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年终特刊：十年担当

（周熙/图）

　　南方周末年末特刊——《十年担当——一份报纸和她所报道的人物》。

　　南方周末编辑部

　　新世纪，走过了十年。

　　这十年，从入世至今，中国已经当之无愧的成为世界工厂，“made in China”已经成为我们应对世界的标签。

　　而中国，我们的创新丢了吗？

　　那些曾被我们寄望于创新的人都还在吗？

　　这十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翻了两番，已经跃升世界第二经济体；同样，中国的碳排放也跃居世界第二。

　　而中国，我们的责任丢了吗？

　　那些曾被我们寄望于责任的肩膀还在吗？

　　这十年，地球已无新鲜事。从SARS到北川再到2012的幻灭。

　　而中国，我们的梦想丢了吗？

　　那些曾被我们关注的悲伤者依然无助吗？

　　【未来力量】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王佩

　　编者按：这不是预测，这只是我们对中国下一个10年美好事物的祝福。

　　未来的10年，中国仍将处于急剧转型期。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各个阶层在快速撕扯下的断裂随处可见。人们期待更专业的法官以彰正义，期待更专业的校长普施教化，期待更睿智的城市规划师让居所变得宜居，期待更多的慈善家救济孤困，期待更湿润的价值体系来温暖灵魂。

　　我们力图从这些领域挑选出40岁左右的“领军人物”或者优秀群体，下一个10年，将是他们步入各自事业黄金期的10年。这只是我们虚拟的一个时光之镜，我们相信从镜子中所能阅读到的，不只是一群青年人在10年后的影像，它也是我们整个社会在10年后的影像。

　　【自媒体人：空缺】负责报道一切

　　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电子介质激活了人与人之间的弱联系，凭借信息技术，一个人可以延伸到所有的人。这种媒体形式曾被称为“自媒体”(WeMedia)，也有叫“新媒体”的，现在争议最少的叫法是“社会化媒体”(SocialMedia)。而我们习惯所说的传统媒体，在西方又称为“工业化媒体”。

　　为社会化媒体分类，并不比为人群分类更容易。Kaplan和Haenlein把它分为六类：合作项目，博客微博，内容社区，社会化网络，虚拟游戏世界，虚拟社区。

　　从目前来看，社会化传媒跟工业化媒体相比，除了“快”之外，还没有表现出特别大的优势。除非是圈中人，读者对快新闻的需求并没有那么迫切。早一分钟知道发生地震，还不如晚一分钟知道具体的地震方位与震级。至为重要的是，社会化媒体抢来新闻，还得靠工业化媒体以传统新闻工艺去采访和深挖。

　　工业化媒体在西方之所以讲求客观性，是其生存需要的必然，只有不偏不倚的报道才能争取大多数有消费能力的读者，从而获得广告商的青睐。而社会化媒体对于使用者来说，没有自我养育的顾虑，所以更能促进极端思想和惊人消息的流布。工业化媒体以新闻生产单位的整体信誉为新闻背书，社会化媒体目前只能以意见领袖的个人信誉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前者是商业上的担当，后者是道德上的承诺，哪个更靠谱，不言自明。

　　然而，社会化媒体的强大之处在于，其本身有一套新闻验证筛选机制，社会化传媒上的质疑之声，往往具有“疑似假新闻”解毒剂的作用。社会传媒各发布者之间的互相证伪，最终增加新闻的真实性。不过，这是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这样，社会化媒体的速度优势就被验证过程给抵消了。

　　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影响了媒体的议题设定，造成工业化大众传媒的新闻人，习惯了在网上找新闻，而不去考虑大众所真正应该关心和了解的内容。社会化媒体爆炸的碎片，也击碎了传统媒体。从“报道一切适宜的新闻”变成“报道一切信手拈来的新闻”。

　　别问我中国社会化媒体在未来怎么发展。这事谁也说不准，谁说也不算。如果不消除那些迷墙，再多的博客、微博、社会化媒体都成不了新型的媒体，至多不过是猜测的聚集，情绪的弥漫。

　　所以，在一个成熟社会中，无论是社会化媒体还是工业化媒体，其工作都是消灭情绪、过滤谣言，无论是传统记者还是新媒体记者，其职责都是零度写作、记录历史，无论是专栏作家，还是独立评论者，其作用都是训练思维、表达观点。再多走一步，可能就是谬误。

　　我相信未来十年，社会化媒体能够由热变冷，沉淀如铁，淬火如钢。

　　★推荐理由

　　电子介质激活了人与人之间的弱联系，凭借信息技术，一个人已可以延伸到所有的人。但猜测的聚焦，情绪的弥漫，以及一切类似的迷墙，都是可能阻止自媒体蜕变为负责的新型媒体的因素。我们希望，在未来十年，自媒体能够由热变冷，沉淀如铁，淬火如钢。

　　【城市规划师：空缺】最有希望的城市规划师还没出生

　　南方周末记者 鞠靖

　　身为东南大学教授、南京交通规划研究所所长、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副理事长杨涛的预测异常悲观：“在中国，最有希望的城市规划师也许还没有出生。”“在我眼中，中国年轻一代有才气、有灵气的城市规划师有一些，但是有锐气、勇气的规划师实在不多，这并不是说这些人不优秀，而是由这个职业和它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杨涛说。

　　杨涛相信，未来十年，正是中国最需要城市规划的十年，但问题是，城市规划师们要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还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城市的发展已经到了敏感而又关键的时期，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城市空间资源是政府现在最大的舞台，这也本应是规划师发挥功效的最大舞台。但是因为各种利益冲突，因为法制体系、政府定位和职能没有完全回归到公共利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我们面临大量利益协调，面临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面临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关系的处理。政府决策体制和机制必须回归科学、民主、理性、法治的轨道上。”杨涛说。

　　从这个角度上说，城市规划师们本身也是构建一个科学、理性、民主、法治的社会体系的主力，“他们未来身肩的重任、作用和舞台非常巨大。”

　　杨涛将城市规划师称为“社会工程师”，这个职业本身决定了个人角色很难凸显。“城市规划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尤其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规划师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他们只能是策划者、决策参谋。规划要成为现实，整个社会系统，特别是政府的推动力很关键。”

　　但到了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另一种“锐气”和“勇气”似乎弥足珍贵。杨涛说：“规划师更要站在客观、理性的思维和角度，做领导、媒体、社会的工作，发挥专业人士的道德和良心，敢于承担社会责任，敢于面对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压力。”

　　恰恰这一点，杨涛认为最难能可贵，却又很难要求一个规划师“持之以恒”。他曾认识一些很有才华的规划师，有一些走上仕途，成了官员，就无法秉持规划师的操守；另一些则游离在体制之外，无法影响决策，同样也无法真正发挥规划师的作用。

　　★推荐理由

　　未来十年，正是中国最需要城市规划的十年。但一些很有才华的规划师，走上仕途成了官员，就无法秉持规划师的操守；另一些则游离在体制之外，无法影响决策，同样也无法真正发挥规划师的作用。

　　【国学：空缺】燠热国学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王淏童

　　连李一都开国学研究院了。

　　世纪之初，我们曾判断国学将是未来十年的热门领域之一。在过去的这十年中，“百家讲坛”捧红了于丹，也掀起了“全民国学”热；高校纷纷开办国学院、国学班，小学生重读《三字经》；国学学者开始倍受关注，然而其中也不乏“伪国学大师”……国学仿佛迎来了它的春天，但也有学者担忧“国学热”背后浮躁的社会心态和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

　　在社会上的“国学热”轰轰烈烈进行的同时，大学里的国学研究却面临艰难的境地，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倡导西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承续出现断裂，当下的研究等于是在西化的背景下讨论国学，就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孟宪实所说，“一切都很不如人意”。而在另一个现实层面，尽管一些高校纷纷开办了国学院系，但是中国尚未承认国学专业，国学还没有学位代码。作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家国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近期的主要目标就是争取国学的“合法化”，获得国学学位代码，解决学位的问题。

　　孟宪实认为，当下中国的国学领域，“没有一个领军人物”，也预测不了未来能否出现这样的学者。尽管一些大学都在开办国学专业、培养国学人才，相比过去，国学的研究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但是百年以来，国学地位遭贬低，国学价值遭否定，而现在国学连最基本的“合法性”都没有，谈何出现领军人物呢？

　　十年里，国学确是“热”了，有争议，也有困惑，但当面向未来，学者仍然乐观。孟宪实说，中国未来十年一定会是传统文化大发展的时代。新中国建国六十年，前三十年发展的是政治和军事，后三十年发展的是经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却不能令人满意，未来的发展一定是要以文化为中心。中国的各个阶层也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没有文化的中国不是中国，没有国学的中国文化不是中国文化。

　　新世纪已过十年，世界仍没有变得如想象中美好，民族文化危机成为中国崛起过程中面对的障碍，文化迷茫与道德失范是中国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困境，这些都是已经出现并将在未来继续困扰中国人的问题，回归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未尝不是一种解决之道。

　　★推荐理由

　　中国未来十年一定会是传统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而现在国学连最基本的“合法性”都没有，谈何出现领军人物呢？

　　【乡村民主实践者：杨云标和袁天鹏】让农民学会“我反对”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2008年，安徽青年杨云标已经在他的家乡——皖西地区的南塘村，做了10年农民合作社。从1990年代末的依法维权开始，他逐渐带动农民形成自己的文艺队、老人协会，社员们合作生产绿色蔬菜、建立资金互助，直到开办酒厂，收入逐渐增长。拥有四百多户会员的南塘兴农合作社，是中国新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早涌现出来的典范之一。

　　农民组织化的题中之义，是让社员成为现代公民，开会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生活”。杨云标经常开会开得郁闷。跑题、一言堂和野蛮争论的背后，是熟人社会的沟通惯性——要么权威强制，要么一团和气，要么边界含混、言不及义。

　　当他经人介绍认识袁天鹏时，并不觉得一部《罗伯特议事规则》能怎么样，虽然它是在美国广受承认的议事规则标准，对决策形成的各个环节，都做了种种具体的限定方法。

　　但两个年轻人的组合产生了聚变效应。

　　作为曾经的阿拉斯加大学学生议会议员，《罗伯特议事规则》的中文译者，袁天鹏在杨云标的“翻译”下，将582页的罗伯特议事规则介绍给南塘村民，他们将其精简为“南塘十三条”。

　　以第十一条为例，“……如果主持人有表决权应该最后表决，防止抱粗腿”，就是以如此具体的形式，一点一点明确决策中的平等关系。

　　当农民们开始习惯应用“我提议”、“我附议”、“我反对”、“我支持”、“表决开始”这些语汇，他们也就离现代性的公共参与更近了一步。

　　杨云标看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前只有全票赞成，才可能在会议上通过某个决定。一旦有人反对并且坚持，其他人碍于面子不好反驳，会议便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现在，村民们更适应分歧了。其实分歧并没有减少，而是当它出现时，人们认为正常。

　　目前，袁杨二人正在联手推进项目的二期进程——用民主规则的方法，商定出一个符合合作社自身特点和需要的章程。

　　规则的潜移默化，是现代公民意识的点滴渗透。面对未来十年还将涌现的大量社会矛盾，短期而言，需要有效的协商机制；长远来看，需要更广泛的公民意识、公民教育，不断发育、增强的公共协商和参与能力。

　　后者，将直接影响社会沟通机制和对话成效，更是中国公民社会建设的根本。只有当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体进入现代性轨道，一个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才能稳步前行。

　　在此意义上，杨云标和袁天鹏的组合，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

　　★推荐理由

　　当农民们开始习惯应用“我提议”、“我附议”、“我反对”、“我支持”、“表决开始”这些语汇，他们也就离现代性的公共参与更近了一步。

　　【哲学家：空缺】焊接断裂的传统与剧变的社会

　　南方周末记者 朝格图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得到过一种标准答案：物质。人们在日常行为中不断践履着这个哲学信条，只是物质的概念与以往不同——它们变得不再抽象，它是房子、车，以及品牌。

　　生命是什么？存在是什么？原本应该出现在一片寂静中的寻常问题，在2010年的北京，已经被现代生活的喧嚣简化为房价和车牌。如果想在这个冬天添加点什么，那么好吧，还有大白菜的价格。

　　当然，人们对文化并非全然冷漠。颠覆世界和颠覆自我的建国后三十年，名义上的“哲学”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搅拌机，而今轰鸣远去。通过拜服在道长李一或者瑜伽教练的脚下，一些人才会觉得有所皈依。

　　2000年以降，于丹和易中天们对传统经典的解读，在学术界看来颇多微词，但就他们在屏幕前受欢迎的程度而言，普通民众对传统的乡愁仍有残留仍有需求，虽然许多人对“传统”已倍感陌生。

　　呈现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镜像中，偶像的黄昏不断来临。对儒家的疯狂颠覆，在五四运动和四九年后的批林批孔中反复掀起。孔家店被毁的同时，人们心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断裂。每个人心里都残留着一个废墟，跟这个时代的一样大。

　　由此不难理解80年代的种种寻根热潮和90年代的国学乡愁，为什么都会发生在社会急剧变化时期。那是无处安放的时代精神的种种面孔。当时进入人们新知领域里的新风潮，比如存在主义、现代诗和美学，其影响也绝不仅仅存在于狭义的知识界。

　　后革命时代，人的个性确实获得了些许解放。但如何解放，乡关何处，难以乐观。自我仍然是混沌的。在人文世界里，对扑面而来的多元信息，社会和教育都没有给出细致甄别的能力。

　　近代中国和中国人在都在不断地寻找自我，同时也想找到更多的东西，比如探究传统文化中能否开出现代的自由民主的药方。在寻根的道路上，哲学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几乎在每一个十年都发出过庄重的呼告。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十年间，类似文化事件不会少见。它们或许难以像既往那样形成风潮，但不一定不醒目。它们或许能像严谨优良的哲学著作一样，在某一瞬间让周遭事物突然向自我发问：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是谁？

　　★推荐理由

　　在我们持续加速度前进的同时，在传统与未来之间，断裂的废墟跟这个时代一样大。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将越来越多的发出这样的追问，但还没有人给出足够焊接往来的答案。

　　【慈善业：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独立之忧和人才之渴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赵一海

　　慈善业对未来10年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受制于体制性障碍，民间慈善的规模依旧羸弱。截至目前，无论公募还是非公募，各种基金会的总量仍然不足2000个，其中年收入超过1亿者更是罕有。

　　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统计，2009年所有基金会资本规模，包括政府拨款、会员费用和捐赠总共1800多亿，还远远不如美国盖茨基金会一家的资本规模。其中的大部分份额又为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官办色彩浓重的基金会占据。

　　与这些官办色彩浓重的公募基金会不同，因为不具备向公众募捐的权利，众多的非公募基金会只能依靠富人们的个人财富作为支撑。非公募基金会的出生权得到保证，但是发展权，却因为“关起门来做慈善”的制度掣肘而无法实现。

　　所以我们愿意关注“壹基金”，尤其是它的民间色彩。直到现在，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名下的他们，还是借助其名义与账号向社会公众募捐。

　　人才之渴，显然是飞速成长的中国慈善业的另一焦虑。据相关机构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的公益组织有人员扩张的计划。“现代慈善业是一项系统化工程，从宣传、策划、筹款、投资、援助到监管，就像一条完整的生产线”。

　　现任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曾公开表示，人才问题是中国慈善业的关键问题。人才比资金更加缺乏，人才比资金更为重要。

　　所以，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历史意义恰在于此：一家培养慈善业专业人才的研究院，应该出场来履行它的历史义务了。

　　研究院已经先行成立后，由从体制内退出的官员王振耀担任院长。“要让做慈善的专业模式，像麦当劳一样进行大量复制”。

　　同样受困于政策掣肘的富豪曹德旺，也与南京大学签订协议，捐赠2000万元共建“河仁社会慈善学院”——目的就在于培养专业的慈善研究者和决策者。

　　在李连杰与王石的私下交流中，亦对专业学院的数量作出构想：“20年之内，10家这样的公益学院才能满足中国慈善的需要”。

　　★推荐理由

　　中国第一所公益研究院，积极参与我国社会发展决策的研究制定，为解决中国公益工作开展和公益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提供对策服务。

　　【司法者：死刑复核法官群体】生死判官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一群二十七八岁的中国年轻人，职业生涯的开始，就是决定他人之生死。四年来，他们一直做的，本应是上帝所做之事。

　　他们常常一手扒着盒饭，一手拿着尸体照片，一开始也受不了，时间久了竟成习惯。

　　深夜，中国北京市崇文区北花市大街9号，那幢方形厚重建筑里的某个房间如果灯火通明，那可能是他们中的一位正在阅读案卷。空旷的办公楼里，灯影之下，对照口供和各种物证，头脑中一遍遍回放杀人细节，这是个惊悚的画面。这也是个难得清静的时刻，明天一早，窗外可能群论汹汹。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他们或者正在往某个看守所的路上，面见被告人讲述冤屈；或者正在抚慰被害人家属悲伤和愤懑交织的内心，对为什么不判被告人死刑，苦苦请求他们的理解。

　　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年龄体验如此关乎正义和良心的工作。他们步入法学院时，正值人权观念、正当程序的讨论在中国展开。他们继续研究生深造时，司法职业化改革开始起步。毕业时，他们可以自主地选择律师、检察官、公司法务等各种法律职业。他们最终选择了法官，成为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后，第一批复核死刑的法官。录取后的第一年，他们被分配到这个国家的东西南北各个省市，见识了刑案在中国的运作，在某个刑场上的某个瞬间，成为他们对废除死刑最直观的启蒙。

　　外界很难精确描述他们的贡献。因为死刑数字未曾公开，死刑复核权收回前后，死刑数增减无从比较。不过，下级法院已经感受到了压力，下级法官对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更加谨慎。死刑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有理由期待，他们对死刑关的严控，将对证人出庭、司法鉴定、刑讯逼供等司法顽疾发生作用。

　　废除死刑征途漫漫。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国人生命权和自由权的成色，需要他们坚守。

　　★推荐理由

　　在未来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国人生命权和自由权的成色，需要他们坚守。

　　【健康农业实践者：安金磊和小毛驴农场】传统的耕作方式被他“捡”了回来

　　南方周末记者 徐楠

　　2000年，农民安金磊在河北衡水的东紫龙村包下了40亩薄田。在村人的侧目中，他坚持收粪沤肥、轮作休耕、间作套种、覆草施肥。不但自己育种，每年让土地交替休息三个月，有些田里甚至有意不锄草，容纳一定的竞争，让草的强大根系捍卫苗的生存。最初的动机，是对稼禾土壤的本能爱惜。

　　传统的耕作方式被他“捡”了回来，他损失产量，拒绝化肥和化学杀虫剂，成了不被周围乡亲理解的人。他甚至惋惜鸟类的减少，种下四亩谷子，供养了上万只麻雀。

　　但他的棉花在一场大旱后生机盎然，远近闻名。不但产量不损，更在照此耕作6年后，卖出了数倍于市场价格的高价。

　　在灾害不绝于耳的今天，化石农业大量消耗能源、污染水体、毒化土壤，农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日渐恶化，天灾面前，生态农业的保障功能开始显现。安金磊以一人之力，在21世纪初便开始尝试重拾农业的生态属性。

　　更多的人，是随着食品安全公共事件的连续出现，随着农业环境危机的加深，开始瞩目舶来的有机农业概念和本土的自然耕法。当人们发现安金磊时，他的土壤早已经过了国际有机农业通行标准中3-5年的恢复期，积累下了本土有机农业的宝贵经验。

　　由此，他不但成了国内几乎所有倡导有机农业机构及项目的顾问，还受邀出访泰国，在云南、四川登上了“农民生计与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讲台。2006年入围“最具行动能力三农人物”评选。

　　2008年4月，占地230亩的小毛驴市民农场，在北京西郊凤凰岭山脚下创建。女博士石嫣，和一批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研究者和志愿者们，做出了社区支持农业(CSA)的公益性范例。

　　简而言之，就是城市消费者向农村生产者的联合直接采购。

　　他们接待市民参与体验耕作，为会员定期配送健康的蔬菜。他们不但希望实践食品供给的新方式，也希望给城里人提供农民的友谊、基于了解的互信，还有田间地头的回忆。

　　他们，是安金磊的城市朋友。

　　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开始走进田野，寻找耕作体验和健康饮食的亲身实践。今天，以网络为媒，结成联合采购、委托生产的食品供需关系，日渐成为风尚。

　　★推荐理由

　　在灾害不绝于耳的今天，化石农业大量消耗能源、污染水体、毒化土壤，农业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日渐恶化，安金磊以一人之力，在21世纪初便开始尝试重拾农业的生态属性。

　　【电子商务企业家：马云、李国庆、刘强东、陈年】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达

　　1999年3月，杭州教师马云辞去公职，许下“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宏愿，以50万人民币创立B2B商务网站阿里巴巴。那时的他不会想到，十一年后自己将会成为中国商界神一样的人物。

　　也是在千年之交，李国庆与妻子共同创办网上书店当当网，历经十余年艰辛，今年12月终于在美国纽约交易所敲响了挂牌上市的钟声。李国庆宣称上市后当当网资金充足，“将随时应对一切价格战”。这句话，他是说给京东商城CEO刘强东听的，这家与当当网同为B2C模式的网购平台一直专注于数码产品在线销售，今年销售额过百亿，正对在线图书销售市场虎视眈眈。

　　在刘强东创办京东商城的2004年，当当网的老对手卓越网“下嫁”美国亚马逊，其执行副总裁陈年离职后于2007年创建网络服装直销品牌VANCL(凡客诚品)。短短3年间，VANCL的销售额已升至40亿元，跻身中国B2C领域收入规模前四位。

　　上面一个个商业奇迹都发生在电子商务领域。过去十年间，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变革中国制造，成为商界一道标志性的景观。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0年6月，网络购物、网上支付、网上银行三个电子商务应用领域的用户规模分别达到1.42亿、1.28亿、1.22亿。工信部官员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从1.5万亿元增加到约4.5万亿元，预计2010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将超过4万亿元，网络购物金额将超过4000亿元。

　　电子商务公司利用其无限靠近市场端的优势，充分把握客户的需求，反向获取和匹配上游产业链资源，降低中间成本和渠道费用，从而帮助挣扎在制造链上的企业快速觅得市场出口，也将节省下的成本和费用返利给消费者——这在中国制造过剩、亟待扩大内需的时代背景下尤为可贵。

　　★推荐理由

　　电子商务已经证明并将在未来十年继续证明，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生态规划师：俞孔坚】野草让城市更美好

　　南方周末记者 何海宁

　　如果俞孔坚的理念得以实施的话，中国城市规划将迎来一场彻底的革命。而越来越多的城市邀请函证明，他的设想不再是书本上的寓言，可能在未来10年，这个原本只是边缘的规划理论，会变成炙手可热的主流。

　　1997年，这名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回国创办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时，在官方注册里还找不到“景观设计”这个行业名称。他的理念与城市主政者相左，他向以前采访的记者抱怨：“我好像一直在撕一张网。”

　　如今，已有195个城市在推广俞孔坚的规划理论，他的设计作品获得了10多次国际大奖。今年，他设计的上海世博后滩公园获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的杰出项目奖，评语简洁明了：“上海后滩公园：作为生命系统的景观”。

　　俞孔坚的规划是“反规划”，认为主政者思考的不应是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力图将城市还原为一个自我循环的生态系统，减少人为干涉。

　　他创办的土人景观设计事务所有本“土人宝典”：所有的植物不要大棚培养；步行道路不能有高出绿地的道牙，以便让雨水流回土地；地面尽量不铺装，必须铺装的时候选用渗水材料……

　　中国各大城市进行的化妆运动，这名47岁的生态设计者要为之卸妆。

　　积重难返的中国城市正需要一场生态革命，发达国家经历的“美化运动”正在中国上演：宽马路、大广场、硬化水道、破坏乡土自然景观，城市里只有景观工程、为汽车建造的柏油大道。道路拥堵、水涝灾害、生活空间压抑等城市病成为众矢之的。俞孔坚坚持的生态设计方案，也正是中国城市可供选择的第二条道路。“这将会是一场革命，建立一种新文化、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审美观。”俞孔坚说。

　　或许我们可以享受到这样的城市生活：在两边野草的簇拥下，我们沿着慢道，骑着自行车横穿北京城，只花了1个小时，就从西边来到了东边。

　　★推荐理由

　　俞孔坚的规划是“反规划”：主政者思考的不应是建什么，而是不建什么。如今，已有195个城市在实践他的理论。

　　【大学校长：空缺】不破旧体制，没有新校长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如果时光倒流一百年，我们的预测会容易许多。

　　时值天朝崩溃前夜，42岁的蔡元培正在德国留学，一位大教育家的潜质已经显现。此前，他弃官从教，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又在接近不惑之年时远赴德国，只因“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吾将求学于德”。

　　其后的事实人尽皆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回国；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底，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高举“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旗，实行教授治校，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大学校长，被国人挂念至今。

　　告别帝制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教育却一直是心头之痛。许多人认为，未来十年内中国亟待出现一位蔡元培式的大学校长，否则“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只能是痴人说梦。“现在中国教育界处于一种混沌不清的状态，许多体制障碍都还没有打开缺口。”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如果没有打破体制的勇气，是成不了优秀大学校长的。”

　　朱清时所言的体制障碍表现在许多方面，从他创办南方科技大学的个中艰辛即可窥豹一斑。

　　被体制束缚的校长们施展空间有限，最多只能打打亲民牌，在毕业典礼上讲点网络流行语。当下的中国大学涌现了“根叔”(华中科大校长李培根)、“凤哥”(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良哥”(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陈章良)，却无法诞生蔡先生。

　　教育学者熊丙奇则指出，“行政化”是妨碍好校长出现的关键，因为“在行政化的体制下，校长的追求不在教育，而在当官”。

　　因此，未来十年中国能否出现优秀的大学校长，取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进程。“国家必须解放思想，深化各项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赋予大学独立自主办学权。”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说。

　　★推荐理由

　　如果没有打破体制的勇气，是成不了优秀大学校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