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青年支边录：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种地的(图)

铁干里克红砖路（大力摄影）

挥别上海。这一刻都是笑脸

坚决不让大哥从火车上拉下去的韩培芬

　　上海青年支边录（之二）到达篇

　　后悔泪，曾经抛洒吐鲁番

　　家长哭天哭地的，我们又跳又唱

　　离开上海，对我们就像一次秋游

　　到了地方，没有一个不傻眼的

　　你们生产建设兵团是种地的，回不去了。

　　文/张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安置城市青年，要到那些地多、需要劳力的地方，给青年们搞个理想，治山治水，改换自然面貌。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这是1963年周恩来在会上提出的要求。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饥荒之后，国家决定把知青下乡作为一项长期性措施。

　　60年代前半期，大批次离家的知青，就是十万去新疆支边的上海青年。当第一次登上西去的列车，他们的命运就步入了完全不一样的轨道。从十几岁、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上海往返新疆的52/53次和54/51次列车，成为他们人生旅途的一部分。

　　火车一启动，车站一片哭声

　　采访旁白：

　　在当初他们第一次的旅程中，除了兴奋，除了憧憬，恐怕还没有谁能够看得清未来，没有多少人认真想过，自己将与这趟列车结下不解之缘。

　　出发前，带队干部们布置思想工作，主要是教育这些青年要胸怀大志，要走得愉快，不要哭哭啼啼。而实际情况呢，却让这些干部们有点儿始料未及。

　　韩培芬（女，1964年进疆，农二师21团）：你看火车要开的时候，人家下面的家长都哭天哭地的，都扑火车，我们在上面又跳又唱的，高兴得很。父母亲在下面哭，我们招手说，过三年就回来啦，开心得很。

　　毛国胜（1963年进疆，农三师）：到那么远的地方，很刺激，天山，雄伟的天山，辽阔的大草原。即使是沙漠，对我们来讲也是不可怕的，因为没去过。

　　祝匡依（1964年进疆，农八师）：当时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觉得终于走上社会了，终于离开家了。

　　李梦桃（1964年进疆，农六师北塔山牧场）：15号从上海站出发，我们一个街道有286个人一起报名出来的。

　　毛国胜：上海北郊火车站，每天都有送行的人，天天一个专列往那边走。因为第一次出远门，兴高采烈。家人哭成一团，除了女孩受感染会哭一下，男孩基本不哭，很高兴，觉得出远门了。至于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不知道。也没想这个问题。

　　王祖炯（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火车在它一动以前，不是有个牵引嘛，牵引要撞一下，这个撞一下的时候，好像是发令枪，一发令，站台上所有送行的人哇地哭起来，站台上哭声动天。我们那个小队呢，就在车厢里面，大家就站起来，也不说话了，就唱。唱了一首苏联歌曲：《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了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再见吧亲爱的故乡，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我就只有一股子兴奋，可以离开上海了。离开上海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就像去进行一次秋游。根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前程，前面等待我们的是什么，不知道。

　　采访旁白：

　　1963年9月27日，王祖炯和同一批上千名学生一起坐上西去的列车。

　　虽然火车已经启动，韩培芬的父亲依然没有放弃留住女儿的努力。

　　韩培芬：我爸爸给无锡的大哥打电报，说我几月几号走，叫他在火车站把我拦下来。那时候虽然户口迁了，我回上海还是可以再报上的。到了无锡站，我大哥就到火车站来接我了，背了一个黄书包，一包吃的东西。火车停站，我坐在窗口嘛，窗子开着，我大哥跑来招手喊：小妹，你下来，我跟你讲点话，你要走那么远了。我那时候就那么聪明，我想我才不下来呢，我下来就走不了了。你说傻不傻啊。

　　我大哥就从窗口拽我下去，我拉着吃饭的那个小桌子，我拽着，我就喊我们大队长：大队长快来呀，我大哥要把我拉下去，我到不了新疆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