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拉：美丽而柔韧的，珍物

　　桑德拉

　　美丽而柔韧的，珍物

　　她的作品被评价为“诗小说”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南京

　　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来到中国，带着10只箱子！——要不是航空公司限制，她也许还会打包带上7条狗，它们是她的宝贝，并可以在男人离开后，分享她的大床。

　　她年轻时出名的美丽眼睛依然很美，虽然体重发生了一些改变，“女人在知道自己美貌的时候最为powerful。”她说。这个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棕色”的女孩依然是棕色的，而且依然会在跨进书屋的一瞬间像小女孩般快乐地拍拍手，踮起脚尖。她56岁。

　　左手绿松石的大丽花手镯；右手小狗史努比手表；胸口的项链坠，垂着慈眉善目的观世音菩萨，这三个文化混合的符号明示着桑氏的个人标签：墨西哥裔；美国籍；佛教徒。看看她左手臂上那枚巴掌大的刺青，墨西哥的圣母瓜达卢佩，安详又神秘，像东方的佛陀般端坐在莲花宝座上。“我自己设计了这个图案，在墨西哥宗教画里，圣母瓜达卢佩从来都是站姿，但是我让她在佛教的莲台上打坐，背后我借鉴了印度宗教图案。”桑德拉用刺青提醒那些看着它的人：众神归一，宗教无别，天下大同。这是我的神，也是你的神。

　　《芒果街上的小屋》是桑德拉•希斯内罗丝最广为人知的作品，这本毫无文学野心的小册子，貌似“童书”，但在美国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出版次年便获得美洲图书奖，并陆续入选大中小学教材和雅思托福体库，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成长文学经典。耶鲁大学的大牌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专门编了一本导读，把这本看起来已经足够简单的小说条分缕析、挖掘隐义，他的放大镜没有放过即使是一个单词。在中国，《芒果》多年来一版再版，卖出四十多万册，虽然出版社最初的估计是2万册。

　　“大笑着让男人落荒而逃”

　　墨西哥人对“另一边”（邻邦美国）的情绪是复杂的，父亲是美国第一代移民，娶了“另一边”的女人，出身中产阶级的他原本在墨西哥过着殷实的生活，正如她曾在小说里写的：吃芒果都由仆人切好，装在盘中端上桌子，用擦得锃亮的小银叉取食。而另一边，美墨混血的母亲却习惯于站在厨房里用餐，垫着报纸把水果胡乱切开，外公还大声吆喝着：“来来来，吃吃吃！”

　　桑德拉有6个哥哥，她是家中唯一的小女儿，这一特殊身份决定了她处境矛盾：墨西哥有父权和兄权的传统，男尊女卑，但同时她又饱受父亲宠爱。在“这一边”可以成为会计师的父亲，到了“另一边”迫于生计沦为手艺人，靠做木匠为生。父亲总是耿耿于怀，他从小就提醒孩子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他希望我用脑袋而不是用双手谋生。”这种情怀，让父亲从不吝啬给女儿受教育的机会，鼓励她上大学——虽然墨西哥传统妇女的宿命不过是嫁人和生育，婚姻生活的主要内容可能是家务和挨打，以及守在窗边等丈夫回家。

　　桑德拉很小就决定对此说不，她借《芒果》里埃斯佩朗莎之口说，“是她让男人发狂，是她大笑着让男人落荒而逃。她的力量是她自己的。她不会放弃它。我已经开始了我自己的沉默战争。简单。坚定。我是那个像男人一样离开餐桌的人，不把椅子摆正，也不拾起碗筷。”这是小说里未成年少女的稚子之声，也是墨西哥裔女性的独立宣言。

　　作为著名的女性主义作家，她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这个名词已经被男人滥用和妖魔化了，我们有必要发明一个新词”。

　　离学院派写作越远越好

　　桑德拉的母亲热爱艺术，她总是想方设法带着孩子们去听音乐会、歌剧，参观博物馆、艺术展览，“虽然我们家买不起门票，但母亲总能带着我们在周六的公共免费日欣赏到好东西。我们能看到真的毕加索原画，真的埃及木乃伊……”这一大家子住在墨西哥裔贫民区，精神上却是贵族。

　　从中学时代，她就开始偷偷地写诗，早期的作品很清新，也很孩子气，都是关于大自然，她相信一切都有生命，会对树说话，跟鸟谈心。这为她后来成为佛教徒打下了伏笔。等她当上老师以后，她发现她的一个学生在同样年纪写下的诗截然不同，他的诗总是充满麻烦，“忧伤得像一所失了火的房子。”

　　因为出色的写作天赋，桑德拉被推荐到爱荷华大学的研究生写作班学习，这一段经历在她记忆中并不愉快。“我在爱荷华大学参加过的写作班简直恐怖之极，那种技巧的训练对写作其实是摧毁性的”，“在大学时代我开始意识到阶级的存在。”她一直在构思《芒果街上的小屋》，童年的经历，邻居们的遭遇，加上她后来担任大学老师和中学辅导员时一些有色人种学生对她的倾诉故事，在脑中织成一片，让她在夜里无法入睡。

　　桑德拉首先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其次才是小说家，但是在美国，出版诗歌作品要困难得多。年轻时候，因为找不到出版商，桑德拉印刷了500册自己的诗集，自己站在街边向过路人叫卖，一美元一本。她因此考虑用另一种更容易被出版和接受的方式写作：诗歌的语言，小说的内核，短篇的形式，有情节，但不连贯，分许多篇章，可以从任何一段开始读，也可以跳着读，可以每天抽空，不连贯地读，如果愿意重读，还能发现新的深义，而且不分老少，不分教育程度，不分工作种类，是“一本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读的书。”

　　为所有人写作是一种宏大的野心，但《芒果》确实做到了。比绝大多数作家幸运的是，桑德拉在二十来岁就找到了自己的语言，她的作品被评价为“诗小说”。意识流、短句子、意象、通感、天马行空的修辞想象，以及到处埋伏的韵律，让她的小说拥有了诗歌般金色的质地。“我试图找到一种表达方式，离我在学校里学到的学院派主流写作越远越好，教授们仿佛什么都懂，而一个年轻的小女孩却什么都不懂。”她的《芒果》，语言风格就像一位11岁小姑娘的喃喃自语，就像下面这段，一位读者称“我以为那是我自学外语以来看到过的最甜美的异国文字”：

　 But my mother's hair, my mother's hair, like little rosettes, like little candy circles all curly and pretty because she pinned it in pincurls all day, sweet to put your nose into when she is holding you, holding you and you feel safe, is the warm smell of bread before you bake it, is the smell when she makes room for you on her side of the bed still warm with her skin, and you sleep near her, the rain outside falling and Papa snoring. The snoring, the rain, and Mama's hair that smells like bread.

　　作为少数族裔的写作者，“身份”始终是桑德拉行为意识中的关键词，在写作班当老师的时候，她就常常要求她的学生们列出：你与家人不同的10样东西，你与同学不同的10样东西，你与你同宗教的人不同的10样东西，你所知道但别人不知道的10样东西。她说，人们就是在差异中确认了自己。

　　因为始终书写墨西哥裔的生存故事，桑德拉在美国文化中也是被贴上标签的，跟孜孜不倦地描写中国的汤亭亭（ine Hong Kingston，美国华裔女作家，国家图书奖获得者）一样，她几乎从未涉足其他题材。“其实我是有选择权的，我可以不写这些。但现在事实是，我付不起这个代价。对移民美国的墨西哥人来说，现在是特别艰难的时代。我身边的亲人，叔叔、爸爸他们可以被恶意诽谤，随时都可以被关起来。墨西哥移民情况比20年前更糟，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之后，很多墨西哥人被迫向美国流动，大量的移民引起了美国居民对有色人种的恐惧，如果以前黑人是美国的最底层，那么现在，墨西哥人是美国的最底层。如果我不去解决问题，我不是解决问题人群的一部分，那我就成为了造成这个问题人群当中的一部分。我就成为了问题本身。”

　　“我写的不单是美国的事情，也是你们的，我肯定，在中国，也有这样一条芒果街，陌生人去到那里时，会感到一种‘恐外’的氛围。尤其，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如此多的群体在互相交融：城市居民与乡村居民、中产者与贫民、男人与女人。我们每天都在跨越疆域，甚至不用离开自己的家就这样做了。”

　　她在33岁成为佛教徒，并用佛教徒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反战等社会事务中去，越南高僧送了她一个越南语的佛教名，翻译成英文的意思是“心中的小屋”。（她的《芒果街上的小屋》即是描写一个墨西哥小姑娘埃斯佩朗莎梦想要有一间自己的小屋）她当时就哭了。“我太感动了，他根本不认识我，也从没读过我的书，可他居然送了这个名字给我。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桑德拉也曾认为自己将来必须跟某个人结婚，而且必须生育孩子，“你的爱人也许会离开你，但是孩子会留下来。”但是现在，这一想法仍未实现。同居5年的伴侣不久前与她和平分手，他搬进来时两人购置的那张king function() { return this.length; }的大床，如今空出来的那一半，堆放着书、零食、遥控器，有时，猫与狗们也撒着娇表示要上床。一年365天可以在家里窝上300天的宅女桑德拉创下过在床上一呆就是3天的纪录。“我的爱好就是睡觉和做梦，白日梦和夜晚的梦，这比看电影还强，因为梦里你人是身在其中。”

　　她有过一次疑似心脏病发作的经历，只有她一个人在家，身边围绕着的是虽然忠诚但却无法背她上医院的狗。“回想起来，我的生命已经没有什么遗憾，所以可以随时从容赴死，我为自己预设的死亡就是跟我的7条狗在一起，或者死在一棵大树下。发作的那一刻，我很开心，啊，真不错，这正是我希望的死法。”

　　（本刊实习记者杨一对此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