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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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南生：新加坡旅华学者，北京大学客座教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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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伯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所长，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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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井信雄：日本冲绳大学客座教授，原《读卖新闻》华盛顿分社社长，曾任神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教授 |
访谈动机
从9月7日日本政府扣船抓人，到9月24日的突然送还，再到进入10月以来日本政府个别官员持续发表强硬言论，这一个月，真可谓中日关系的又一个“多事之秋”。
而两国民众的情绪也随着官方表态、媒体报道起伏不定。近日，中日两国民众都爆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为什么两国民众对待钓鱼岛问题时如此情绪化？如何走出“对垒”的僵局？来自中国、日本和第三方新加坡的专家给出了各自的解释。
先驱语录
日本右翼这次游行井井有条，精心策划，基本上已完成了作为别动队应履行的压力集团的任务。
从趋势看，强硬派主导日本对华外交的可能性不大；但为安抚反对派、赢得选举，稳健派也很难完全垄断对华外交。
中日要走出“民间对阵”僵局，唯有用“汉方药”，通过长期深入接触、相互了解达到相互理解。除此别无捷径。
作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郭一娜 发自北京
日本右翼在配合政府
《国际先驱导报》：此次钓鱼岛事件中，日本右翼组织了包括游行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抗议行动。右翼的这些行动，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或者说，是否成为推动政府对华态度强硬的一个因素？
卓南生：首先要强调的，很多人把日本右翼当作一小撮有特殊政治主张的群体。根据我的长年观察，战后日本右翼总体而言，实际上扮演着日本保守政治势力别动队的角色。他们经常是成为某些日本保守政治家的急先锋和压力集团。与其说他们是在和政府唱对台，影响政治，不如说他们是跑在前头，为鹰派政治家乃至官方鸣锣开道。在钓鱼岛问题上，从整个过程看，是政府走在前头。
杨伯江：我们可以说当前右翼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政界势力在怂恿和利用民间右翼。
浅井信雄：虽不能讲影响为零，但很小。民主党内也有“派遣自卫队进驻钓鱼岛”等强硬论调，但总体上是少数派。
《国际先驱导报》：日本右翼是在有意识地通过这些活动，配合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吗？
卓南生：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这次游行井井有条，精心策划，基本上已完成了作为别动队应履行的压力集团的任务。这些行动显然是与日本保守政客与论客偏激的言论相呼应的。
此次事件显然已激发日本国内的狭隘爱国主义，为修宪作好准备工作，为修改“武器三不原则”大开绿灯。
《国际先驱导报》：日本政府在促成反华游行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杨伯江：促成因素应当是多重，而且是相互助长的。其中，民主党政府、特别是外交当局领导人的错误导向难辞其咎。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出于个人政治利益考虑，坚持对华强硬姿态。鸠山下台、小泽被起诉，意味着民主党领导层新老交替的步伐加快，前原要接班首相，需要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浅井信雄：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即“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引发反华游行的背景之一，应该是日本政府希望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须走出“民间对阵”僵局
《国际先驱导报》：这些反华游行，日本媒体如何报道？有何特点？这些报道会如何影响日本人？
卓南生：所谓右翼游行在日本社会司空见惯。但这次媒体铺天盖地地一边倒主张以“毅然”态度应对中国的报道，肯定会对日本的年轻人产生影响，从而可能会促使他们对街头的游行产生认同感。
浅井信雄：日本某大型媒体负责中国报道的人士表示，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整体倾向是“吹毛求疵”。与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人相比，新一代年轻人比较容易相信媒体的报道，这类日本人现在是多数派。媒体报道就是针对多数派写的。
《国际先驱导报》：据观察，游行中，除了右翼之外，日本新生代占了相当的比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比如容易受媒体等炒作的影响，历史认识淡薄，为日落华强的复杂情绪寻找宣泄口等等。这种现象对于日本未来对华关系会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
浅井信雄：反华游行中年轻人之所以占很大比例，与你列举的因素都有关系。在日本国内，的确有些人对两国综合国力对比变化感到“焦虑”甚至“屈辱”。也有些年轻人因为就业难等现实生活压力感到苦闷，希望借反华游行来发泄不满。但应该看到，日本的游行数量总体上不多，应该还不具备左右整体国民舆论的影响力。对于其长期影响还需要观察。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新生代中也存在与日对抗的呼声，中日两国如何走出民间对垒的僵局？如何有效疏导百姓情绪？
杨伯江：中日关系爱恨交织，错综复杂，现在又处于信息高度发达、民意空前影响外交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敏感，既有经济合作这样一块“压舱石”，也有它脆弱的一面。中日矛盾既有现实利益的冲突，也有“心理泡沫”成分，前者需要外交谈判理性解决，后者则“心病还需心药治”。中日要走出“民间对阵”僵局，唯有用“汉方药”，通过长期深入接触、相互了解达到相互理解。除此别无捷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语称“国交”，但从两国国内社会的关系层面看，还远远没有正常化。今后，需要着力推动中日关系从“国交”走向“社交”，即两个社会之间的深入交往。
浅井信雄：应该加强民间交流。有些日本人通过第一次访华并与中国人接触后跟我说，“过去对中国的印象是错误的，是一种偏见”。也有一些在日本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跑到中国去工作。对于中国政府一度停止双方省部级交流我可以理解，但阻止日本人和文艺界人士出席上海世博会有关活动却不太明智。政治和民间层面可以互动，即政治层面会有各种考虑，但民间层面通过相互交流和理解最终会对政治层面产生影响。日本社会的结构就是这样。例如，日本国内也有人不同意媒体对华“吹毛求疵”的报道方式。
历史证明“强硬外交”没有出路
《国际先驱导报》：有分析认为，此次钓鱼岛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是深远的。你认为，钓鱼岛问题是否会让日本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发生转变？
杨伯江：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方从背弃搁置争议共识，到拒不承认存在争端，直至公然抓扣中国渔民；从鸠山表示要就钓鱼岛问题与中方讨论，到前原声称“一毫一厘也不会让”，立场的倒退十分明显。这反映了日本国内外大背景下，民主党外交消极面的上升，其对华外交将更重现实利益、更重“安全威胁”、更重海上争夺（处在东海南部中心位置的钓鱼岛，事关日本南下通道、牵制中国东出及配合美国战略，日本更是志在必得）。“9·7事件”无疑是展示这一趋向的典型案例。
《国际先驱导报》：此次钓鱼岛事件的解决中，究竟是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提出的“柳腰外交”，还是前原诚司的“强硬外交”，会主导未来日本对华政策走向？
卓南生：中国希望日本退回到原来承认共识的阶段，但“温和派”（除了仙谷由人，还包括首相菅直人等）也只是被迫退回半步。他们是在守住这半步的基础上，与中国谈判。对于前原及其鹰派的压力集团来说，如有可能，还想向前跨半步甚至一步。这两派人马一柔一刚，似乎是势不两立，但实际上是在演双簧。
前原与菅直人只是战略和所处地位的差异，不用过分夸大两者的差异。不要误认为两者有本质差异。他们两者是互补关系和战略上的差异而已。
杨伯江：围绕对华外交主导权，目前民主党政权内部存在斗争。但二者之间的争夺主要还不是政治、官僚之争，而是稳健保守派与强硬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从趋势看，强硬派主导对华外交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对华交恶不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市场会让前原低头。但为安抚反对派、赢得选举，稳健派也很难完全垄断对华外交，而是会适度吸收强硬派的意见。特别是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情况下，强硬派的影响将再度上扬。
浅井信雄：历史已经证明“强硬外交”没有出路，因此我不认为强硬外交会主导民主党政权。但是，日本政府应该无法立即改变“当前的原则性外交”。
《国际先驱导报》：日本《产经新闻》15日社论称，日本的对华态度是“怕事主义”，这只能损害日本的主权。如果日本为了避免被扣上“怕事主义”的帽子而走上和中国对抗的道路，对于日本来说更有益还是更不利？
浅井信雄：不应该把日本政府的对策称作“怕事主义”，而应称作现实主义。仙谷由人的“柳腰外交”就是以推行现实主义为目标。思考除了“释放船长”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这就是现实主义。
卓南生：日本政府对华态度并不是一个谁怕谁的问题，而是一个利益衡量的问题。即使当局想要全面对抗中国，还得思考是否对抗得了的现实问题。因为摆在眼前的现实是：这已经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财大气粗的日本，而是一个面对如何走出经济低迷的日本。
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我们渴望看到一个稳定和平的亚洲发展环境。如何从大局着想，面对当前的困境，无疑是考验中日两国当政者的决心与智慧的试金石。
杨伯江：中日关系是多层的，矛盾也是多层的。两国地缘相近，同处战略攀升期，出现问题应当理想处理。中日稳定合作，不光符合中国的利益、地区和世界的利益，同样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日本政治家（包括前原诚司）对此应当心知肚明，应当不想“大闹”。在国内政治利益与日本国家利益的夹缝中，民主党将在应对右翼和强硬派压力、对华纠缠“现实利益”的同时，谋取深化经贸合作。值得一提的是，小泽被起诉，使菅直人内阁去除了心腹大患，政权稳定已无后顾之忧。在这种情况下，菅直人已有条件在对华关系上积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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