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喆：我理解的“个性”二字，就是官员贪腐的特殊性，包含了两层含义。第一，是腐败形式的特殊性。这些贪官的“个性”手段，本质上属于腐败分子的创新方式，是他们创造出的一种新的贪腐形式，用来达到以权谋私的目的。这些手段有别于以往，带有一定的隐蔽性。在监督时，往往会忽略这些手段。第二，他们也具备其他贪官的共性，又在共性下发展出“个性”。比如利用情妇腐败，以前常见的是贪官让情妇的公司包揽工程，而“个性贪官”杭州市江干区城建办原主任乔志东不是这样，他让情妇直接出面，向老板、包工头索贿。万一事发，他可以以“不知情”的名义辩解。

　　环球人物杂志：能否点评一下您印象较深的“个性贪官”？

　　林喆：“个性贪官”的案例与以前的案例有所不同。以前受贿就是受贿，现在这些“个性贪官”受贿都很滑稽。广东省增城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邱伙胜“含泪”受贿，号称如果不给钱，他和他老婆就要跳楼了，“以情动人”地去索贿。以前贪官想往上走，靠的是买官卖官，但“个性贪官”里的王亚丽却是靠造假，除了性别是真的，学历、党龄、工作时间都是假的。以前贪官习惯一次腐败出“天文数字”，现在是玩“蚂蚁啃骨头”。河南封丘原县委书记李荫奎在任职期间贪污受贿总额上千万元，但分为1575次受贿，创下县委书记受贿次数之最。以前官员落马重点查的是个人名下资产，但中山市原市长李启红案发后是查出整个家族资产达20个亿。而且她利用权力，依靠政策的倾斜，影响股票走向、房市走向，为家族敛财提供方便，这也是很特殊的。

　　环球人物杂志：贪官有“个性”，是否意味着反腐难度在加大？

　　林喆: “个性贪官”的出现，是向反腐败提出的挑战。贪官的贪腐手段不断变化，其危害性在增加。比如，2010年出现了“坐牢补偿费”这种新的腐败形式。贪官入狱后，一些行贿者觉得他出狱后还有可用之处，继续送财物。但此时，贪官的官员身份已经被剥夺，只是一个权利受到限制的公民，通俗地讲是个“受限制的普通人”，这种身份还算不算受贿呢？这要求纪检部门对这些新问题进行研究，反腐败的手段也应随之变化，掌握腐败分子新的手法，对其给予坚决的打击。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谈到贪官大家不注意，而一说“个性贪官”就很关注呢？

　　林喆：人们总是会对比较新鲜的东西感兴趣。当大家对贪腐行为习以为常的时候，对新形式的“个性贪污”就会充满好奇，因为里面有些东西很搞笑，比如“含泪”索贿，民众觉得不可思议，便会给予更多的关注。我相信，如果出现了“个性反腐”，民众也一定会关注的。

　　环球人物杂志：针对“个性化腐败”的趋势，我们有哪些措施？

　　林喆：无论贪官有怎样的“个性”，我们的防范措施应该是共性化的，就是坚持十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这些方针对任何个性化腐败都是行之有效的。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点，看过这些“个性贪官”的资料后，我感到非常恶心。这些官员竟然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根本不知道“廉耻”为何物，突破了人性的底线。我们要自问：这些干部是怎么被提拔的？有的在位在岗10多年，要不是落马的话，都不知道他（她）竟然做过这么多可耻的事。这对我们的用人制度和监督制度提出了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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