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GDP居世界第二被指意义不大 多领域仍落后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I北京报道

　　2010年中国GDP毫无悬念地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

　　50年前中国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时，曾被国际上认为是“天方夜谭”。

　　值得关注的是，从政府到民间，面对这样的成绩却似乎“无动于衷”，世界第二的位置，不仅不值得炫耀、自夸，甚至被普遍认为 “意义不大”。

　　尽管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与全球第一的美国仍相差甚远。据统计，中国和日本GDP总量相加，远低于美国的2010年14.66万亿美元。

　　世界银行2009年的数据显示，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124位。此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按人均计算，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较贫穷的国家之一。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表示，中国的人均GDP为3800美元，“在全球排在105位左右”。

　　事实上，除了人均指标在世界排名靠后，中国在医疗、教育以及环境等较多领域仍比较落后。以医疗为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等综合性评估排名，中国位居第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排第4位。

　　日本经济财政相与谢野馨就“2010年日本名义GDP被中国赶超”回应称：“日本将不会与中国竞争GDP排名，我们搞经济不是为了争排名，而是为了使日本国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毫无疑问，在下一个五年，中国经济发展有了新目标，衡量发展成果的指标也应顺时而变。

　　GDP高速

　　最近10年，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大跨步前进。

　　2005年底，中国GDP增加16.8%，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06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7年，中国GDP增速为13%，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仅仅3年之后，中国GDP便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中国的GDP从1978年的2683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5.879万亿美元，30余年间增长了20余倍，平均增速接近10%，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

　　从多省区市的情况看，GDP超万亿(人民币)的省份迅速增加，有些省份“富可敌国”，甚至赶超当年的“亚洲四小龙”。

　　在2009年14个省(市、区)GDP总量超万亿元后，2010年“万亿俱乐部”新增加3名成员，达到17个。其中，东部的广东、山东已经超过4万亿，中西部地区增长也十分强劲：内蒙古、黑龙江和陕西迈入“万亿俱乐部”，辽宁和四川超过上海跃居第七位和第八位。

　　在全国各地正在制定和实施的“十二五”规划中，尽管为“规划”定调的中共中央有关建议明显淡化了GDP指标，但多个省市仍然抛出了雄心勃勃的GDP增长计划。

　　重庆市确定未来五年GDP年均增长目标为12.5%，在2010年基础上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8000美元。

　　安徽省力争到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GDP破2万亿元，主要指标增速位居中部前列。

　　广西也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的目标，力争“十二五”期末实现翻一番。

　　黑龙江省规划：到2015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分别比2010年翻一番，使“十二五”成为该省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时期。

　　其他如福建、贵州等省区也提出GDP总量实现翻一番，甚至连地处较为偏远的西藏亦确定年均增长要达到12%以上。

　　地级、县级政府的经济增长目标也“毫不逊色”。如昆明提出的“十二五”目标是：人均GDP比2000年翻两番，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以上；珠海提出的是：“十二五”期间GDP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超过两万美元。

　　“失衡”的增长

　　目前，我国经济总量、财政收入位居世界前列，但居民收入水平及增长速度却不能与之匹配。公开数据显示，1978－2007年间，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5.65%下降到11.15%；全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62.34%下降到42.60%。

　　与此同时，1978-2007年间的GDP年均增长速度是9.8%，居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是7%，居民消费支出年均增长8.8%。居民收入增速不仅低于GDP增速，还低于消费支出增速。

　　正是由于这个比重的不断下降，才导致了我国经济的失衡状态，即当下的GDP比重中，国内居民消费不到35%，而投资与净出口却占了65%，由此形成了典型的投资扩张而内需不足的经济模式。

　　相应的，我国各级部门行政开支比例却不断上升。当前我国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收入的26%，而日本只占3%，欧洲许多国家也不到4%。近20年来，我国每年的GDP增长率不到10%，而税收和行政费用的开支增长速度都在20%～30%。

　　多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受“唯GDP论”影响，把过多的资源用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既影响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也制造了财政饥渴，还迫使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拉高财政收入，从而直接影响居民收入。结果使居民收入赶不上GDP， 更赶不上财政收入迅猛的增长。

　　数据显示，在“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增速超过10%，而财政收入年均在2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速。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学部委员程恩富认为，在科学发展的前提下，改善民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衡量经济发展程度与经济实力，不只是看GDP指标，首先应看民众收入多少，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高低，以及“幸福感”的高低，这体现了GDP的含金量。否则，单纯的GDP增长是毫无意义的，此种GDP对公众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

　　“当前，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资源、环境、体制、科技等方方面面‘瓶颈’因素的制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执行院长吕本富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先后采取了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实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内需拉动居民消费、制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等措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等措施，但短期内不可能有明显效果。”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依然是比较粗放的，靠拼资源、大量消耗土地、搞人海战术获得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依然面临‘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局面。”吕本富强调。