻拦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如今只能进血汗工厂，靠出卖体力拿到低廉的收入维持生计。据统计，中国目前有一亿多农民工，他们中有大约5000多万人为“穷二代”。网上有一则“贫二代的18条标准”，对照这一标准，80后新生代农民工是典型的“穷二代”。2009年8月，南京师范大学学生们自发组织的“青春共进”计划小组走上街头、工地，对“穷二代”进行了抽样调查。在被访者中，他们的月收入大多都在千元上下，有的是各类企业的操作工，有的是饭店的服务员，有的是各类超市、店面的收银员，有的则刚刚很茫然地踏入城市正在寻找着谋生的机会……他们的普遍反映是，社会给“贫二代”的机会太少，如果有个富爸爸，结果也许就不会这样了。

　　“官二代”，权力的世袭者。所谓“官二代”，顾名思义，即父辈当官，子女继续当官。但是子女当官往往是在父辈庇护下才戴上“乌纱”的。颇有封建世袭味道。“官二代”在中国各地比较普遍，虽然有规定的官员选拔程序，但这些程序都是掌握在当官人的手中，其结果自然由掌权者拍板定夺。甚至有些地方连程序也不去走，完全由“一把手”等少数权贵说了算。这就增长了“官二代”现象的蔓延。《杂文报》最近的一篇时评透露，某省的县级市甚至规定，正科级以上的官员可以安排两名子女进人机关“接班”。早在2004年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的重量级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的统计数据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仍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隐形的比例恐怕还要比这一数字大得多。据统计，各阶层子女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机会不同，父亲是国家干部和企业高管的，这些人的子女最有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的管理者；工人家庭出身的100人中只有1人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层；农民家庭出身的100人中还不到1人进入这一阶层。”“官二代”们从开始踏入仕途起，就受到各种形式的关照，有着平民子女无可比拟的升迁优势。官员中，“你提拔我儿子，我提拔你女儿，共同进步，皆大欢喜”，分赃式的权力寻租较为流行，于是构成了当前我国畸形的官场生态。

　　生存样本，提供“×二代”群体形象

　　“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的“三国演义”刚刚开始，然而却是那样阵营分明。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只占收入或消费份额的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却占收入或消费份额的50％以上。“官二代”与“贫二代”，不光是经济的差距，更存在社会地位的差距。湖南省邵东县一高考生罗彩霞，2004年高考时成绩为514分，而同时参加高考的考生王佳俊，因其父王峥嵘为镇党委书记，竞指使他人截留了罗彩霞的录取通知书。王佳俊便冒用罗彩霞的身份到贵州师范大学读书，直至毕业工作。同样是“二代”，命运却迥然不同。

　　白玉为床金作马，“富二代”一掷千金。在很多人眼里，“富二代”是一些开名车、穿名牌、戴名表、举止张狂、挥霍无度的纨绔子弟。这些看法虽然有点偏颇，但“富二代”中确实有一些人挥金如土。据报载，西安一年轻女子在青海玉树花400万元买了一只藏獒，用飞机空运到西安。为了迎接藏獒，30辆清一色的黑色奔驰轿车，在两辆三菱越野车的引导下，排成长龙，其气势和排场胜于迎接达官贵人。一只狗的大驾光临便有如此排场，可见“富二代”们过着怎样的奢华生活。重庆一私企老板，儿子20岁生日竟送了一部价值30万元的豪华轿车。“富二代”的儿子开车连撞两人，不但不停车，反而加大油门逃离现场，回家安心吃饭。当然，“富二代”也不乏有出息者，他们正在干着自己的大事业。

　　昼出耘田夜绩麻，“穷二代”一路艰辛。“穷二代”大多来自农村，他们的祖辈仅靠几亩薄田艰难度日。改革开放后，他们到城市打工，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留给儿女的依然是贫穷，儿女们从父辈手中接过来的也还是艰辛。尽管“穷二代”中有不少人上了大学，但就业的前途渺茫，工资也仅能糊口。据对大学生就业情况调查表明，目前，我国凭关系或花钱找到好工作的现象仍然极为普遍。“好工作基本上都给强势阶层夺去了，找不到工作的大多为‘穷二代”’。比如，因待遇上佳，电力系统作为绝对的垄断行业，一直是人们向往的就业热门。某省级电力公司局、处两级领导，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拿到有点分量的“上岗证”，内部规定：凡局级领导子女均可由公司出钱赴国外留学，处级领导子女则可由公司出钱进国内电力大学委培，毕业后，全部安排公司内优越岗位。此举，绝非个例。权力在许多垄断性国企招聘中的作用重于一切。于是，一些“穷二代”干脆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2009年，重庆应届高三学生中，有1万多名考生没有报名参加高考，其中多数为农村学生。是什么令这些农村孩子在“鱼跃龙门”的最后一刻放弃了机会?据调查，农村高中生对大学收费高、毕业后就业难等信息格外敏感。不少农村家长算了这样一笔账：培养一名大学生，义务教育阶段以外的投入平均约为5-10万元，大学毕业后也就2000元工资，除去生活费，每月存款500元，至少要10年左右才能将教育投入挣回。何况还有不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守着的只能是父辈传下来的贫穷衣钵。再看“穷二代”们的生活状况。2009年11月12日，广西贺州市公会镇双洋村一鞭炮黑作坊发生爆炸，导致2人死亡，12人受伤，除1名61岁老人外，其余均为在校的学生。他们想利用课余时间挣点钱，以减轻父母的经济负担，没料到却遭此大难。他们是典型的生活在贫困线上的“穷二代”或“穷三代”。

　　朝中有人好做官，“官二代”仕途顺达。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崽子会打洞。”这是血统论。但今天这样的血统论仍在一些地方继续上演。我们从“白宫书记”张治安的“家族官场谱系”上便可略见一斑。张治安的父亲张家顺在安徽省颍上县由谢桥镇党委书记到县人大主任20余年，张氏家族有数十人担任公职，绝大部分为当地干部，并掌握着要害部门：弟弟张家旺任颍上县县委副书记；大侄子张志刚任县城建局长；二侄子张志勇任县委办主任；大女儿任县教委人事科副主任；大女婿任县地税局长；二女儿任县法院副院长；二女婿任临泉县副县长……官位最为显赫的是张治安一阜阳市颍泉区区委书记。虽然我国在干部提拔问题上实行了“公推公选”，然而背后的暗箱仍然无法关闭。河南省固始县在2008年全县正科级干部和县局级干部任用中，最后确定的12名乡长，全部是当地官员的子女和县里两大房地产老板的亲戚。固始县仅是官场一个缩影，“官二代”顺利接班随处可见。更常见的是，“官二代”打着老子的旗号，承揽工程、倒卖土地等等，违法乱纪，大发横财，成为“官商一体”的“牛二代”。

　　即成事实，如此“三国演义”当思量

　　社会生态让“×二代”生存各异，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慨。“富二代”从父辈手中接过巨额财富，在社会竞争中赢得了先机；“穷二代”背着一身债务走上社会，空着两手去创业，无疑是慢在起跑线上，先输了一局，“官二代”不但拥有财富，而且握有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比“富二代”更胜一筹。这种“三国演义”的局面颇令人思量。

　　教育资源不公平。由于社会地位的不同，二代们接受教育也有天壤之别。“官二代”的教育有着先天优势，一些学校的大门向着权力大开。河北省东关县实验小学是全县最好的小学，学校的教师里有一半是高级教师。但是，学校招生简章明确规定：招生对象为“县城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编干部职工子女”。同样的事还发生在陕西铜川市。铜川市第一中学招生要看家长的工作单位，只招收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子女。官员们个人还千方百计利用权力为子女安排最好的教育资源。河南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姬林芳，为了送女儿到英国留学，一次就收受贿赂30万元。而“富二代”也不必担忧，但凡重点小学、中学，都有“择校费”一说，只要有钱将是畅通无阻的。钱不但可以打开中小学大门，就是大学的门也能被金钱砸开。有些大学专门为“富二代”办班。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院校就开设了“为企业明天的CEO”培训项目，学员15个月学完所有课程，费用超过30万元。而“穷二代”的教育不但经常被高额的费用挡在学校大门之外，有些甚至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无法完成。很多农村大学生不得不靠贷款来完成学业。最近，上海海事大学特困生杨元元在学校自缢身亡。原因是家庭贫困，带着母亲求学，而学校不准其母入住。生活的贫困及人格尊严的贬损，迫使这位女研究生走上了绝路。

　　社会竞争不对等。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地位。“官二代”在社会上呼风唤雨，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在提拔晋级等问题上，享受着父辈的庇荫。辽宁省本溪市选拔市团委领导干部，4名拟任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人选中，有3人是本溪市领导的子女。他们参加工作和入党的时间都很短，“仗恃其父母势力，参加工作才两三年就升为处级、副处级”。这正应验了“仙家还是仙家做，没有凡人做仙家”的民谚。看看如今官场，年轻干部有几人没有“后台”?“富二代”靠着财富可以继续当老板，赚大钱，也可以用金钱打通“官”路。2008年6月，山西省府谷县委聘任了4名“县长助理”，这4人均是民营企业法人代表，有的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而“穷二代”在社会竞争中缺乏的正是这样的“底气”。有些“穷二代”大学生毕业后，连工作都找不到。在公务员招考中，好容易挤进“决赛”圈，最后又在面试时惨遭淘汰。有些所谓面试，其实看的是谁的“后台”过硬，“穷二代”哪里有这等“关系”。在社会竞争中，“×二代”们处在不对等的位置上。

　　分配制度不完善。造成各“二代”世袭的原因还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公平，官民差异，贫富悬殊，先天为二代们划分了深不可测的鸿沟。收入不公是导致“穷二代”继续贫困的原因之一。按照中国的扶贫标准，现在中国的贫困人口在4000万人左右。按照每天2美元的国际标准，中国应该有1亿穷人。而在贫困线之上附近，达不到平均收入水平易于陷入贫困的人口又约有2亿人。“富二代”依仗足够的资本，继续一步步向财富的高峰攀登。富人的收入是穷人的几十倍、上百倍，甚至成千上万倍。收入分配的不公不仅使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也使流动性僵化。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穷人要变成富人的梦想更加遥不可及。官员的收入是“阳光工资”，虽赶不上日进万金的富人，可一个月便超过穷人一年的收入，如果加上“职务消费”、乃至相当部分的灰色收入，过着中产阶层的生活也逍遥自在。不同人群因为家庭、历史的原因存在收入差距。官员、富人由于先天优势，占有的资源条件更佳，因此容易更富；穷人则因为诸多不利条件，变得更穷或者持续贫困。这便是“三国演义”的发展趋势。

　　相互尊重，共同营造和谐的家园

　　据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广州监狱中近80％的年轻囚犯都曾在成长阶段被进城务工的父母留在农村，他们都是“穷二代”。关于农民工二代的犯罪原因，调查报告称：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落差和社会歧视，是年轻务工人员出现高犯罪率的部分原因。很多受访者表示，犯罪是为了发泄不满。这是“穷二代”对社会现象的表白。那么，“富二代”呢?富家子弟飙车撞人，骄奢淫逸，舆论几乎把爱飙车、爱闹事、爱炫富、爱享乐与“富二代”画上等号。甚至为他们的未来担忧：“财富能否过三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代代长此富下去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富人若不再拥有管理财富的能力，他们就会丧失财富。穷人通往富人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当然，其过程并不容易。比财富世袭更可怕的是官位的世袭。“官二代”危害的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官二代”一旦犯法，同样受到制裁，削职为民。也就是说，“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并不是永恒的、一成不变的，也是在互相转化的。

　　所以，未来的中国是属于“官二代”的，属于“富二代”的，也属于“穷二代”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二代们能共荣共生、让社会的和谐程度得到跨越式提升。当务之急，只有用制度之手消解身份的隔膜，共创更多公平的机会平台与更多公正的政策通道，从而共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让官和民成为一家，让贫和富互帮互扶，如此，中国的明天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