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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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上个月底闭幕的广州亚运会令中国再次有机会向世界展示了自我。但在围观正成为主题的今天，人们更在乎的一定还有，展示之后，世界将给出怎样的评价。
外国人怎么看？这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文明史中从未停止过的好奇心。而从700多年前的《马可·波罗纪行》起，世界便开始了以文字形式作出回答。那么，700年后，当中国题材的书籍热销全球时，关于中国的答案，也愈发多元。而我们，从这些或激愤或冷静或精细或粗略的铅字里，又会读出怎样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西方文字下的中国秘密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今天的世界，无论关于中国的争论如何激烈，总有一点无法否认，那就是中国叙事的“眼球效应”。
而关于中国的书籍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并越来越受到关注，也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些从未间断并且越来越多的以中国为关键词的新书，正悄悄摆上国外的书架。这股近十年来一直呈现上升趋势的中国图书全球热，也正带领世界读者集体围观中国。
出版业的“中国效应”
今年春天，华裔作家闵安琪带着她的新作《中国珍珠》到纽约做宣传。闵安琪以赛珍珠为主角的传记小说用心良苦，意图通过赛珍珠与中国女子小柳的虚构友谊打造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史诗。
旅居海外的华裔作家“回头看中国”，英国人保罗·弗伦奇则将目光对准了中国的历史。这个20多年前就来到中国学习、生活、工作的英国人，2010年写就了《镜里看中国：鸦片战争到毛泽东时代之间的驻华外国记者》一书，通过对中国历史特殊见证人的记录，刻画了在华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
关注东方大国的昨天和今天，事实上，全球出版业的“中国年”两年前即已开始，并一直持续至今。
2008年，美国出版界出现“中国年”概念，《中国三十年》《中国大趋势》《当中国统治世界》相继面世。第二年，英国出版业龙头剑桥大学出版社亦迎来自己的“中国年”。
在美国，衡量一本书是否成功的最明显标准之一是：它可以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待多久。而新世纪十年里中国题材图书一举打破长达多年的沉默，接连登上排行榜并引发巨大话题，早已不再是美国出版业的“怪现状”。美国驻华记者、自由撰稿人彼得·赫斯勒多年前出版的两部纪实性作品《消失中的江城：一个西方作家在长江边城的两年》和《甲骨：流离时空中的新生中国》，至今仍在多家图书销售网站出售。该书由哈泼－柯林斯公司出版后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作者本人也因此一举成名，被认为是美国最知名的中国题材书作者之一。
随后美国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于2007年推出女记者萨拉·邦焦尔尼的《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上市后，没有悬念地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继而，美国许多出版公司开始设立专门出版中国图书的部门，包括企鹅、哈泼－柯林斯、兰多姆等。
而在英国，走进大英博物馆对面的阿瑟·普罗布斯塞恩书店，你会发现这家百年家族老店里的中国题材图书藏书量非常可观。在店主迈克尔·谢灵厄姆的记忆中，过去整个英国关于中国题材的图书少之又少。而现在，书店为客户提供的新书目录上就列有150种与中国相关的书籍，在网上同时销售400种。据说，著名英国文学代理商托比·伊迪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文学代理生涯结束时能用10本书改变英国读者对中国的看法，让公众换一种方法思考问题。
关于中国的书，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本？这个问题几乎令人无法作答。因为，在每天浩如烟海的新书中，作为一个关键词，“中国”二字所聚集起的人气早已不再是一组单纯的数字，它还代表着好奇、猜测、印证、话题乃至争议。
正读与误读的标签式写作
尽管质量参差不齐，作者对于中国发展的看法也莫衷一是，但对西方乃至对中国本身，这些书籍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干预力。
这种干预力，多半取决于内容上的价值衡量。而在一切速食的现代文明中，“标签”完全有理由成为另一种快捷的图书鉴别方式。例如那些总是从宏观角度出发以缺少严谨性的大词汇来描绘中国的书籍，便被西方学者把统称为“Big China Books”（大话中国书）。近些年出版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共产党统治者的秘密世界》《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在改变世界》《中国震撼世界》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甚至除英文以外，以其他主要欧洲语言甚至是非洲语言出版的书籍也纷纷面世，如《强大的魅力：试析中国软实力》等。
也许，那些关于宏大中国的陈词滥调并不值得深究，但更多的书写者怀有的，仍是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经济改革、社会变化以及人文历史中某个细枝末节的好奇，并以此为动力，出发上路。伴随这种田野式调查的，是面向一切的发问：中美关系、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环境污染、知识产权、民主化进程、公民社会和人权问题……他们所深入体验的，是一个独一无二而又千百种面目的中国社会。彼得·赫斯勒的《消失中的江城》和《行过城乡》，罗布·吉福德的《中国道路》，张彤禾的《工厂女工》，迈克·迈耶的《老北京最后的日子》等，堪称此类中的经典。
说来有趣，整个20世纪里，西方人的中国喜好大多源自他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发展的求知欲，另一种兴趣则出于对“黄祸论”中“傅满州博士”或小脚女人的好奇。一个典型的例子恐怕要属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他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写出一本《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描述19世纪中期一个中国人寻死却不成的悲喜剧。据说，开始动笔前，这个素爱冒险和幻想的作家大量恶补关于中国的知识，主人公“金福”的名字以及大量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细节显然便来自于此——在纯粹的想像中，他塑造了一个遥远、神秘而破败的异邦。
另一方面，即使是信息趋于公开透明的今天，中国“黄祸论”依然有着足够大的市场。这种近乎阴谋论的恐惧造成了另一种唱衰中国书的存在，从《在龙的利齿中：美国面临中国强权时代的命运》、《中国令我担忧》甚至是《中国即将崩溃》中，都能看到一种危言耸听式的悲观论调。
探寻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秘密
文字可能掩盖真理，但也不能否认——如果不是出于恶意——利用文字寻找理性的行为本身就拥有一种尊严。
就像那本著名的《内裤从哪里来？——一包内裤看中国》。
一切的开始都如此偶然。在新西兰的商店里用8.59新西兰元买了一包内裤之后，作家本尼特长途跋涉来到了中国的一片棉花地上，然后把身上的衣服脱到只剩一条内裤。本尼特看着手中这包中国制造的内裤，深深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他无法想像生产一包内裤的成本竟然可以这样低。从棉农到织布工，从橡皮筋厂到制衣商，从出口公司到本地分销商，经过了层层的利润加成之后，5条内裤的价格怎么还不到10新西兰元？
本尼特决定来到内裤生产的源头，亲自去发现这个国度的秘密。
他探访了中国上海、泉州、义乌、温州等地的工厂，还有新疆的棉田。随着这包价值8.59新西兰元的内裤背后的故事渐渐展开，本尼特见到了一个让他吃惊不已的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
同样是观察中国经济，英国《卫报》记者乔纳森·沃茨则选择以儿时的疑问为起点：当十亿中国人同时跳起来，地球会发生什么？（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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