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青年参考
在牢房里呆了五天，婉拒补偿 我和塔利班“零距离”接触
文 盖斯•阿卜杜勒•阿哈德
译者 章鲁生
据英国《卫报》近日报道，35岁的伊拉克人盖斯•阿卜杜勒•阿哈德是个记者兼摄影师，他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卫报》、《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全球有名的媒体上。10月底，阿哈德和几名同行一起赴阿富汗北部巴格兰省的达尼•格里地区，采访当地一名塔利班头目，并将他与塔利班的“零距离”接触写成系列报道。
1．这些伦敦人每年回阿富汗作战
10月底，我们驱车前往阿富汗北部巴格兰省的达尼•格里地区，去会晤那里名叫拉尔•穆罕默德的塔利班头目。
到目的地后，我们被安排住在一个身材魁梧、留着小胡子的男子家里。让我吃惊的是，此人英语水平还过得去。
“小胡子”表示，他住在伦敦，他的大哥也住在伦敦。他的两个弟弟，一个住在迪拜，另一个住在挪威，这次他们都回到阿富汗参加战斗。
“战斗季就要结束了，我们正准备返回各自定居的国家。”他说。他解释说，拉尔•穆罕默德在处理两个村子的纠纷，可能要晚到一会儿。
过了一会儿，拉尔来了。他今年32岁，鼻梁上架着一副深棕色眼镜，有些书卷气。他还有个身份——当地一所宗教学校的教师。
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拉尔向我们讲述了他们之所以能够取代政府控制该地区的原因。谈话之初，他用手机给我们放了一段视频。
“我们得把所有事情都拍下来，”拉尔说，“然后把这些视频给我们在巴基斯坦的上级看，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些什么。”
视频的内容是关于7名政府警察被拉尔带人缴械的事情。拉尔指着一名缴枪后乖乖站在一边的警察说：“如果他们都能像这样投降的话，我们就放了他们。如果反抗，那就杀无赦。”
2．“塔利班来自人民”
拉尔说，3年前，他与宗教学校的几名老师及学生展开了对政府的游击战，当地的毛拉（对伊斯兰教宗教学者的敬称）因不满卡尔扎伊政府的统治，暗中帮他们搜集枪支。
“搜集了12支冲锋枪。”旁边一个人用英语说。
靠着这12支枪，拉尔抓警察、烧警车，慢慢打出了名声，之前退出塔利班组织的人也纷纷加入进来。
“现在这里大部分地方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拉尔说，“每个星期我们会发动两三次行动，有时袭击警察局，有时袭击北约的油罐车。”
午饭后，拉尔带我们到村子里去视察他的战士。那个来自伦敦的小胡子对我说：“因为你是个阿拉伯人，他才肯带你到处转。”
我们跟着拉尔挤进一辆丰田车里，来自伦敦的小胡子和两名持冲锋枪和机关枪的塔利班人员也上了车。
车子停了下来。这是拉尔他们的一个据点，有14名身穿脏兮兮宽松外衣的战士驻守在这里。
第二个据点是一个乌孜别克族聚居的村落，里面的战士都是些10多岁的孩子，不过领头的是个老战士，曾参加上世纪90年代阿富汗的内战。
在离开村子的路上，拉尔对我说：“看了这些，你该明白，塔利班来自人民。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生存下去。在这里，每座清真寺是我们的据点，每座房屋是我们的据点，宗教学校也是我们的据点。每发火箭弹要1300阿富汗尼（约合26美元），我每天都要用火箭弹，如果没有人民买单，我怎么承受得起？昨天我们发动了一次汽车炸弹袭击，那辆汽车就是村子里的人买的。”
3．拿着冲锋枪的孩子
当晚，美军特种部队和阿富汗政府军出动直升机，与拉尔的人交火，两名塔利班成员被打死，另有多人受伤。这次战斗让拉尔他们对我们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是我们引来了美军。于是，第二天天刚亮，名叫比拉勒的头目很礼貌地告诉我们，必须回答几个问题。我们的手机、背包和相机也被没收了。
我们被拘押在一所宗教学校里。在一个房间里，我们见到了30多岁、戴着眼镜的艾玛努尔哈老师以及他的学生——小的有七八岁，大的不过10多岁。这些孩子都包着头巾，手里拿枪。
由于昨天晚上和一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参加了对美军的战斗，艾玛努尔哈老师眼睛红红的。
“我12岁时就在巴基斯坦学习英语了。”艾玛努尔哈用英语说。他说得很慢，但发音很准确。
3年前，艾玛努尔哈来到这所学校。“我起初并不想加入塔利班，我当时只是一名学生，到这里来是为了求学。但学校里所有的人都在和拉尔并肩作战，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加入，我同意了。”
早晨8点左右，一些年龄较小的学生出去准备早餐。过了一会儿，他们回来了，在地上铺开一块布，然后摆放早餐：茶，面包，以及一些黄油。
面包有凉有热，小一点的学生礼貌地拿起冷面包吃起来，把热的留给别人。
饭后，孩子们在教室里自习。他们先是拿起书亲吻了一下，然后朗读。过了一阵子，孩子显示出顽皮的天性，开始说笑、嬉闹。一个8岁的孩子放下书，拿起放在墙角处的一支冲锋枪做瞄准状，嘴里念念有词：“哒哒哒哒……”仿佛在射击。
我问几名学生为什么要到这所学校来，他们回答：“为了圣战。”
4．夜间，我们被关进监狱
我们在那所学校里呆了大半天，被一遍遍地提问。我们一再被告知，一旦调查结束，我们就会被释放。
下午晚些时候，比拉勒走了进来，说很快就会释放我们。但两个小时后，他们说这里很不安全，经常有美军无人机出没。到了晚上，他们决定把我们转移到监狱里去。
临行前，我们被允许换了衣服，随身带一本书、一包香烟，然后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铐，塞入一辆轿车。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曲折前行，车子停了下来，我们被人引导着上了一个很陡的坡。
过了一段时间，一双手解开了我眼睛上的蒙布，手铐也被打开。借着月光，我吃惊地发现，眼前，一条宽阔的马路夹在两座高耸的大山之间。
“快走！”我身后的一个黑影喝道。紧接着便听到枪支的保险打开，枪栓拉动的声音。
在两名身穿迷彩服的人押解下，我们走了9个小时崎岖不平的山路，终于在破晓前到达了山顶处的一座房子。我们脚踝上被拴上了沉重的铁链。
看守我们的人是一个有佝偻病、胡子垂到胸前、目光凶狠的家伙。据说，当地塔利班武装各个派别的头头们都会把他们抓获的人送到这里，由此人看管、审问。如果要处死某人，也由他来执行。
关押我们的房子之前可能是一个农舍，房屋两米多宽，4米多长，低矮，没有窗户。大多数时候，里面黑漆漆的，地面上还有羊粪。
我们和看守都住在这间屋子里，在一张床垫上睡觉。床垫上铺着脏得黑亮的床单。
每天的早餐和晚餐都是一样的：绿茶和黑面包。午餐则是阿富汗汤——把面包浸在肉汤里。
5．监狱看守的待遇几乎和犯人一样
看守说，过去几个月，已经有很多人从这间牢房里走了出去。其中有一名卡车司机，因被发现为北约军队运送物品而被抓，他的卡车被焚毁。
“10天前他交了很大一笔罚款，我们才放了他。”看守说，并称前不久一名阿富汗国民军军官被关了进来，族人出面担保他“再也不会回到政府军队里去”，这名军官才被释放。
当然，并不是所有被关进来的人都能获释。“除非得到命令提审他们，否则我们是不会打犯人的。”看守郑重地说，“提审时就得打，否则他们不会告诉我们真相。在那个卡车司机之前，就有一名奸细在这里被关了两个月。我们每天打他，直到他招供。最后他被处决了，是我亲手把他吊死的。”
看守有时会送我们一些小礼物。有一天，他送给我们一小袋糖。还有一天，他送了一支牙刷。有时甚至会送我们一块肥皂。
除了这名看守，这里还有另外7名警卫，有10多岁的小孩，也有成年的强壮战士。这些人多为塔利班的最底层士兵，都是穷人且目不识丁。他们的处境不比犯人好，甚至和犯人是一样的：他们不能离开牢房，不能用手机，晚上睡觉得跟犯人睡在一起。为防止犯人逃跑，他们就把犯人的脚和自己的脚绑在一起。至于吃的，也和犯人的伙食一样简单。
这些人惟一的特权便是可以“沾光”——喝令犯人到光线不足的地方呆着，有灯光的地方全被他们霸占。当然，不爽的时候他们可以对犯人动粗。
在这座牢房里呆了5天，塔利班终于弄清了我们的身份，便释放了我们。回到那所宗教学校里，拉尔和他的手下向我们道歉，并归还了我们的物品。离开时，他还拿出一叠美钞，说要给我们每人100美元，“算是补偿你们这几天遭的罪！”他说。
我们婉拒了，然后动身返回了喀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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