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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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雅典体育场，背靠背的老少头像象征着体育精神的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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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健翔认为，刘翔、姚明之所以最受关注，因为他们是“主流项目”上少有的冠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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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雨/插画 |
不做金牌控
金牌的分量到底有多重？
对于依靠特殊的体制迎来竞技体育金牌大丰收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新中国体坛六十年的辉煌成绩，从某种角度上看，更多是在以金牌数量为唯一衡量标准。在这种标准的示范效应下，几乎人人都成了“金牌控”。
但时代毕竟在向前。
当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国民的自豪感表现方式日趋多元的时候，金牌的特殊作用早已在淡化。
2010年，广州，当中国代表团在家门口再次大包大揽金牌之际，当中国公众对金牌争来的面子不再兴奋之际，中国体育又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
中国体育，金牌不能承受之重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尤其是经历了北京奥运会主场作战金牌第一的洗礼过后，金牌的附加光环在中国公众心目中正逐渐褪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我暂时不想再谈这个话题。”11月20日，新华社体育部高级记者杨明对本报记者说。
在发表评论《一骑绝尘引发的思考》（下称“一骑绝尘”）一周后，杨明选择了沉默。而“暂时”的期限，根据他在微博上的发言，应该是广州亚运会以后：“利用这段时间正好可以进一步学习和思考”。
此时，第十六届广州亚运会各项比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截至11月23日，中国亚运军团已获金牌165枚，数量超过20年前的北京亚运186枚记录指日可待。
运动员在赛场上疯狂争金夺银，在中国体育官方话语体系中，往往被认为是举国体制从辉煌走向辉煌的见证。但有意思的是，近年几乎每次大型体育运动会前后，外界都会传出对金牌观的争论，以及对举国体制走向的猜测。
只是这一次，谁也没想到争论会来得这样早。
一篇文章掀起亚运场外风暴
“我第一眼看这篇文章，几乎不相信是杨明的风格：‘我个人认为……’‘提个建议……’‘是否可以……’，这是一种讨论问题姿态，是探讨问题的口吻。不像他年轻时的旗帜鲜明，雷霆万钧。”著名篮球评论员、资深体育媒体人徐济成，如是描述看到《一骑绝尘》后的第一反应。
11月12日，广州亚运会开幕首日，主场作战的中国代表团狂扫19金。翌日，杨明即针对中国代表团在金牌榜上的“开门红”发表评论，称“一家独大并非好事”，反而可能带来不少隐忧。他认为，金牌总数即使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与中国人的体质明显滑坡相比，也不过是一种讽刺。金牌大国不等于体育强国，而一家独大，还“会引导本来就畸形的中国竞技体育走向极端”。杨明还建议，从下届亚运会开始淡化金牌，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赛。
就是这篇遣词造句在徐济成看来并非“雷霆万钧”的评论，却一石激起千层浪。
除了民间的热议外，迄今层级最高的体育官员表态来自中国亚运代表团副团长、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他在接受《扬子晚报》的报道时针锋相对地发出一连串诘问：竞技体育争金牌有什么错？不争第一那还谈什么“体育精神”、“奥运精神”？竞技体育争金牌和发展群众体育有什么矛盾？
如果争论停留在此，还不算超出讨论的范畴和体育的层面。但殷宝林的另外一句话，让这场争论偏离了本该理性探讨的轨道。他直接将矛头转向了质疑杨明的动机：“某些记者为出名，总是炮制一些所谓高论，这简直是颠倒是非！我们代表团的同志都不会予以理会。”
新华社记者PK某局长，这种公开的剑拔弩张，使得赛场外迅速搭起了一台比亚运会本身更加吸引眼球的大戏，并引来了众多围观者和参战者。
著名足球评论员黄健翔表示，自己“义无反顾地站在杨明老师这一边”。中央电视台体育节目主持人张斌则认为，杨明的言论是反思金牌，并不是不要金牌，“看看三大球，你就会知道，传统的体制已无法解决中国竞技体育遇到的所有问题了，而中国体育怎么可能仅仅是竞技体育呢！”
还有人把杨明过去的“出名经历”列出来“昭告”对方：22年前汉城奥运一篇《约翰逊欺骗了世界》，杨明早就名满天下了；2001年足球扫黑，杨明又是代表中国新闻最高规格的一杆笔，风云再起。杨明得过两次中国新闻奖，6年前还得过罗纳德·里根新闻奖——《体坛周报》副总编辑杨毅如是说。
但有些人似乎并不会因此停止误读。
11月19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毛晓刚”的题为《对竞技体育少些讽刺为好》的评论，称杨明的观点“虽不至于颠倒黑白但也是无稽之谈，纯属危言耸听、哗众取宠”。
对于上述超出体育层面的质疑，杨明表示，大棒子终于来了！19日中午他即在微博上表示不想驳斥，“因为，我说的是‘前门楼子’，他偏说是‘糟老头子’，猴吃麻花，拧巴。”
金牌工程？公众眼中早已是浮云
当媒体上“大棒”横飞的时候，中国民间对本届亚运会和金牌的态度已经悄然发生了转变。
11月20日，本报记者在北京街头进行随机小调查，接受采访的13名路人，分别就“你是否关心广州亚运会赛况”和“金牌第一是否令你更加自豪”两个问题发表看法。第一个问题中，有8人表示不关心赛况，原因是“没有悬念，不好看”；第二个问题中更是有9人选择了“否”。
这是一个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
遥想6年前雅典奥运会时，中国民众对金牌的关注热情还相当强烈。北京申奥报告撰写人之一、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孙葆丽教授当时通过《国际先驱导报》特意提醒读者，不要过于关注金牌，因为就奥运会本身而言，金牌不是一切，不该盲目为金牌赋予过多的意义。
短短六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尤其是经历了北京奥运会主场作战金牌第一的洗礼过后，金牌的光环正在中国公众心目中逐渐褪去，而它所带来的特殊“边际效益”——骄傲和自豪感——也自然被淡化。
在这场论战中，众多网友留言多数力挺杨明的事实也显示，上述变化早已发生。
“支持杨明，如果国家能把每年投给竞技体育、精英体育拨款的50%用于全面健身，群众体育的开展就会大大加强。”江苏南京网友“最深的洋”认为，现在工薪阶层体育锻炼的成本太高。另一位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说得更加实在：“开始，以金牌为龙头，拉动体育强国；形成集团后，应该全国强身。说实话，现在对金牌真的麻木了。”
同样，在一家网站所做的“中国体育是否应淡化对金牌的追求”调查中，85.6%的网友（9703票）选择了“是”。而接受本报采访的一位公司白领也表示，中国人已经过了靠金牌激发爱国热情的阶段，“时代不同了，金牌不过是浮云，体育应该回归本身的位置。”
群众体育，难以言说的尴尬
只是，中国体育会那么容易就回归本位吗？
早在1995年，《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就已经正式出台，当时有一种说法是“比翼齐飞”：全民健身与奥运争光比翼齐飞，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
然而15年来，与前者在竞技体育上轰轰烈烈的“真抓实干”相比，群众体育被忽略已是公认的事实。
“一方面是竞技体育辉煌到顶点，一方面是国民身体素质，尤其是青少年健康持续滑坡？逻辑上两者不矛盾，但在各省市高度重视金牌，把金牌当成政绩工程后，谁都看到了两条腿只剩下一条腿。”杨明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
中国体育界元老魏纪中尽管并不完全赞同杨明“派业余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观点，但他也坦承，最大的一块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现在的确被忽略了。
《体育彩票公益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国家体育总局每年拿出本级所留用体彩公益金的60％用于全民健身计划，40％用于奥运争光计划。但对于这个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11月24日，浙江省体育局前局长陈培德在浙江卫视中表示并不乐观。
群众体育是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的基础。如果基础出了问题，影响可想而知。
有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亿人体重超重，其中6000多万人患肥胖症；大学生因正常体育运动猝死现象近年不断出现，身体素质不合格率更是扶摇直上；中国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名相当落后。以北京为例，2009年，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健身活动支出73元，“还不够看两场电影”。
另据《瞭望》周刊报道，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192个成员关于居民“健康寿命”（能够自主生活，能够对社会有贡献的寿命）的预测及排名顺序，其中，日本排名第一位，中国排名第八十一位。中国虽然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但与发达国家差距很大。
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曾经为群众体育算过一笔账：打一场羽毛球二三十块钱一小时，奥体中心的篮球场一个小时600元，一般中低收入的人肯定负担不起。“我觉得以后要让老百姓玩得起，不要成为一种负担。”金汕说。
在一次访谈中，金汕认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获得51块金牌，这意味着竞技体育已经走到底了，在未来一二十年很难超越了。“如果说辉煌，已经大大地辉煌了一把，我觉得应该更多的把目光转向全民健身。全民健身很重要，金牌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全民健身比金牌重要。”
举国体制，一再错过的拐点
事实上，很多关心群众体育发展的人士，都曾和金汕一样，对2008年前后的中国体育新思路充满期待。
大家的猜想之一，就是北京奥运会真的会是举国体制的拐点吗？
举国体制，诞生于计划经济时代，是效仿前苏联的产物。它的最大特点，在于能快速“集中力量办大事”。用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的话说，中国运动员在各类国际体育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条重要的经验是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有效组织，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效配置全国的竞技体育资源。
不可否认，服务于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对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在国际体坛的影响力，都作出了极大贡献。但举国体制同时也意味着庞大的财政支出。而且，在金牌工程的外衣下，本该“比翼齐飞”的群众体育却成为很多地方体育管理者眼中的鸡肋。
让人吃惊的是，一位专家几年前曾经透露，中国一块奥运金牌的成本相当于7亿人民币！对此，刘鹏在2008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称这种说法“荒诞不经”。
然而，依靠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才塑造了中国竞技体育的繁荣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笔投入究竟有多少？知名媒体人关军日前引述了《全体育》主编张路平的一组调查数据称，“全国一个奥运周期的体育财政投入大致不会少于360亿，把这个庞大数字分摊给北京奥运夺得的51金，就会发现‘一枚金牌耗资7亿’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谈。”
陈培德则算了另外一笔账。他认为一个奥运金牌的投入不能仅从一个奥运周期上的财政投入层面来看，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多数都是从少体校开始一步步由市里到省里，最后被选拔到国家队，前期的投入如果包含在内，金牌的价值将更加不菲。
其实，关于对举国体制的争议，在悉尼奥运会、雅典奥运会以及上届多哈亚运会之后，都曾被广泛探讨。这种讨论，到2008年奥运会期间达到了一个小高潮。
奥运会开幕前，就流传着中国将转向全民体育的发展新思路。但直到奥运会结束，史无前例的51枚金牌再次被认为是“说明举国体制有效”。
当时曾有人私下问国家体育总局的一位司级官员，得到的答案却是：举国体制5年内也不会根本动摇！
用另一位学者当时给媒体的解释，原因是国家体育总局认为要避免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金牌和奖牌数量大滑坡。“滑坡了，老百姓不接受，甚至可能危及社会稳定。”
对此，有反对者认为，争论举国体制的实质其实很简单，就是要不要再去拿纳税人的钱继续为国人争面子？
值得注意的是，一年前，已退休的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也是举国体制的实践者和受益者袁伟民也明确表示，“现在靠多拿几块金牌来说明中国人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转型）多好的机会，老百姓肯定也会是这个观点。”
如今，北京奥运会结束已经两年有余，对中国体育路径的讨论因广州亚运会而又一次展开。
当中国代表团在家门口再次大包大揽金牌之际，当中国公众对金牌争来的面子不再兴奋之际，中国体育也又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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