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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南海回信”:官员夫人路上被塞给材料

来源:中国经济网
2010年11月15日00:01
  如何给领导人写信?怎么才能获得来自最高层的回信?长久以来,一直是大陆民众最想探知的中南海“秘密”之一。

  记者统计公开报道显示,就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级别领导而言,九常委都有过给民众复信的记录。16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也有12人曾经复信或委托有关部门复信。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以来,以胡锦涛为落款的复信,已经发出超过十封。

  旁观者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可以捕捉到一个明显信号—— 写信者都是新政策的受益人,民众与领导人的此类互动透过媒体不断放大,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惠民新政”的宣传效果。

  每天收信上千封

  中南海西侧院墙外,府右街乙27号。

  如果不是悬挂着一块标有“中南海邮局”的黄色金属铭牌,路人很难将路边这座低矮的暗色仿古四合院,与上送下达中南海信件的中南海邮局联想到一起。

  这个特殊邮局1950年2月开始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它最初位于中南海西门内,距西花厅不过百米,不对外挂牌,也基本不面向社会开展业务。不过所有投递到中南海的民间邮件,都会汇集到这里。信件也被统称为“人民来信”。

  据中南海邮局原局长崔敬章回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来信能占到总邮件数量的80%至90%,每天至少一千封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两三千封。在中南海邮局退休职工尚元清的经验中,每天早上8点,他都会准时将投递来的人民来信,送往中南海的信访部门。经过信访部门的程序处理,甄选出来的人民来信,会送到领导人手中。

  这也是绝大多数的人民来信,在到达领导人案头之前,必经的组织程序。

  “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什么样的来信要靠信访部门消化,什么样的来信才能报送领导人?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干部李振洪曾经办理几万件次人民来信,据他回忆,为领导人办信,依据的一条重要工作思路,就是“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1963年,李振洪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介绍,因暴雨成灾,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大量农田被淹,灾情严重。而由于河南新蔡地势高于东邻的安徽临泉,临泉低处筑堤挡水,新蔡高处则扒堤排水,双方集结了大批群众,一场争斗随时可能发生。

  接信后,李振洪最初准备电话通知安徽和河南两省,请他们派人前往共同处理。但感到事态严重,就按照“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的工作要求,即刻作出摘报随附原信送给刘少奇。刘少奇阅后做出批示,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近年来“小事”同样得到中央领导回应

  近年来,中央领导给普通民众的回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小事”,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小事不干扰”的准则,不过,这一时期,“小事”已有不同政治内涵。

  李芳是湖南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她曾于2009年致信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家宝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温家宝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李芳对记者说,当时并未多考虑温家宝的国家领导人身份,写信的动机是因为敬佩。

  但温家宝以总理身份的回信,显然已经改变了这位农村女性的生活轨迹。签名辞典,是受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委托,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价值6万元的图书。如今李芳已增开一家新馆。

  总理回信要求限期到达 写信者获益

  在更早之前,2007年,江西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赣州市滨江二小的186名学生联名写了一封《致温家宝爷爷的信》,托他们参加“两会”的校长刘艳琼,带到北京转交给温家宝,以表达对政府免学杂费优惠政策的感激之情。

  如何送出这封信?刘艳琼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个人关系呈递。她找到在主席台就座的全国公安系统劳模邱娥国,但得到的委婉回答是,会议期间,没有向领导递信的可能。后来刘艳琼干脆直接将信件交给了驻地的邮政服务人员,在收件人一栏上,写下“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第三天下午,刘接到电话,称信已收到,会尽快交给总理。她完全没想到,当天晚上回到驻地房间时,温家宝的亲笔回信已经放在被子底下。信封上特别注明,“限今日到达”。

  一年后又逢“两会”,相似的故事再度上演。在“两会”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朱建华将手里的一封信,交到“两会”秘书处,希望可以转给温家宝。

  信是13岁的王孝进所写,作为湖北省监利县福田寺镇中心小学六年级2班的一名普通学生,家境贫寒的王孝进,3岁时母亲出走,6岁时车祸失去右腿,家用开支全靠父亲打零工维持。因为没钱,每到开学,王的父亲就会劝说,别再读书。

  媒体报道称,有感于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不再需要缴纳书本费,王孝进偷偷告诉同桌,“要给温爷爷写封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王孝进将信交给“要去北京开会”的朱建华。

  同样在信发出后第三天,朱建华收到了回信,“请转达我对监利人民的问候,祝孝进小朋友学习进步。温家宝。”

  收到温家宝的回信后,不仅监利县民政部门立即将王孝进全家纳入低保,出走10年的母亲也回家了。

  无论是向温家宝募捐图书,还是对“温爷爷”表达谢意,这些只能算做“小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旁观者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可以捕捉到一个明显信号 —— 写信者都是新政策的受益人,民众与领导人的此类互动透过媒体不断放大,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惠民新政”的宣传效果。

  “两会”期间投书 获领导人回信几率比较大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投书中南海,邮路是唯一的选择。但实际上,得到领导人回复的信件,其进入中南海的渠道也是五花八门。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数量庞大的人群去信中南海,谋求平反冤假错案。此时当权者的身边人,也担任起转递申诉信件的中间人角色。

  胡耀邦夫人李昭,就曾转递了大量人民来信。李昭回忆称,从富强胡同到东单三条的上下班路上,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她,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李昭的工作单位,当时有人戏称其工作单位纺织工业局是“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而在当下,每每临近节日前夕,如“六一”之前给儿童回信、“五四”之前给大学生回信,以书信示重视,已成为领导人的例行动作。

  除此之外,透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也是增大领导人回信几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在领导人视察过后,向领导人发去信件汇报本地改革喜讯,也更容易获得领导人的回信。据记者统计,胡锦涛2003年至2008年共计10次的回信清单中,就有4次回信是因为其在当地调研后,当地民众致信给他。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贺国强任重庆市委书记时,也是在调研中,与当地民众结下“穷亲”,确定了两家贫困户为自己的帮扶联系户。2002年贺国强调动工作赴京后,仍与两家保持书信联系,贺国强甚至在回信中建议老乡,可以考虑种植烤烟脱贫。

  (据《凤凰周刊》)

(责任编辑: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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