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2009年开始，浙江影视每年都会举办“影视年鉴”，欲打造“行业标杆”。2010年11月20日在浙江影视娱乐频道直播的“影•响2010—为浙江影视喝彩”大型“影视年鉴”晚会，可谓群星云集，它用点评喝彩的形式对浙江影视文化产业进行了阶段性盘点。2010年，浙江影视参与出品的影视作品如《唐山大地震》、动画片《秦时明月》等全国热播，被影视业界称为“浙江年”。

　　而从业绩数据来看呢，目前浙江省的情况，完全可以称得上“影视制作大省”了：当前浙江省注册的影视机构604家，占全国影视制作机构总数的14.1%(全国4057家)；2009年，浙江省获得发行许可的电视剧27部863集，占全国总量5%。发行电影15部，占全国总量3%。动画片3万2千分钟，占全国20%，列全国第二。各影视制作机构参与省外、境外投资拍摄的影视动画2500部集，总投资超过10亿人民币；截至2010年9月，浙江影视完成电影27部，同比增长50%，电视剧产量33部1132集，同比增长50%，占全国总量11.5%，列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北京。浙江影视近年来生产影视作品的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不仅有高数量，还是有高品质。比如《我的美丽人生》、《牵挂》、《流星蝴蝶剑》这三部电视剧就分别上了央视一套黄金档和八套，出品方分别是杭州中蠃影视、浙江华新影视和浙江华策影视；电影方面，浙江影视集团投资拍摄了《超强台风》，投资参与了冯小刚电影《集结号》、《非诚勿扰》、《唐山大地震》等，还参与了电影《风声》的拍摄。其中《中国往事》获得“首尔国际电视奖”大奖，为中国电视剧在国际上获得的最高奖。《十万人家》、《北风那个吹》分别获得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一等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动画片《中华五千年》、《郑和下西洋》等23个项目名列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榜单,《梦回金沙城》成功入围第83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带有“浙江创造”印记的影视产品开始走入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

　　面对影视产业的繁荣，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据了解，目前各个产业的热钱正纷纷涌来，有投资公司的调研结果显示，仅浙江一省，预计未来5年将会有超100亿元资本砸向影视行业。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动向。浙江影视何以有如此迅猛的发展？背后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推手？带着这一问题，观察记者对浙江影视作了一番梳理。

　　曾经的困境

　　浙江早期的影视状况着实让人无法乐观。那时候，就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吧，从电影上来说，浙江倒是有一个电影制片厂，就在杭州现在教工路小百花越剧团剧场的背后，因为经费、人才、指标等原因，电影厂好几年才偶尔拍一两部电影。记得比较早的一部电影叫《胭脂》，是越剧故事片，浙江人那时能看到自己的电影而颇觉新奇。那时的电影厂厂长韩滔经常奔奔忙忙的，直为一些艰辛大叹苦经，让人觉得浙江要拍电影太不容易。

　　浙江人要看电影要先通过省电影公司总发行。电影当然大部分是来自省外或国外的，那时能到省电影公司的放映厅去看试片就算是很高的待遇了。什么陈凯歌的探索片《黄土地》、张艺谋的获奖片《红高粱》、《秋菊打官司》、吴天明的《人生》，都是通过电影公司这一个口子引进。那时候电影院线也还没有实行分账制。发行电影就像批发其他商品差不多。电影院的票价也框得比较死，只是在惨淡经营而已。

　　浙江的电视台以及电视节目可没有现在那么多。制作播出就是平平常常的。偶尔有几部引起关注的电视剧出来，大家的新奇感就犹如看卫星上天。那时候浙江倒是出了几个名编名导，如著名演员史兰芽的父亲史践凡，因执导《中国启示录》以及《鲁迅》而闻名远近。还有大牌编剧程蔚东，一鼓作气写了几部曲：《中国神火》、《中国商人》等。应该说，浙江影视界的这些努力也给全国观众带来一些精神食粮。然而，对于广袤的影视天空来说，这些也只是难以满足人们眼睛饥渴的几颗“星星”而已。

　　对于那时候浙江影视并不景气的现象，在这个行里多年的老同志这样说：“那时候跟其他剧团、图书馆也一样，体制上国家养着，吃大锅饭，没有创业创新氛围啊！怎么能弄得好呢？”

　　艰难突围

　　浙江人没有被困境困着。浙江人最大的特点是敢为天下先，不等，不靠，自发地自我突围，用自己的头脑和手脚硬是走出一条路子来。

　　都说农民创世纪。在影视界也是这样。浙江农民、横店集团的老总徐文荣就是一个敢于突破的人。他不是文化人，也没有任何影视方面的资源，那时他就敢说要在横店打造一个东方好莱坞。

　　说实在的，那时候观察记者听到不少对徐文荣的嘲笑：“一个土包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那种怀疑声至今想来都觉得还是那么清晰。

　　的确，人们的怀疑也不是毫无道理。你想想，一无所有，要文化没文化，要人才没人才，就想打造“东方好莱坞”？那时大家都只知道外国大片好看，仰视国外，对于浙江影视眼前的冷落现状呢，有一点妄自菲薄也是正常的。

　　“那个时候，文化领域还不开放……。”横店集团总裁徐永安在接受采访时曾如此描述。

　　然而，浙江人的代表之一徐文荣就偏偏不信邪。他就能像当年突破经济制约框框那样，在文化界也能突破体制的约束。他到处跑批文，办手续，自己投资，自1995年转向影视业以来，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竟然累计投入约30亿元开发影视产业基地，硬是探索出了一条企业自主投资建设、以市场为导向的影视产业运作体系。现已建成上至宫殿、王府、达官府第，下至街道、肆坊、民宅，乃至牢房、妓院，一应俱全的场景，有广州街、明清宫苑、清明上河图等13个影视拍摄基地和两座超大型现代化摄影棚，场景时代跨度之大，远至秦汉近至民国，涵盖上下五千年。横店影视拍摄基地累计接待了近千个中外影视剧组，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影片生产基地和亚洲规划最大的影视剧拍摄基地，被称为“中国好莱坞”。

　　这是一次成功的突围。

　　像这样率领大家突围的浙江汉子不止徐文荣一个，长城影视传媒（集团）公司的总裁赵锐勇先生也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记得那时候赵锐勇先是一个土生土长在浙江诸暨的写作人，也可以称作为作家，曾经写过《天竺山传奇》电影剧本，后来调到杭州《东海》杂志任主编。没想到过后没几年他就创办了长城影视公司，以拍记录片见长。1999年时他拍的共和国50年的纪录片“共和国之最”闻名遐迩。观察记者当年去采访他时，他那个雄心勃勃的样子至今难忘。别的文化单位吃大锅饭时，他从国有文化单位下海自办了自负盈亏的影视公司，机制特别市场化。

　　现在，长城影视传媒（集团）公司成了全国最大的影视传媒机构之一，下辖北京长城影视、浙江长城影视、浙江长城纪实、全国百家城市电视台协作体、东阳长城影视、《纪实》、《文化娱乐》期刊出版社、杭州科奥生物等多家机构。公司年产电视纪录片2000集，年产电视剧100多（部）集，年代理中央电视台等各类广告5000多万元，公司拍摄的电视剧和电视纪录片多次荣获全国性各类大奖。目前，长城影视已初步形成了以电视剧、电视纪录片、刊物、广告、发行、影视学校等文化产业的集团化、市场化动作。

　　而浙江著名民营企业广厦集团早在10多年前就已开始涉足影视领域进入文化行业，它旗下的华新、春秋、亚视等影视公司是民营影视产业的主力军，所创作的《绍兴师爷》、《尚方宝剑》、《杨门虎将》等影视剧都赢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

　　最近几年，最火的还要数动漫产业。成立于2003年的中南卡通，从欧美、日本等地引进世界先进技术，投入巨资，原创制作了《天眼》、《魔幻仙踪》、《麋鹿王》等叫好又叫座的动画。其中，《麋鹿王》上映时，仅仅用了四天时间，就创下了500万的票房。目前，中南卡通的动画片年生产能力已达到6000分钟，并在国内建立了自己的节目发行网络。

　　大人物大气魄大手笔，小人物也在为浙江影视添砖加瓦。原来在省电影公司从事发行工作的柴红兵、黄镭光电影看多了，也跃跃欲试想自己来拍电影，成立了今古电影工作室，也拍了几部电影。

　　“借船出海”是聪明的浙江人用的一计。自己的名声不大、实力不行，就与人合作，借别人的名气推出电影电视。许多电影电视剧就有浙江影视公司的搭车参与。

　　电视台方面，湖南卫视的火爆使得浙江电视界也坐不住了，于是从体制上、节目内容上着手大刀阔斧改革。浙江教育频道那时在节目上折腾得是比较多的。记得几年前在西湖旁边的天上人间茶馆，观察记者与时任教育频道总监的夏陈安先生有过一次会晤，从交谈中感觉到他始终在为电视节目的创新绞尽脑汁，浙江电视的创新就要靠这样的事业心强的领导。果然，几年后他入主浙江电视集团总编，参与折腾的“中国蓝”系列让全国同行刮目相看。

　　浙江影视就是这样在艰难中突围的。

　　但是，由于没有从体制上根本突破，浙江影视的突围也只是靠着一些个人的勇气和毅力在左冲右突，成就并不显著。那时候的浙江影视生态环境与全国的并无二致。在2002年之前，浙江所有的影视制作主体只有39家，仅是现在的1/13。仅有的2家所谓的民营影视单位，也都戴着“红帽子”—“华新影视”是与浙江省电视剧制作中心合作成立的，直到1997年，才正式脱离电视剧制作中心，开始自主经营；“长城影视”则是挂在浙江省文联下的创作机构，2005年改制成功后才完全由民营资本控股。

　　“那个阶段的投资主体很单薄，但民营资本已显示出潜在的积极性和强烈诉求，”时任浙江省广播电影电视局副局长的胡瑞庭记得当时还做过一个调研，“全国各地有很多影视机构都来浙江寻找资金。据统计，那时浙江在全国范围投入影视制作产业的资金不下1亿元。”

　　关键点在于体制改革

　　浙江影视的突围并不容易，它能突围成功，总结起来主要还在于文化体制的大胆改革。

　　浙江是中央确定的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影视业的发展，将其列为全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影视文化是所有文化中较为重要的一块，要发展文化大省，影视当然也不能弱小。

　　而从总体看来，影视生产力的支撑也无非靠影视产品实力、技术实力、经营实力，其背后则是影视人才实力和影视业的经营等管理体制和机制。

　　而浙江影视曾经一度的现状是怎样的呢？

　　有关专家这样评价—虽然有了一些突破，但总体上产业意识还较淡薄，客观上存在着重意识形态管理，轻产业发展的倾向：

　　表现在管理工作中，对影视生产的年检年审、剧目立项、作品审查等抓得比较紧，但对影视业作为一个产业如何来发展推动，研究谋划得比较少；

　　表现在生产单位，特别是国有生产制作单位，市场意识淡漠，受旧的体制和机制的束缚，对影视产业化明显准备不足，改革和发展步履缓慢，政策鼓励不充分；

　　表现在影视剧生产准入上，门槛高、障碍多，对民营企业的进入心存疑虑，市场化机制建立缓慢，特别是影视业的投资没有形成相应的资本运作模式，国有影视生产单位尽管长期以来资金不足，但体制上的弊端又对社会资本的进入形成梗阻。

　　浙江影视的真正突围是在2002年。

　　就是在那一年，我国颁布了有关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电影业的规定，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标志，制片的准入门槛降低了，普通的民营影视机构都可以立项拍片。

　　借这个东风，浙江省广电局及时提出了“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降低门槛、放开搞活，扶持国有、支持民营”的要求，并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强化产业意识，研究思路措施，达成了影视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发展民营影视企业是浙江影视业发展的新亮点的共识。

　　首先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求突破。当年10月，当时的浙江省广播电视局制订的《关于加快浙江影视产业发展若干意见的公告》也正式出台。在8条意见中，突破原来的“注册资本300万元”和“需挂靠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这2条是当时最大的改革亮点。

　　为了鼓励多元影视主体诞生，在制订《意见》时特意放宽了条件：“注册资本300万元”可以在3年内实现，其实这一点在而后的实际操作中更加“变通”，对确有影视制作经营前途而一时注册资金又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公司，允许在三年内累计达到；“挂靠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如果一时找不到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挂靠的企业，可直接挂靠当时的浙江广播电视局：

　　对原来制作设备方面不尽合理的大而全、小而全的要求，则鼓励一些实力较强、设备齐全的公司向中小影视公司开展租赁业务，既解决了大公司设备闲置问题，又解决了中小影视公司一时买不起设备的困难，实现了双赢。

　　《意见》支持国有影视业单位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根据企业不同的性质、类型，采取国有独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制等不同方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大力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影视企业，并参与国有影视企业的公司改革。

　　政策一放宽，仅2003年，浙江的影视注册主体就从39家激增到100多家，其中民营公司占新成立公司的66.7%。之后逐年递增。“浙产剧”产量也大幅提升，从2002年仅有的200多集，飞跃到了2008年的1400多集。

　　随后，“华策影视”、“长城影视”、“绿城文化”等一批实力较强的民营制作公司得到了电视剧制作甲种许可证，民营影视公司正式获得了和国有影视公司一样的身份。

　　在国家广电总局发布的第44号令允许在中方控股51%的条件下，外资与境内民营影视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的政策下，浙江参与的《激情燃烧的岁月》、《玉观音》、《亮剑》、《狼毒花》、《士兵突击》等一大批优秀电视剧应运而生。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电视剧产业近40亿元的流动资金总量中，近70%的资金来自于民营资本；在国内年产15000集左右的电视剧市场中，由民营影视公司独立和参与制作的电视剧已占80%。浙江也是如此，当年的“游击队”已成当今影视产业的“主力军”。

　　政府的角色也在变，充当着“好参谋”和“好帮手”的角色。政府的职能和作风，为浙江影视业的大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指导、更有利的政策、更有效的服务，进而创造更优良的环境。浙江影视业的发展充分借鉴浙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这其中自然也应包括政府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政府部门注重产品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求突破，也在剧本选取、题材规划、演职员组成、拍摄制作、发行销售等全过程进行跟踪指导，坚持影视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精品工程和繁荣工程两手一起抓。

　　影视节目购销体制也在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市场垄断，实行公平交易，建立有利于影视业整体健康持续发展的影视产品创作、生产、发行、购买、播出的科学合理、有序调控机制。

　　为了加快影视人才的培养，还积极争取北京广播学院的支持，成立了“北广”继续教育学院浙江分院以满足影视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为了进一步打造浙江省影视产业的龙头基地，浙江在深入调查研究和科学规划论证的基础上，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建立了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这也是国家广电总局迄今为止批准建立的惟一一个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

　　拍摄过《大腕》、《手机》、《天下无贼》、《集结号》、《非诚勿扰》、《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等一大批影视剧的影视产业“龙头”民营机构—“华谊兄弟”公司，几年前，能以“浙江华谊”为名在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注册，就是浙江有审批注册优势机制的原因。2009年10月30日, “华谊兄弟”成为“深交所”挂牌上市的首批28家创业板公司,一时间浙江民营影视业的发展成了人们追逐的焦点。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也成为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它与民营企业合资组建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受到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直接指导，实现了浙江省影视创作生产的强强联合，赢得了可观的市场份额。目前，新组建的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已有八家影视企业。

　　正是有这种有利于影视发展的体制创新，浙江的影视创作才随时代风生水起，佳作迭出，让人刮目相看。

　　未来：希望与挑战并存

　　的确，浙江影视业充满了希望，但也充满了挑战。

　　应该看到，在被广大业内人士看好的同时，浙江民营影视也有自身的“短板”。

　　有专家总结，浙江影视的“短板”首先是产业化程度低，市场化运作机制尚不完善，造成这些民营影视还未真正形成通畅的生产营销链条，“小而全”的生产模式也使得单位成本偏高。而且浙江的民营影视机构大多为“小舢板”，机构规模普遍偏小，从统计数据上看，注册资金在100万元到1000万元的社会民营影视机构占了70%以上。

　　这些机构涉足影视产业是为了“做事业”还是为了“做投机”？是做“一世”还是做“一时”？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通过重组整合，打造影视“航空母舰”，也许是浙江影视产业主管部门正在构想的一条“浙江式”路径。有必要进一步通过加快影视体制改革，通过国有单位产权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浙江影视业整体的活力、实力和竞争力；通过市场运行机制，大力培育市场主体，鼓励国有与民营、民营与民营等影视单位的联合，尽快形成一批在全国具有竞争力、品牌效应显著的影视生产经营企业。

　　其次，浙江影视人才的储备也是浙江影视业能否持续发展的一个方面。影视产业是创意产业，而这些产品和服务是制作人员的智力成果。没有优秀的创作人员，就没有蓬勃发展的影视产业。因此，影视人才资源影视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是推动影视产业发展和提升电视台、影视公司等核心竞争力的第一推动力。但据统计，中国影视人才的缺口却超过20万。浙江的影视人才相对其发展规模和速度来说也并不富裕。

　　虽然浙江本土也出了一些优秀编剧，但目前依赖得比较多的还是省外编剧，“一剧之本”的剧本来源将成为一个问题。还有浙江的导演人才，摄影人才，演员人才……从何而来？要打造影视大省这些都是不可忽缺的重要力量。而目前浙江却缺少一个像样的影视学院。现在只是以浙江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浙江传媒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培养和引进一批编剧、导演、策划人、制片人、出品人、发行人，来形成一支影视专业人才队伍。

　　第三，激励政策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拍得好的影视作品有奖，设立重奖大奖，也是一种好的激励措施。

　　好在省广电局最近已经开始对电影“凤凰奖”、电视剧“牡丹奖”给予了一定奖励。杭州市设立了每年7000万元的文化创意产业专项资金，宁波、温州和东阳也有扶植影视产业发展的奖励办法。接下来，广电部门要进一步增加对原创影视作品生产创作的扶持，增设奖项，改善设奖结构，建立优秀影视作品推荐制度，对在央视播出，在观众中产生重大影响，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好评，获得国家级各类奖项的影视作品制定配套奖励政策。这些，都是将对影视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有待健全的好措施。

　　浙江影视在浙江人的改革下取得了成功突围，值得庆贺！相信，浙江影视在进一步的深化创新改革下，一定会更迅猛快捷地成功崛起。 ■

(责任编辑：高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