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产税之累

　　广州房价又涨了，珠江新城的新楼盘价格已经达到5万一平，荷光路上的小产权房租金也上涨100-200元不等。2010年全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仍处于上升通道。11月份，70个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7%、环比上涨0.3%。

　　人们期待的可能对房价带来转折的房产税到底征不征、怎么征，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影响近期市场的一大热点。然而，猜想过后，政府紧急“辟谣”，让一度被炒热的这个概念暂时冷却。与其他领域一样，辟谣之后是市场更大的期待，似乎房产税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只待政府“半夜鸡叫”式的通告就要出台。

　　纠结房产税

　　让人们猜想不透的是，政府搞出了两个房产税方案，一个是重庆方案，一个是上海方案，前者针对高档住宅，比如别墅和超过200平米的大房子，后者以面积和价值为主要计征标准，从增量扩展至存量。

　　根据惯例，经过几年的试点，最后极有可能出台一个结合两种模式的综合方案推广全国，结合存量和增量，采取超额累进制，降低起征点，将最广大的有房户收入囊中，以便扩大税基，方便征管，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征税收益，保证税收的稳定增长（为地方增加稳定的财政收入也是房产税改革的初衷之一），让房产税的方案之惑画上句号。再经过几年实施，根据社会反响调高起征面积，这种个税走过路，希望不要在房产税上重演。

　　房产税如果在设计中摆脱不了税收逆向调节的阴影，将步个人所得税的后尘。由于购房和装修成本的刚性和不透明，新增房产税将被以其他成本的形式转嫁到更下游的买房人身上，对高房价于事无补。对租房人来说，他们会面临更高的房租。而对拥有多套房的人和炒房者，房产税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该买还是要买，最后转手或者出租即可，最终承担的还是买不起房的租房人和接最后一棒的普通购房者。

　　中国以流转税为主，这种税制其实是人头税的翻版，后来改革的个人所得税也落入人头税的俗套，今后要开征的房产税未必不是同样的结局。房产税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税种的问题，它或将与改革后的个人所得税一样，最终由弱势群体掏腰包，成为政府增加收入的又一法门。这就是中国财税体制开出的异形之花，结局几乎无可避免。

　　再难承受的重负

　　美国《福布斯》杂志每年一次的税收痛苦指数评比中，中国都高居前列。2010年，中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第一和第二分别是法国和比利时。

　　中国人的税费实在不低，每个人只要看看自己的工资单都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税费能够降下来，职工能拿到手的工资会高得多，企业开出的工资也会更有竞争力。

　　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国家税收就开始超GDP增长，近年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更是家常便饭，平均幅度超过GDP增速20%以上，而经济增长的常态维持在10%左右。税收增速连续多年超规模增长，只能说明政府在财富分配中的地位越来越强势，企业、个人和其他社会组织能得到的份额相对减少。

　　政府，为谁理财

　　税收原本是政府为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收入，政府收税越多，向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应该是量上越多、质上越好。只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政府的税收超常增长，但公共服务并没有跟上，是典型的高税收、低福利。反观北欧，则是以高税收下的高福利著称，《福布斯》盖洛普幸福指数调查显示，典型的北欧四国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在155个受调查国家中排名前四。

　　我们需要的是为百姓理财、而不是为自己敛财的政府。事实上，无论是北欧模式、美英模式，还是韩国、台湾模式，最终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税收的借鉴对象，因为有一样最核心的内容中国很难马上具备，那就是阳光财政下的预算透明。没有这个前提，一切税种都将成为政府的敛财手段。

　　对中国人来说，一是减税，二是减税，第三还是减税，政府“少取”，就是对老百姓的“多予”，就是让利于民，还利于民，藏富于民。所以，警惕政府出台任何新的税种，对民众来说都是必须的。因为政府把钱用在哪里，民众无法监督。

　　英国《权利法案》禁止国王未经纳税人许可胡乱征税；法国大革命前的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农民承担着最大的纳税义务却享有最少的权利，为反对国王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税收桎梏掀起法国大革命；英国向北美殖民地增收印花税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及荷兰的建国，都是政府与纳税人关系恶化的典型。中国历史上，由苛捐杂税引起的农民暴动更是此起彼伏。

　　这个世界，终究该是纳税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