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在戏剧美学思想上的贡献(图)

　　曹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有成就的剧作家，他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和《北京人》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戏剧的经典之作。一个剧作家所追求的，是一个他所理想的戏剧审美的境界，一个感性的世界；但是，正是在这个他孜孜以求的感性世界中，蕴含着最深刻的艺术理性和哲学思索。

　　曹禺的戏剧美学思想是十分丰富而深刻的，今举其要者加以介绍。

　　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

　　当中国话剧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纠缠在误读的“易卜生主义”的思潮，热衷于“问题剧”创作之际，曹禺首先提出他的戏剧诗宣言，声言他的《雷雨》写的是一首诗，一首戏剧诗，而不是社会问题剧。他的《〈雷雨〉的写作》、《雷雨·序》和《日出·跋》所体现的诗化现实主义的戏剧思想，不但是他《雷雨》、《日出》创作经验的结晶，而且成为开拓一代剧风的理论导向。

　　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的精华是他的诗意真实论。在自然主义、镜像主义、新闻真实主义等戏剧创作模式盛行时，他将诗意美学内涵熔铸到现实主义的真实观之中，构成其诗意真实观。

　　曹禺说：“我觉得现实主义，并不是那么现实的。”曹禺的诗化现实主义是开放的，同时融入了现代主义的精华。

　　诗化现实主义，把中国几千年的诗学传统熔铸到这个外来的戏剧品种之中，使其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曹禺所开拓的诗化现实主义，形成中国话剧的传统。

　　残酷的戏剧美学思想

　　曹禺的戏剧美学思想又一个重要的内涵，也可以说是曹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是觉得这个世界和宇宙太残酷了。对世界和宇宙残酷的感受成为驱动灵魂创造的潜能和动因。他说：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并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如若读者肯细心体会这番心意，这篇戏虽然有时为几段较紧张的场面，一两个性格吸引了注意，但连绵不断地若有若无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

　　残酷，在曹禺的剧作中成为一种不成文的美学原则，成为他揭示这世界的美的奥秘和发现美学新大陆的利器。无论是繁漪、陈白露，还是仇虎，都凝结着残酷的命运。看来在平静中生活的愫方，她所承受的灵魂的痛苦同样是残酷的。

　　在曹禺的戏剧中，他的残酷哲学构筑的往往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在不同的戏剧意象的创造中，都内蕴残酷的意旨。

　　戏剧美学的人文主义本色

　　对世界残酷的感受，必然是对人所遭受的残酷感受的哲学升华。正是在这种大悲悯、大视界的关照下，曹禺把人类看成是可怜的动物。他说：

　　我念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智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生活在狭的笼里而洋洋地骄傲着，以为徜徉在自由的天地里。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物，不是作者最愚蠢的事么？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人物的争执。我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光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

　　这样一种高尚的人文情怀，在戏剧中必然展现一种新的境界。由于他对于人的深切关怀，使他始终全力在研究人，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的戏剧成为探索人性秘密的试验室，他是人性复杂性的揭秘者和考察者，也是人性的深度和广度的探测者。

　　我反复思量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戏剧的作家，几乎没有人像曹禺这样执著于人性的追索，迷恋于对人的灵魂的窥测。犹如他对宇宙的秘密的探视，似乎他把人的人性、人的灵魂作为一个小宇宙，把它内藏的隐秘揭示出来。

　　他的人物塑造，倾心于对人性的开掘、灵魂的刻画和精神的追索。曹禺剧作之所以在今天仍然具有魅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创造的那些复杂、丰厚、个性鲜明而又具有高度艺术概括的人物。

　　曹禺对于人性的复杂性有着十分深刻的把握，他以为人性的复杂性甚至是难以破解的。

　　而人性的丰富性，也是他所重视的，因此，在他的剧中所展现出来的人物，他们的人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中国剧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像周朴园、繁漪、陈白露、仇虎、金子、愫方、曾皓、文清等，这样的中国人性的画廊，是曹禺所发现所创造的，是我们前所未见的。

　　人性是秘密的。人性的悖论性是曹禺对于人性秘密的发现。陈白露的悲剧，一直被人们解释为社会悲剧，似乎有潘月亭的破产而导致她的自杀。而在陈白露的灵魂深处有着一个不可解脱的矛盾，她深深厌恶着大饭店的生活，对那里的一切人都厌恶；可是她却摆脱不开它，陷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一个习惯的桎梏。就陈白露的本真来说，她是喜欢太阳欢迎太阳出来的，但是，明明知道太阳升起来了，她却要睡了。这是多么深刻的悖论！这样的悲剧，是精神的悲剧，而正是这里，曹禺发现了美，人性在行将毁灭之时，却升起美的光华。

　　人们常常惊异，曹禺为什么在二十三岁，就写出如此深刻的作品，写出如此复杂而深刻的人性。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探究的创作秘密。我在历久的思索中，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秘密只有在作家自己身上才能找到。

　　有人说，剧作家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有自己的身影。这里说的只是通常的创作经验。而在曹禺那里，也可以说在一切伟大的剧作家那里，在他们的剧作中展现了他的全部精神和灵魂的矛盾性、复杂性和丰富性。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曹禺的作品中，他几乎没有隐藏任何的精神秘密。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推论，他才成功地发现了人性的秘密。他首先发现了自己，然后才发现了他人。

　　在他的人物的苦闷中，宣泄着他自己的苦闷；在他的人物的精神困境中，熔铸着自己的精神困境。曹禺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在自己的人物的命运中讲述着自己的命运，在人物心灵的焦灼、苦闷和搏斗中，可以听到曹禺发自灵魂深处的颤音。

　　曹禺的作品就是这样给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灵魂的世界，他令人进入一个具有精神深度的世界里。这在中国现代戏剧中是罕见的。

　　以我为主的接受美学

　　话剧是舶来品，作为一种异国的艺术形式，对中国人来说，把它接受下来，并真正地吸收了它，消化了它，使之成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东西，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曹禺不但以其自身的创作，成为创造性地借鉴外国戏剧的楷模，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当《雷雨》问世之后，有人认为他的戏剧是“抄”自外国的希腊悲剧、易卜生等等。其时，曹禺以其年轻人直率和勇气，回答了这些诘难：

　　在过去的十几年，固然也读过几本戏，演过几次戏，但尽管我用了力量来思索，我追忆不出哪一点是在故意模拟谁。也许在所谓“潜意识”的下层，我自己欺骗了自己：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一一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织好了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褪了色（因为到了我的手里）的金丝也还是主人家的。

　　这段答辩，一方面否定了那些“抄袭”论的批评，但他并没有否认对外国戏剧的借鉴；一方面他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用他人的金线来织好自己的衣衫，也就是说，把人家的精华取来，来实现自己的创造。这个比喻，是十分精辟而深刻的。这是 以我为主的接受美学思想。

　　对于外国的东西，他特别提出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揉搓塑抹”，这里的“揉搓塑抹”就是强调要吸收、要消化、要创造。

　　在当前全球化的语境中，在文化冲突的漩涡里，曹禺的 以我为主的接受美学，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